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

作者：高福顺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在辽宋夏金近400年的对峙格局中，诸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在本质上都展现出内聚性特征，“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君臣”、“叔侄”之和，始终处于“一个中华”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之中。

历史是曲折的，但曲折中蕴含的大趋势是不会移易的。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时段，但是，其中蕴含的“大一统”趋势却在进一步增强，因而最终迎来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

华夏认同催生内聚运动

辽宋夏金时期，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多政权分庭抗礼的分裂形态，但是诸政权都未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政治和文化前提。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

其一，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宋朝还是中国北方的民族政权辽、金，都以华夏正统自居。

宋朝据有“中土”、“中州”，以代后周政权之正统自居，“受周禅”，“膺火德”。以华夏正统自居是宋人政治生活的常态。

龙崇拜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图为金代铜坐龙，引自首都博物馆、黑龙江博物馆编：《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60 周年特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辽金两朝对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夺，丝毫不逊色于宋人。辽人为表示自身的华夏正统地位，以轩辕氏、炎帝后裔自居。本来“青牛白马”传说是契丹传统的族源意识， 但耶律俨撰《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而元末史家追溯契丹祖源时亦称契丹“出自炎帝”。辽太祖面对唐朝的分崩离析，颇有“中国之志”。辽太宗从后晋末帝手中获取“秦传国玺” 后， 自认为“ 天子符瑞” 尽归于辽， 入主中原、绍继正统就是理所当然。辽圣宗还专作《传国玺诗》以赞其事， 而辽兴宗则“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天祚帝投降金朝的降表上也念念不忘地写着“奄有大辽， 权持正统”。辽人碑刻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南赡部州大辽国”等佛家用语。在佛教地理观念中，古代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之南赡部洲，辽人自称“南赡（瞻）部州”，表明普通民众的华夏认同意识也较为普遍。

金人的华夏正统意识更甚于辽人。金太祖攻取辽中京诏告天下，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率大军以行讨伐”，宣示了金朝取代辽朝而居正统地位的合法性。金太宗兵临汴京城下，致书宋钦宗，宣称“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其惟有宋，不可无主”。此后，金朝统治者也不断申明其华夏正统地位。海陵王谓“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金世宗云“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金宋“皇统议和”时，金朝册封宋主为帝的册文写道：“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明确告知宋朝，金朝才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和政治秩序的主宰者。

其二，诸政权之间的“战”与“和”都是在华夏一统、华夏正统的语境中展开的内聚性运动。

宋辽战争主要集中在北宋攻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签订间的20余年。979年，北宋攻灭北汉，为收复幽云十六州进而发起高梁河之战，但被辽朝击败。986年，宋朝再度发起雍熙北伐，仍遭挫败。此后辽朝掌握战略主动权。1004年，辽欲取中原，大军直抵澶州城下。因辽朝劳师远征加之宋军抵抗，最终双方达成澶渊之盟，约定宋真宗尊辽太后为叔母、宋朝助辽“岁币”等条件，各守疆界，罢兵言和。

宋夏战和也体现出类似色彩。宋太宗灭亡北汉后，利用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觐见之机，将其留置京师，企图消灭党项的割据政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改元，虽然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其称帝举动无异于与宋朝分庭抗礼。宋朝欲以强硬手段应对，但西夏发动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砦等战役，宋军接连败北，西夏也师老兵疲。双方于1044年达成庆历和议，西夏撤去帝号，以“夏国主”称臣；北宋岁给西夏银茶绢帛等，双方言和。

辽夏战和关系也笼罩在华夏一统的政治语境中。李继迁为联辽抗宋，与辽联姻，愿为“藩辅”。李元昊建立西夏后，欲与辽宋三分天下，“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导致辽兴宗征讨西夏。此后西夏数次发动对辽战争，但以败绩告终，遂向辽“遣使乞依旧称臣”。

宋金战和展现的华夏一统意识和内聚性特征也非常明显。金朝灭亡北宋后，数次南下，力图统一全国，但均不成功；南宋先后发起岳飞北伐、张浚北伐和开禧北伐，力图恢复故土，也因各种原因遭遇失败。双方先后进行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以及嘉定和议，分别约定金宋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

辽宋夏金长达近400年的对峙格局，之所以没有导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瓦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华夏认同的存在。辽宋金均自居华夏正统，进而谋求政治上的华夏一统。因此，诸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在本质上都展现出内聚性特征——“战”则是统一之战，“和”则是“君臣”、“叔侄”之和，始终处于“一个中华”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之中。

