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的命运 ——读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活跃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深度参与了当时很多的事情，跟当时的几个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家，也不应该把他看做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家。作为西方世界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贡斯当为之贡献了属于自己的智识。他的名字也随着自由主义在西方的浮沉而几经浮沉。 赵汀阳先生在《每个人的政治》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首先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必须首先是理想主义的。理想虽然美丽，但它总是缺少时间累积这个维度，事情需要在复杂环境中缓慢推进，也只能在复杂环境中缓慢推进。学者可以在书斋中摒除实践的复杂性而在理想状态下做逻辑的推演，但现实中却需要对每一刻的处境做出判断，缓慢推向理想的目标。没有目标的对付是犬儒，有了理想的妥协有时却是推进理想的重要手段，身份会转变，办法有差别，但一步步的推进，确是那个一以贯之的根基。所以，很多人说贡斯当有很多身份，但我想，他就是一个赵汀阳先生所讲的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这本《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古今对比，不如说是对于自由观念的一种全新的分梳，试图在现实中厘清自由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本真的“自由”。贡斯当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这就话被放在这样一个判断中更好理解——个体，个体作为一种观念，是在很晚近才被制造出来的。贡斯当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奴隶形态，实际上是说缺少近代以来被制造出的这种个人形态。这有点像前几年有人评价史记刺客列传中那些属于某个主人的刺客所做的那些行为不可理解一样。实际上对于刺客而言，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个体的欲望及其实现是与群体的欲望及其实现同构的，也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区别于群体的关于个体的观念也没有。而小国寡民加奴隶制的政治形态给古代的自由人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包括作为政治的延伸～军事的条件，同样是我们今天的观念，认为自由人作为个体享有了对国家的参与甚至支配，但如果真的还原到那个个体观念并不如此强大的古代，对他们来说，国家和自己接近于一体。所以，或许，无论是评价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者，都可以算是用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去衡量古代人的生活。 公开的辩论形式可能是深入讨论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比如苏格拉底。也可能是达成共识，以消耗最小的方式找到所有人的那个共识，最大公约数的一致，比如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公开的辩论形式，可以代替雅各宾派血腥和残忍的施政方式，还能够在言语的交锋中对自己和对手的观点加以清晰和深入，从而明示其可能的后果，其将要如此这般行事的原因。 我想贡斯当关于君主制比僭主制好的原因可以大概分成这样几点：一是合法性。这其实是君主制和僭主制两个概念在最原初的区别。僭主制因为其源头处的合法性存疑，那么他就要～向过去时堆砌谎言，以便遮盖源头，向未来时不断行动以此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这就是贡斯当所说的拿破仑的那些谎言和表演。谎言和表演是难以长久的，特别是施政。二是适应性。多少因为合法性的原因，僭主总是在混乱时期形成，并借助一些非理性的狂热因素，也因此会产生有悖时代精神的选择。就像拿破仑武力征服的逻辑试图统治已经进入到商业逻辑的欧洲。三是渐进性。因为一二两个原因，僭主不可能像君主一样，时而无为而治，时而前进一步退半步，因为君主制的源头是合理的，这给了他慢慢来的空间。而对于僭主来说，他必须总是并且每次都彻底的实现改变，以此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就像拿破仑必须不断的军事政府才能维持他的统治，一但失败了，哪怕仅仅是一次失败，他的统治就是去了稳定性。他不可能有慢慢来，高筑墙广积粮的时间。 如今时兴赶新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贡斯当的理论是否过时了呢？是否只能是伯林的粗浅源头？ 其实，过时还是没有过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演化论意义上的。时代在变化，社会结构在变化，原来的思想是在那个时候的思想场域之下的对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他们注定了有一些，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消失掉，从而不能为当下提供思想支援，因而过时的，但我们谁也不会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否，那种消失掉的社会条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从而让过时的东西再度不过时。所以，这个过时，只能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贡斯当关于王权的理论说不上过时，只是适用场域变得很小了，演化论的社会进步观念也是如此。人们不再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思维方式了。还有一些思想，它们是嵌在人类的类本质之上的，因此而普世，因此而持久，这类内容是社会生活的基底，他们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忽然消失。对于这部分，也就谈不上过时。就像贡斯当谈到的个人权利又或是法权，他们来自于人应自重并互以对方为重的基本信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