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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潘耀明的《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被誉为一不小心收藏了现代文学“半壁江山”。书中收录了四十多年来，他与内陆作家来往交流的大量书信、还有字画题赠。那一代作家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几乎个个写得一笔好字，好多作家写信用的是毛笔，很多题赠都是自己原创。现在很多新生代作家不用说能诗会画，字都写不齐整，书信和题赠在现在几乎绝迹，编辑和作家之间以前靠写信，现在靠电邮、微信都可解决，还有谁会写信呢？大饱眼福的同时也感慨此情难再，因而也觉得特别珍惜。  有趣的是发现书中纪录了好几个作家丢失稿件的故事，有的故事成了事故，带来的命运跌宕，令人唏嘘，幸与不幸，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个体的命运真的不能自己左右。  （坊间提到潘耀明，一般都会想到金庸的亲信和秘书，事实上他编辑《明报月刊》27载，自认与金庸亦师亦友） 俞平伯成也“红楼”、败也“红楼” 俞平伯的一生可谓成也红楼，败也红楼。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辨》，1954年被大批判后，在文坛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纪。但这部给他惹来横祸的稿件曾丢过。  俞平伯的妻舅许宝骙曾撰文介绍俞平伯的处女作《红楼梦辨》失而复得的曲折经过。话说俞平伯花三个月写完了《红楼梦辨》，兴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誉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子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在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完璧归赵”。  俞平伯曾对外孙韦柰说：“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假如这部稿件丢失，没有出版，1954年的批判他的红学研究就没有靶子，文革中也不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揪斗…… 俞平伯曾在一封底信中指出：“稿子失而复得，有假塞翁故事，信乎'一啄一饮莫非前定’也。垂老话旧，情味弥永；而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糊，又不禁为之黯然矣！”  钱锺书《百合心》丢or未丢？ 潘耀明写与钱锺书聊天时谈到《围城》的重版与改写时，提到：“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笑），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里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笔者按：指“文革”）给查到，肯定会遭殃！”  没想到1999年2月号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夏志清的一篇文章《钱氏未完稿遗落何方？——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和遗稿》，夏公大胆假设： “《百合心》原稿一共几万字？他是否迁京前即给扔掉？只有杨绛才知道答案。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之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钱要我，也要世人知道，当年他有自信写出一部比《围城》更为精彩的小说，却又不便明说为什么没把它写下去。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夏志清与钱锺书） 潘耀明总结说：“夏公虽是大学者，也不免有大胆假设，缺乏小心求证的通病。”夏公以为《百合心》依旧在，只是钱杨夫妇秘不示人。 但潘耀明认为：以钱锺书的解释理由为证，夏公的大胆假设无法成立。  端木蕻良“丢而撒手”VS丁玲“丢而不弃” 端木蕻良身上最显眼的标签是萧红的最后一任丈夫，同为一名作家，他的作品显然不如萧红的丈夫有名。事实上他在21岁出版了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潘耀明评价说：“迄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他原本打算写第二第三部，早在1979年接受潘的访问时，表示他对后面两部已有通盘计划，基本人物架构已了然于怀了。可惜早已写好的五章文稿在桂林散失，令他心灰意冷。就此搁置。  1966年丁玲写的报告文学《杜晚香》，描写黑龙江垦区模范人物杜晚香的事迹，文革一来，稿件在混乱中遗失了。1975年丁玲出狱后，年逾古稀的丁玲被安排到山西长治叫嶂头的山村，由于水土不服，患上风湿病，右手痛得举箸不灵，陈明几费周章，弄来一块五合板，系上两条带，套在丁玲的双肩。丁玲写稿形同画家写生，或倚墙边，或靠在桌旁，写几行休息一会儿，又写几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她重写了两万字的《杜晚香》，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 丁玲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描写1964年秋土地改革后，桑干河畔的暖水屯，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村上留下的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 潘耀明在书中写道：1956年发表了写好的头四万字，后中断了。1965年又写了12万字，文革一来，全丢失了。 网上查询得到的信息是，丁玲1976年重新拿起笔，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到1978年春又写出12万字，发表在1979年《清明》创刊号上。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丁玲这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书里写道：1979年5月26日，丁玲探望叶圣陶时，意味深长地说：“叶老……我又常常想，要是你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不至于受这许多折腾了。” 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投给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被示用并以头条发表。丁玲跟着投去的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三篇《暑假中》、第四篇《阿毛姑娘》，也均被叶圣陶以头条地位披载于《小说月报》上。 叶圣陶还将这四篇文章推荐给开明书店，汇编为《在黑暗中》的集子。从此，丁玲便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 叶圣陶无疑发发掘丁玲的伯乐，但丁玲以后来遭受的各种苦难和折腾，见到当年的恩人，不免假设一下，如果当年投稿的小说，叶圣陶看不上眼没有发表，丁玲不会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但换条跑道、不写小说的丁玲一定会从此过上平顺的日子吗？估计谁也不敢打包票。 作者访问茹志鹃的稿件丢了33年 1983年，为期三个月的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邀请了两岸三地许多作家前往，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即在其中，当时王安忆还是以茹志鹃女儿的名义参加，同期，潘耀明作为香港被邀作家，与内陆作家吴祖光搭伙，当时他曾对茹志鹃作了一次深入访问，返港后，根据录音整理了一篇访问记，后来遍寻不获。1988年，茹女士去世后，他曾翻遍所有抽屉还是找不到。 （王安忆和父母） 32年过后，最近一次搬家时，潘耀明才在一个旧公文包内层发现了，喜出望外。 这篇迟来的访问记刊在书中，原来没学可上的茹志鹃是从小把《红楼梦》当教科书读的，从小就是把《红楼梦》里的诗词都背熟。而她的创作生涯是从五十岁才开始，拼了命创作。她的成名作是《百合花》，遭两次退稿后终于发表，茅盾推荐有功。 茹志鹃提到两个观点，值得分享，一是：“文学的目的不在于教训人，只是让你看了以后，使你有所得。” 二是，30年代的一批老作家，他们又是作家又是学者。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学者。年轻作家当中，可以弥补我们这方面的不足，他们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可以去读书。国内也提供很多条件给他们，他们还比较有希望，既是作家，又可以成为学者。 可见当一位学者型作家，是茹志鹃的理想和向往。 看完潘耀明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可以用茹志鹃老师的这句话来作结：“书时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所以他们不仅作品写得好，信写得同样有趣，字也好看，这也许是现在的小说创作为什么出不了大家，小说越来越不好看的原因之一。 审读 谭录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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