华夷同风深化一体内涵

与宋朝相比，辽夏金等政权的统辖区域内族群成分复杂，风俗各异。为提升国力，强化统治，辽夏金统治者一方面以儒家思想和中原政治体制为主导，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予以整合，进一步加强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同质化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辽夏金采取“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策略，以适应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在思想意识方面，辽朝“变家为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就确立以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思想，实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圣宗时“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由于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和文化教育，圣兴道时期出现了“礼乐交举，车书混同”的繁盛景象，以至道宗油然而生“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感慨，甚至“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辽朝循唐、五代故事，于上京、中京置国子学，于五京置五京学，于地方置府州县学，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辽朝科举“颇用唐进士法取人”，而“圣宗统和以后，用唐宋之制取士”。辽朝对儒家文化的推崇甚至得到清人魏源的高度评价：“辽起塞外，宜乎不识汉文，而首立孔子庙，太祖即亲祭孔子。太宗及东丹王兄弟皆工绘事，勒石能铭，登高能赋，师旅能誓，其才艺有足称者。每科放进士榜百余人，故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前，而远出元代之上。”

西夏建国之初，为展现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姿态，重“蕃学”而轻“汉学”，但至崇宗李乾顺执政时，“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执政时，“以圣学维国本”，“尊孔子为文宣帝”，“亲释奠”，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同时，仁宗还“策举人，立唱名法”，以科举取士。对于西夏儒学教育的普及与传播，元末史家总结道：“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

金朝“尊孔崇儒”滥觞于立国之初，太祖曾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朝非常重视儒学教育，“自京师至于郡邑，莫不有学，使秀民得以讲道艺其中”。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从而保障了金朝域内儒家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清人赵翼评价道：“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

在政治制度方面，辽朝虽然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政策。但从“变家为国”后的官制发展趋势看，统治者逐渐摒弃原始部族制，以适应中央集权体制，将部落首领官僚化。太祖“诏正班爵”，太宗“兼制中国”，“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辽朝中央官制俨然唐制“翻版”。辽朝于地方置五京道，“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建立起道、府、州、县等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对于北疆民族区域，辽朝一改唐朝的羁縻统辖模式，将其完全纳入中央集权体制之中，实现北疆民族区域政治体制的转型。

西夏开国后，为加强王权统治，李元昊突破“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的宗族制度藩篱，“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西夏中央官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可谓“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民族特色亦较显著，“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地方行政体制基本沿袭唐宋，设置府、州（郡）、县、城、寨等，实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

金朝开国之初，太祖重于戎事，因时制宜，未遑班爵，“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太宗时设置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官之法，初具规模。至熙宗“天眷官制”改革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此基础上，海陵王进行“正隆官制”改革，于中央“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在地方，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金朝由“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总体说来，金朝虽保留猛安谋克及部族、乣等特有政治军事组织，但路府州县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始终是地方行政组织的主体。

为适应多族群并存的社会现实，辽夏金统治者在构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在治理层面施行二元体制策略。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国策，形成汉契一体局面。金朝在中央实行一元化汉制，在地方上同时推行女真制与汉制。这种中央集权制度主导下的二元体制策略，使得边疆地区各族在保持自身文化习俗的同时，形成“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加快并深化了民族融合，推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承上启下铺垫大一统基础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始终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主流。唐朝之后，虽然出现近400年的多政权割据并立局面，但统一这一历史主流脉络并未中断，华夏认同亦未消解。重新审视辽宋夏金时期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辽宋夏金等政权的割据并立，始终没有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文化和政治前提。换言之，政治上的分裂和对抗，并未瓦解“一个中华”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辽、宋、金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并为恢复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展开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活动，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主线。

第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走向进一步成熟奠定了文化、政治、社会和民族基础。辽夏金统治区域内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唐朝时属于羁縻府州或藩属国，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与中原地区差异明显。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得广大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策略，既适应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实情，也大大加深了边疆与中央的紧密联系。换言之，如果我们超越朝代更迭的视角，着眼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脉络，或许可以说，辽宋夏金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程度实则已在唐朝基础上更进一步，为元明清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三，从辽宋夏金时期展现的历史特点反观此前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史上的所谓“分裂”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一是所谓“分裂”只是就政权和形式上而言，华夏认同从未瓦解，而且仍然主导着中国沿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方向继续前进。二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时期，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脉络中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大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内核主干的塑造和巩固；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辽宋夏金时期则实现了广袤的北部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使原本更为分散的区域得到统一，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向“华夷同风”进一步转变，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总的变化趋势背后，是经济交往和利益共同体的扩大和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类似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所谓“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然而，这些帝国的分裂和瓦解，在本质上都是离散性运动，分裂出来的区域或是形成独立的文化和政治风貌，或是被整合进其他帝国统治之下，这与中国古代多政权割据时期的内聚性运动有本质不同。当今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一个中华”的认同始终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前途可言的。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