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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党锢之祸,外戚阉宦不过是“背锅侠”,幕后真凶其实另有其人

2021-09-12  浩然文史

东汉的儿皇帝

说起东汉“党锢之祸”来,很多了解东汉史的朋友都会脱口而出:不就是专擅朝政的外戚和阉宦,为维护私利,多次迫害宣扬强化皇权的儒学士大夫吗?这种说法虽不能说全错,至少在东汉中后期的几次党争中确实如此,但若说整个东汉中后期的党争,乃至党人的禁锢,都是外戚或阉宦对儒学士大夫的打击、迫害,则非历史的真相了。那么东汉中后期的党争中,迫害儒学士大夫们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

一、外戚阉宦擅政是党争爆发根源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他沿循西汉后期制度,在朝廷中设尚书台,扩大其权柄,使其总揽行政权;以丞相(大司徒)为首的“三公”,则徒具虚名。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虽官品卑微,但却因执掌中枢,实权高于三公。光武帝认为,如此顶层制度设计,可确保最高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

百密一疏的是,他忽略了一关键问题:若皇帝年轻力壮、精明有为,这一制度确可保皇权不至旁落。但若皇帝年幼无知、昏庸无能,权臣控制了尚书台,尚书台不就成为权臣专擅朝政的利器了吗?

光武帝刘秀

或许,精明有为的刘秀深思过这一问题。不过,他可能对后世子孙选择皇位继承人抱有十足信心。但历史还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自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开始,皇位继承就多次出现严重危机。

汉和帝即位时,年仅10岁,懵懂无知,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对窦太后(当然也包括后来临朝的几位太后)而言,一介女流执掌国柄,终有不便。她自然要倚仗最亲近的娘家兄弟。窦太后的哥哥窦宪任大将军,加侍中,控制朝政。窦宪、窦固兄弟“并侍宫省,……宠贵日甚”,中央、地方大吏莫不望风承旨,巴结逢迎。

和帝长大后,虽对窦氏擅权不满,但他居于深宫,与外隔绝,又被窦氏架空,无人可与密谋,可供驱使。唯一可信赖依靠的,只有宫中随侍的阉宦们。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众阉宦密谋后,命中常侍郑众指挥禁军突发宫廷政变,一举诛除窦氏集团。

汉和帝

此后,皇帝死——“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太后临朝、外戚擅政——皇帝年长,倚赖阉宦铲除外戚夺权亲政,就成为东汉安、顺、桓、灵诸帝时一种畸形的政治循环模式。安帝时外戚邓氏、阎氏,阉宦李闰、江京等;顺帝时外戚阎氏、梁氏,阉宦孙程等;冲、质、桓三帝时外戚梁氏、阉宦单超等;灵帝时阉宦张让、赵忠等,如走马灯般轮流擅政,肆虐天下。

汉安帝

外戚擅政,多“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跋扈者“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年仅8岁的质帝刘缵仅因朝会时指着梁冀对朝臣们说“此跋扈将军也”,竟遭梁冀毒杀。

皇帝惨遭毒杀

阉宦擅政,“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总之也是作恶不断。

二、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阉宦的冲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士大夫渐充朝堂。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的熏染,对外戚、阉宦专擅日渐不满。和、顺二帝时,除少数正直不阿的儒臣上奏抨击外戚、阉宦外,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间尚未爆发大规模冲突。

梁冀毒死质帝后,假意发扬“民主”,以立帝事征询诸臣意见。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认为,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可立为帝。梁太后、梁冀则属意于娶梁冀妹为妻的蠡吾侯刘志。双方争执不下。梁冀凶相毕露,以死相挟。胡广等惧,急改口说:“惟大将军令!”李固、杜乔虽坚持原议,但并没卵用。最终梁冀立刘志为帝,即汉桓帝。不久,李固就被梁冀诬陷致死,其他持异议者也多遭迫害。

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勾结阉宦单超等诛除梁氏,清除其党羽,“朝廷为空”。桓帝因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小黄门左悺、唐衡谋诛梁冀有功,同日封五人为侯,时称“五侯”,从这以后“权归阉宦,朝廷日乱” 。

汉灵帝刘宏即位后,更信用阉宦。他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阉宦凶焰更盛,“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东汉宦官

三、桓灵时期两次“党锢之祸”

桓、灵二时,宦祸肆虐,儒学士大夫们忧心忡忡。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局,以陈蕃、李膺为首的正直儒臣,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们,自觉地以伦理纲常卫道者自居,奋起抗争。

他们屡屡向皇帝进谏,揭露阉宦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并利用职权严打豪横阉宦及其党羽。李膺复任司隶校尉后,不顾阉宦张让请托、阻挠,将他那贪残无道的弟弟张朔缉拿审毕,即行处死。自此,阉宦们“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面对儒学士大夫的攻讦、严打,阉宦集团蓄谋待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素与阉宦往来交厚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不阿,下令收捕张子,且不顾桓帝赦令,将其正法。阉宦乘机向桓帝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震怒,诏捕李膺等党人。

次年,越来越多的儒学士大夫奋力抗争,社会舆论也激烈直斥桓帝、阉宦昏庸胡为。迫于压力,桓帝不得不诏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死。窦太后和她的父亲窦武谋立解渎亭侯刘宏,是为汉灵帝。大将军窦武素恨阉宦,与太傅陈蕃等“志诛中官”,起用大批党人。九月,中常侍曹节等先下手为强。他们挟持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矫诏杀窦武、陈蕃等。次年,阉宦侯览等又诬告李膺、杜密等人,将其下狱害死,“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并诏州、郡钩捕党人,因此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

文史君说

东汉中后期,外戚、阉宦轮流擅政。他们出于私欲,玩弄公器,祸国害民。儒学士大夫们基于伦理纲常,屡屡抨击、严打外戚、阉宦。三方矛盾日渐尖锐,多次爆发冲突。桓、灵二帝时,阉宦日嚣,为祸弥厉,与儒学士大夫冲突日频,最终酿成两次“党锢之祸”。

以往,人们多对阉宦深恶痛绝。然而,细梳史料可知,阉宦不过是饰演“背锅侠”、“白手套”的打手角色,隐身其后,以桓、灵为代表的皇权,才是幕后真凶!或许有读者疑问:儒学士大夫不是以忠君爱国相标榜吗?皇权为何不引以为援,制衡阉宦?反而死力打压,必除之而后快?或许在桓、灵二帝看来,阉宦无论如何擅权恣为,究竟是自己豢养、信赖的“死忠”恶犬。但儒学士大夫“打狗不看主人面”,已逆龙鳞,大逆不道,李膺等清流声望日隆,一呼万应,更使皇权感到巨大威胁!为绝后患,桓、灵有意纵容,甚至是怂恿宦官,宦官们也趁风使船,联手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

皇权、阉宦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眼前利益虽随党人死、亡而暂时保全,却同时也摧毁了伦理纲常,使不久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军阀割据彻底失去纲常伦理的约束,掀起滔天巨浪,最终冲毁了帝国大厦,将目光短浅的皇权、阉宦彻底埋葬于历史的深渊。

参考文献

(南朝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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