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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凡人宋福顺 ① 】没有比我再苦的人了

2021-09-11  锦溪苑

作者简介

宋福顺   乳名 : 宋土生,别名宋立志。生于1935年,冯匠村人,中共党员。锦溪社友。

回 忆 我 的 童 年

  宋福顺


我1935年生于冯匠村,名叫宋福顺,乳名宋生土,还有一个名字是宋立业,这几个名字时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从我五岁记事起,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大姐、二姐(叔父的女儿)、弟弟和我共八口人。父亲和叔父是双胞胎,没有分过家。1940年叔父因病早逝,婶母另嫁,他们的女儿(我叫二姐)就由我父亲抚养。全家生活的主要来源是依靠租种本村大社的四亩坡地和父亲长年在外当长工、打短工、下煤窑、拉水包和挖黑土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终年的辛苦,仍然是吃不饱穿不上,糠菜参半艰苦度日,身上穿的是破烂加补丁的衣裳。

1943年是我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躲反。1943年初春,日本鬼子常来我村扰乱,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到小东沟村姥姥家躲反。一天有人说:“老日本快进村了!”一时村里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跑着到村外边的土窑里躲日本去了,母亲是双目失明,我年龄又小,引着母亲走的很慢。我们刚走到村口的青石坡上,老日本来了,在村里他们找不到人,出村在青石坡撵上了我们母子俩,他们气势汹汹地将我母亲推倒在地,把我推到了坡边的一个泊池里,他们就走了。幸亏泊池水浅,我漂在水面,一个老爷爷把我救上来,我才躲过了这个鬼门关。

生病。还是这一年入夏时,我九虚岁,一场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的严重的天花病,全身起了大水泡,发高烧、人昏迷,肚里无食充饥,身无衣遮体,赤身躺在脚底的的烂席片上,全身浮肿,骨瘦如柴。母亲心酸地痛苦,家里没钱求医治病,只好挺在家里,或死或活,靠老天保佑。

不能等死。母亲在邻居的帮助下,使用土方法煮艾叶热气腾,用冷毛巾敷降温,用热温水洗身等方法,坚持了一个月。也不知是不是母亲烧香求神感动了上帝的缘故,我的病由重转轻逐渐好转,两个多月以后完全好了。我在死亡线上又一次逃生了。欣喜的是也没有留下人称“麻子”后遗症。

挨打。这一年里我挨过两次打,第一次挨的是日本人的打,第二次挨的是富农分子的打。

1943年正是灾荒年,穷人把地里的野菜都挖完了,听人说城墙里头的灰菜多的是,大人不敢进城。夏日有一天我和朱贵宝、宋小妞(女孩)三个孩子一起到城里挖野菜。进了头一道西城门,他们没见一个人,又进了第二道里城门,城门根北边的台阶上有座小房子,里面有两个日本人,小房门外还有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在站岗。他们三个人往里走了没几步,小房里的日本兵跑到出来到孩子的跟前,让我们站着排成一行,又把我们手里提的篮子甩掉,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左右打了几巴掌,在屁股上捣了几枪托后放我们走了。没弄上野菜,还挨了一顿打,回到家倒了三四天,身上还有点疼痛。

1942至1943年,我父亲给我村一家富农当长工,每天干的是牛马不如的活,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干活相当累,白天上地劳动,中午吃罢饭还得给牲口和他们家里担水,黑夜住在马房喂骡马,雪雨天也不让休息,在马房给牲口铡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秋收,有一天父亲在四口场给他们碾谷时,我也在场玩耍,无意间在场西边他的棉花地里摘了两个棉桃玩,有人向他告了我的状,当时他就来到场二话没说,打了我两巴掌,又踢了我几脚,踩烂了两个棉桃走了。打了我还没有出了他的气,第二天也不让我父亲给他家当长工了。

受惊。1943年的初冬,家里粮食升合无有,母亲让我跟上在李寨望圣头村开饭店的本家七爷到我父亲那里取点打工挣的小米。记得我吗是后半夜走了,天明走到了二十里铺西边山上的小路口时,不远处有人喊着让我们“站住”、“口令!”,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七爷猛地拉住我的手不往前走往回跑。那些人在后面追,追上拦住我们问:你们是哪来的,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到哪里去,要干什么等等,七爷做了回答他们又说:”这里禁止人通行,有危险。“他们还派人把我俩送出了禁区外通往李寨的便道。

