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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视角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微小，微小到只有出租车的玻璃窗那么大。 保加利亚，这个人口不足800万，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欧小国，不仅面临着移民、腐败、失业等尖锐的矛盾，还承受着苏联解体遗留下来的动荡和贫穷。人们痛恨苦难，但是，伟大的艺术却往往在苦难中生长。 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保加利亚导演Stephan Komandarev的作品《方向》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部电影从出租车司机的视角出发，直视保加利亚社会的种种矛盾，毫不留情地撕下遮掩的面纱。 导演兼编剧StephanKomandarev 影片并非围绕单一主题，而是试图从司法机关腐败、人才流失、教育投资赔本、婚姻道德沦丧、人情淡薄、信仰破裂等几个方面重建社会毒瘤的全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极富才华的导演巧妙地将6位出租车司机在24小时之内的见闻串联起来，让每一位司机都承载了一个子主题。 故事由清晨的一声枪响开始。出租车司机Mikhail经营的小店濒临破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却遭到敲诈，他震惊之余向法院起诉，却发现司法机关与银行是一丘之貉，绝望之下枪杀了敲诈的银行家，随后饮弹自尽。他的心脏准备移植给一位失业的面包师，而这起暴力事件在出租车的广播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夜幕降临，一位接一位的出租车司机收听着广播，同时与各式各样的人相遇。 枪杀银行家的出租车司机Mikhail 律师Georgiev 正是Mikhail的案件中的参与者之一，他夜晚打车归家，却遇到了黑车，司机还向他推销非法来源的衣物。Georgiev拒绝支付贵的离谱的车费，与司机起了肢体冲突，抓起一块砖头砸晕了司机。他以为犯下命案，惊恐异常，然而司机却悠悠醒来，还扬言要报复他。司机最终的死活没有交代，但是我们通过广播里的暗示有理由相信这起事件结束于暴力。 当人们无法从合法渠道争取到正义时，暴力就成为可以接受的问题解决方式。Georgiev作为司法机构的象征受到非法势力的公然挑衅，卷入了一场暴力争斗。看似平常的一起纷争由于二人的身份变得滑稽与讽刺，司机的言语也反映出人们对司法机构腐败现状的普遍认同。 卷入暴力冲突的律师Georgiev 身为体育老师的Zhorko夜晚开出租补贴家用，救下了一位在立交桥上企图自杀的高中教师。教师有着令人艳羡的高等教育背景，会说7国语言，然而领着微薄的薪资，供养着全职太太和两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社会并没有为付出高额教育投资的人提供相应的回报，保加利亚对精英的漠视逼迫人才外流，如移民德国的赶去做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同时让无处可去的人们受尽折磨。 正如外科医生所说，保加利亚只有乐观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选择移民，悲观主义者选择死亡。保加利亚移民出国的人口多达三分之一，同时又有大量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力竞争，也为上升的犯罪率作出了贡献。 生活拮据企图自杀的教师 影片还通过各种细节来展现婚姻的不忠和人情的冷淡。丈夫骗妻子出差却与情人会面，热恋的女友选择分手移民国外，丧子的老人欲与人诉说却无人理会，只能面对一只流浪狗含泪倾诉。 痛失爱子的老人只能与狗倾诉 《方向》，影片的名字试图引发人们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深思。社会的分崩离析影响到下一代的人生，孩子才是决定未来方向的根本力量。影片以Mikhail的女儿在大雪中徒步上学作为结束，让人不禁想起搭乘出租车的妓女对Mikhail的辱骂：“你的女儿以后也会成为妓女。”自杀的父亲，出轨的丈夫，贫困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未来将如何？影片中屡屡提到孩子，今天社会加诸于底层人们的罪恶终将会延续到下一代，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阻碍。 自杀司机Mikhail上高中的女儿 影片在叙事方面，时间线是扭曲的，每个司机的故事不是按照顺序发生的。第一个司机搭载心脏外科医生和最后一个司机搭载做心脏手术的面包师的时间应该是相近的，各个司机的故事只不过是同一个夜晚的片段组合，给人一种长夜无尽的错觉。 在拍摄技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每个司机的故事都发生在一段车程的时间内，由一个镜头一气呵成，立交桥救人的桥段更是长达18分钟。导演Stephan Komandarev 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影片的现实主义和真实感。在正式拍摄之前，所有人员都到位，先用小型的摄像机预演多次，将素材剪辑成110分钟左右的片子，然后再进入正式拍摄，较困难的场景拍摄达10次之多。 以司机为视角的长镜头 《方向》这部影片在反映社会矛盾方面和美国影片《Crash》不无相似之处，虽然《Crash》只聚焦于种族问题，但同样是展现几个不同家庭的生活，将冲突提纯且极端化。不同的是，《方向》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透过底层人们的眼睛慢慢将这个社会的样貌平铺开来，而《Crash》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观众更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在表达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可以说，导演选取的出租车司机的人物视角和长镜头的表现手法的确显著增强了影片的代入感。 不仅如此，车里车外跟随司机移动的镜头让我们产生一种第三者凝视的感觉，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眼在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在影片的最后，重病的面包师质疑上帝的存在，指责“他”在人们受痛苦折磨的时候视若不见。上帝的凝视已经随保加利亚三分之一的人口一同离开了，但是电影还在，电影为人们观察世界提供了另一个窗口。导演Stephan Komandarev 表示拍摄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在社会激发一场争论，他们将通过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来推广影片，让更多人意识到是时候把握前进的方向了。艺术来自生活，艺术改变生活，也许这是电影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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