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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大济汾阳村，寻到村道旁的“青山书院”围墙上嵌着一块墓道碑，额刻“皇明”二字。碑文三行竖写，由右向左依次为“賜進士浙江左參政前吏部郎中宗弟多見書”，“江西上猶邑博士心溪李先生墓道”，“萬曆癸卯歲仲春不孝男庠生光宗、光宙立”。 看护“青山书院”的老人很热心，带路并介绍，提及石碑原在附近田头，有石头底座，因为移动不便，底座被弃。观石碑刻文，立碑时间为明朝万历癸卯岁（1603年），石碑主人为江西上猶邑博士李心溪先生。  李心溪墓道碑 中国最早的博士始于战国时代，是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的官位。后“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员额更多。明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五寺，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国子监，六科，钦天监等部门。其中，太常寺设博士2人正八品，翰林院设五经博士9人正八品，国子监设五经博士5人从八品，钦天监设漏刻博士1人从九品，共17人。明代府，州，县，都司，行都司和卫所的学校共有教官4200余人。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三人。李心溪先生估摸着就是这4200分子之一。教授，学正，教谕或训导，相当于各级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已经是“十八品”了。那也不错了，足可以光宗耀祖了。 碑文者是“賜進士浙江左參政前吏部郎中宗弟多見”。按时间顺序推测李多见的部分人生轨迹。崇祯《松江府志》载：“李多见，字子行，号思絃，福建莆田人，万历二年甲戌进士（1574年），万历二十年任松江知府（1592年）。”松江知府，从四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琼州知府李多见《征黎告文》云：“庸官以贪起衅，征需无艺，诓索多途”。大意是：导致黎人“叛乱”频繁，叛乱爆发的原因主要“在官而不在民”。清乾隆杨瓒烈《游大悲阁明昌塔记》载：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神宗遣海南籍进士许子伟送海瑞灵柩回琼，向琼州知府涂文奎议建“明昌塔”。经继任知府李多见，翁汝遇协力，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建成。琼州知府，从四品。 碑上刻“前吏部郎中”，立碑时间为明万历癸卯岁年（1603年），立碑时李多见尚在浙江左参政任上。 嵩山寺位于莆田东庄镇嵩山岩，创于唐代。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修醴泉里嵩山寺碑记》载：“粤考嵩山寺自宋大观元年创始，赐匾《嵩山护国院》。至明万历甲辰年（1604年），里人李多见又命僧募建。……”日本学者鹤成久章著的《明代莆田书经学》载：“万历二年(1574)进士李多见(字子行)，会试《礼记》经魁，本为莆田人，不过是仙游县学出身。”所以，《仙游县志》把李多见算入仙游的科举成就：“李多见，文科殿试第五人。”李多见是莆田人，但是为何会在仙游县学学习？是随家人到仙游讨生活还是送养到仙游？未知。 综上，李多见履任多地，也曾在中央任职，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浙江左参政，从三品。而吏部郎中是正四品，毕竟是京官，所以一并写在墓碑上，给李心溪贴光，也给自己贴光。李多见很可能是莆田东庄那旮旯人，但是在仙游县学接受教育。或许当时李心溪博士就是仙游县学的教谕，也算是李多见的老师了。给恩师写墓碑文，那是很应该的。从三品官员给没品教谕写墓道碑文，也算是有心有情有义了。 但江西上犹的李心溪为何会埋葬在大济汾阳？李多见又为何会自称“宗弟”？ 话说唐代李渊的第20子李江王的后裔李廷芝流落到仙游并定居凤山勋阳，明代一部分李氏族人从凤山勋阳迁徙到大济汾阳繁衍至今并构成汾阳村70%的人口并以李氏最有名的郡望堂号命名为“汾阳”，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建于春秋时期的山西汾阳县。而再往上推，李氏的先祖便是那“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李耳。到了明代，汾阳村还出了一个监察御史李鼐。（另有一说，“汾阳李”是李圣于后汉乾佑戊申年948年自南安迁徙到汾阳并开支散叶。）  仙游县大济汾阳村仙游县大济汾阳村 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是“落叶归根”。在古人的观念里，一个人去世后，他的遗体是不能随便动的。那么，就地安葬就是最好的权宜之计了，李心溪先生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宗弟”，指同一姓氏，有共同祖先的弟辈；“族弟”，指同一祖先分下来一族中的弟辈。相比之下，族弟血缘关系远点儿，宗弟血缘关系更近。我们无法得知江西上猶的李氏，莆田东庄的李氏和大济汾阳的李氏是否有着比较近的血缘关系，或许“宗弟”一称只是李多见的亲近之意。 （来源：仙游今报 作者：陈震辉 编辑：黄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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