当天中午到了父亲打工的底道街村,我们把来时在路上遇到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下,那里的主人才告诉我们说:“李寨周边的大部分村庄经常有八路军在这里活动,你们遇到的不是国民党军队,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为防备五魁山上的日本鬼子来这一带扰乱扫荡,在大路小道上埋上了地雷,大小道的出入口昼夜有游击队放暗哨看守”这时我们才明白是虚惊了一场。

回忆起来那次李寨之行,要不是遇上八路军游击队,若误入禁区将会断送性命。真是既后怕又幸运啊。

民国三十一年夏收前,我那年八岁,遭遇到了蝗灾,遮天盖地的蝗虫有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把将要收割的麦穗全部咬掉在地上,谷子和大秋作物吃成光杆。外村有人雇人拾麦穗。大姐和我到南畔村给一家姓邱的拾麦穗,一天拾是麦穗过秤后按五五分成。把挣回的麦穗捶下粒来,小麦上碾推成卖圪糁,熬成稀糊糊充饥。父亲打工挣的小米和租土地打的粮食,一年下来,除了交大社的地租和日本人的苛捐杂税外,粮食所剩无几,全家主要靠吃粗糠、白萝卜和瓜果等,在搭配上一点粮食度日月,总算熬过了民国三十一年。

迎来的民国三十二年更是雪上加霜,这年是个大灾年,天旱无雨,粮食颗粒无收。我家穷的更厉害,吃无食,穿无衣,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今天愁明天,日子过的比黄连还苦。村里的大部分家户变成了穷苦人家,穷人为了死里逃生,所以那时出现了卖儿卖女,有的外出逃荒,有的去大同下煤窑,有的被人贩子拐卖,还有个别人在家里被活活饿死。回忆起来,灾荒年村里走出去的有百余口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我的家也不例外,算是穷苦人家中的最穷一家。我的二姐宋月平在三十二年也是被人贩子骗走拐卖无音无信的。在2002年7月份有一天,我村宋存炉领着两个人到我家说是来找我的,我也不认识来人,后来他们掏出了一张纸给了我,我一看,才明白他给我的那张纸上写的是我村的村名,和我生父全家人的乳名,上面还写着我二姐宋月平的名字。我心中暗想,二姐还在世上,这是她派人回家寻根找祖的。我问他们你是宋月平的什么人?给我那张纸的人说:“宋月平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大儿子,名叫张耀庭,他是母亲的孙子,我的儿子,叫张平。我的家是山西省原平市西镇乡后沙城村。父母身体都健康,我兄妹三人都成家,母亲已73岁了,十几年来多次叫我来故乡寻亲,没有时间来。我是教师,抽放暑假这个时间,来晋城为母亲圆寻根认祖这个梦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几张家照。”我二姐从灾荒年拐卖至今已六十余载,虽然寻见了根,认了祖,但她还没有回过家。二姐的儿孙临走时,到我二姐生养和幼年居住过,在旧社会被村大社村长没收的祖房看了看,在房里房外照了两张相片带回了家。他们拍照的用意,一是作为来晋城寻根认亲的留念,二是回去让她母亲看一看,这就是她小时候在故乡生活过的旧居。

话说二姐被拐卖后,家里还有五口人,灾荒年的日子越过越艰苦,生活无法维持,向亲友借粮借不上,向富家讨饭每人给,全家人依靠吃粗糠、剜野菜、剥树皮、刨树根、挖尖根填肚子充饥,把枕头里装的旧油糠都倒出来吃了。肚子饿的咕咕叫,人有气无力,路走不动,全身浮肿,身瘦的大风都能吹走。亲生父母谁也顾不了谁,双亲哭在脸上疼在心里,又怕把我们兄妹三人饿死,打短工挣的少退掉不干。父亲有找人去道头村给一个人送外号“鬼三倒”的人干活,在吕匠村西开的煤矿(水口窑)劳动,不休息上双班,白天在煤场卖煤看场,晚上在水窑口拉水包。身体都累坏了,还是维持不了五个人的生活。

万恶的旧社会没穷人的活路。到民国三十二年的秋后,日伪政府要粮交农税,村老社催要租地粮,把穷人往死路上逼。灾荒年颗粒不收,无粮交农税和地租,村老社头头就把 家住的楼房五间(现村玉屏广场北)全部没收,分文未付抵交了民国三十二年的农税和地租。没收房子后不到十天就逼我们搬家交房,我家无处可搬,老社就让我家搬到东庙西屋,这房无窗无门无法居住,他们用谷草挡了窗户,西屋里外两个门用高粱杆编了两个门安上,就让我们搬了进去。炕上铺了一个烂席片,生活取暖没煤烧,大姐和我在野外到处拾焦炭和柴禾烧火。那时正处深冬,天气很冷,白天能将就,晚上受不了,睡觉时五个人不脱衣服,穿着破衣烂裤,躺在一个炕上,盖着一条烂被子,你一拽,我一拉,谁也盖不住,冻的受不了,起床在火里烧着柴,五个人围在火边取暖。

无奈何,为养活我们母子四人,父亲忍饥挨饿,喝是糠面糊糊,配着白菜帮叶,饿着肚子和我村宋老元大伯两人到西关后圪瘩村北的岭上给一个资本家开的黑土窑上挖黑土去了。

有一个大雪天下午,南连氏村我四姑父来家有事找我父亲,父亲还在黑土窑上班没有回来,非让我去叫。大雪天我来到黑土窑时,井下的人都下班上来了,我父亲下班也走到井底。因下班忘了拿棉衣,又返回巷道里取棉衣,不巧碰上一批黑土塌下来把我父亲埋住了。这时下班的人都走了无人救,父亲被压死了。当时我九岁,弟弟六岁,母亲看不见,大姐到处找人,谁都不管,知道现在我父亲的尸骨还埋在黑土窑里没归故土。

父亲去世后,我们母子四人无依无靠,日子更加难过,眼看我们就要饿死,只好求亲戚帮助。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远走陵川附城镇求我三姑父救生,到姑父家一看来了我们四个人,母亲向姑父说明了来意。住了十几天时间,姑父也无力照顾我们,他和母亲商量了一个救生办法:帮大姐找个婆家嫁到附城,把弟弟送给附城一个无儿无女的家庭换粮食,让母亲和我带上弟弟换来的粮食回家度日。一天,我和母亲带着弟弟换来了一斗小米往家返,从早上到天黑才走过了巴公。一天母子俩汤水未进,又饥又饿又累,黑夜就住在半路上的土窑里睡着了,背的一斗小米夜里也被小偷拿走了。天明母子俩两手空空回到了南连氏村四姑家。住了几天,又回到了东庙过苦日子。母子俩肚里饿的,身上冻的,吃穿无着,母亲拄着棍子摸着路,到村里一些人家要点吃的,拿回庙里让我吃。

母亲怕我饿死,狠下决心,忍痛舍子让我逃生。背着我到三通号我本族家宋之举大伯家,让他找个合适人家把我给出去。

在民国三十二年的腊月,我时年九岁,由宋之举大伯中介,经过母亲同意,愿将我过继给村东头宋芝兰门下抚养,成为养父子关系,并立下“改名不改姓,一门两不绝,在养父家生活,两方老人晚年时养老送终”为主要内容的协议书。当着中介人把我出生时起的乳名宋土生改为宋福顺,按照养父家族的家谱,把我排在“立”字辈,故取名宋立业。

从1940年到1943年,由于处在人吃人和人剥削人的万恶的旧社会,再加上三十二年灾荒年的降临,老天爷又不睁眼,不给穷人留活路,在这四年当中,害得我们一个八口之家,有死去的,有改嫁的,有被拐卖的,有嫁出去的,我们兄弟俩都过继给人家当养子,一家八口就减少了七人,只剩下可怜孤苦的母亲一人在破庙中苦度时光。真可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

母亲看不见,一人无法生活,将母亲从东庙搬到村中宋义昌院东北小屋居住,生活由我们姐弟俩照料。后母亲嫁人,住在大庙下东屋,直至1955年病逝送终。

1945年,一声春雷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拨开乌云见太阳,全国人民得解放,穷苦大众翻了身,从此过上好时光,感谢恩人毛主席,唱歌跳舞喜洋洋。

解放后国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首先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时,村农会组织全村劳苦大众,多次召开对地主和富农分子的批斗会,有好几次晚上,养父引着我到农会院、怀善场、发旺院大门口参加过斗争会,也亲眼见过农会给贫下中农分胜利果实(粮食、衣被、农用家具、牲畜等)、分土地、房屋,领土地证时,农会领导宋起兴亲自叫过我两次,到农会去领没收我家五间楼房的土地证,那时我年纪小,主不了大事,养父思想又不通,怕日后地富分子倒算,坚决不让我去领土地证。

解放初期,我参加过“儿童团”,拿着红缨枪,分别在我村西堂阁口,村北四口,石坡底东房、东阁上多次站过岗,放过哨。

我的童年时代,随着“儿童团”的消失而告终。

我生在旧社会,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长在新社会,享尽了新社会的富。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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