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    孙广发：潜伏在林西县城 [引题]:2009年，一部《潜伏》大戏火遍大江南北，红色特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一期里，本公众号就为您介绍一位赤峰版的余则成……  据有关资料显示，孙广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赤峰人，1926年10月出生在林西县城小头道街。他自幼丧父，全家老小靠着两个当工人的哥哥维持生活。 孙广发的少年时代，整个东北都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林西县归伪兴安西省管辖。孙广发虽然家境不好，但酷爱读书，在1943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省立林西县国民高等学校第一期。 在日伪的奴化教育之下，孙广发的同学当中有很多庸庸碌碌之辈。但他性格直率坦诚，不但不随波逐流，还要耿直做人。孙广发经常说起他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话：“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因此，他受到很多同学的冷漠与围攻，只有同学牟国璋对他表示同情和钦佩，两个人结为好友。 那时，在奴化教育的课堂上，所学知识可想而知，孙广发便在私下里自学古汉语，阅读中国的历史名著，自修中国经史。为了彻底摆脱日伪的这种教育，孙广发和牟国璋在林西县国高学习一年后相继辍学，正式走上了一边打工一边自修的道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青年孙广发和牟国璋的心灵深处逐渐萌发了最初的民族意识。他们学习的目的慢慢转变为反抗异族统治，每天见面，除了切磋一些学问上的问题而外，讨论更多的是时事政治，抒发仇恨日伪之情和献身民族解放之志。 在那段时间里，孙广发深受《`刺客列传》的影响，也想像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刺客那样，“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去刺杀当地军衔最高的一个日军少将。为此，他注意观察起这个日军少将的行踪，发现其很喜欢骑马郊游的特点。他曾经对牟国璋说，“我可以干掉他，以我一个中国的白丁，换一个日本将军的命是值得的。”牟国璋尽管非常赞成孙广发的这种勇气，但嘱咐他要好好地读读《项籍列传》，摆脱匹夫之勇，学万人敌。于是，他俩商议，想办法和更多的抗日力量取得联系，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民族效力。 ——打算当刺客  在上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林西县地处偏僻，再加上日伪的严密封锁，孙广发虽然渴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对全国的形势却知之甚少。他只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由蒋介石领导，也听说过很多八路军抗战的事儿，但总以为他们和蒋介石是一回事儿；知道有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这个党的领导人，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着抗日武装力量。在弄不清全国政局的情况下，也就分不清哪个是进步力量，哪个是反动力量了，所以当时孙广发的爱国热情是很盲目的。 不过，随着政治活动的增多，孙广发的学习范围也在增多。他在同学胡宝琮的家中发现了一大柜子的藏书，那是胡宝琮的哥哥在北平读书时购置来的。其中，不但有介绍各国政治、社会等内容的《饮冰室全集》（梁启超著），还有一些进步刊物和文学作品等。孙广发和牟国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大大地开阔了视野，还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被解放被压迫者而斗争的共产主义理论所吸引。同时，日伪的反共宣传，恰恰也从反面使他们意识到敌人反对的，必然是他们应当拥护的。 1944年，牟国璋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陈善国。陈善国是旅大人，比牟国璋和孙广发的年纪要大一些。他答应在回旅大时找找在北平的同学，试一试，看看能否与抗日力量取得联系。 1945年，陈善国来到北平，在这一年的夏天又经赤峰回到林西。陈善国在北平找到了关系并接受了任务，秘密搜集日伪的情报，再用密写寄到旅大或北平，然后转往重庆。 于是，这几个热血青年行动了起来，除了孙广发、牟国璋、陈善国而外，还有同学张金铎。这样，这个爱国青年的抗日组织正式成立了，也是林西在日伪时期惟一的一个抗日组织，被称为”进步四青年“。但是，这个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开展活动，日伪的统治就可耻地结束了。 ——进步四青年  从苏军解放林西，到中国共产党到达林西，有近两个月的政治真空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国的政局逐渐明朗，人们都在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出路，思想斗争和人际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当时，为了给对全国形势十分模糊的一些青年人以教育，孙广发等人请来一些知识分子讲学，组织了育才学院。这样，两种政治观点公开亮相，但多数人鉴于国民党势力强大，拥护正统的“三民主义”，只有孙广发和牟国璋拥护中国共产党。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鲜明的立场，除了前期的一些思想储备而外，还由于有了两个指路人，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张九为，另一个是曾经的共青团员徐伦言，他们希望孙广发和牟国璋能够信奉共产主义。徐伦言在育才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孙广发和牟国璋把他当作导师。 为了更好地学习，孙广发和牟国璋还办了一份报纸，叫《新生报》。因此，他们每天都要收听北平的广播。这一天，他们突然收到张家口转播延安电台的消息，知道国民党正在向共产党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一触即发。对此，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孙广发等人坚决主张在报纸上刊发延安的消息，另一派则坚持刊发国民党的消息，甚至大放厥词：“蒋委员长十年剿共，杀了几十万共产党，为你们可惜。”有的同学还指着孙广发等人说：“我看你们的脖子要裂缝儿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恫吓，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林西前后，育才学院的绝大多数人都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只有孙广发、牟国璋和张金铎三人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 实际上，此时的孙广发和牟国璋已经参加了革命并很快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牟国璋到刚刚成立的林西县人民政府工作，孙广发则以林西县第一完小教师、教导主任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地接受了情报工作任务，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转为公开。 在林西解放之初，八路军整编了不少伪军。在还没有教育改造好的情况下，这些人违反群众纪律，屡有发生。有一次，孙广发找到正在县政府工作的牟国璋，说是有两个军人硬要拿走林西县第一完小的火炉子。于是，牟国璋的身上佩戴着林西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三角形徽章，与孙广发一起回到学校解决问题。但那两个军人蛮横无理，一边骂着，一边将子弹上了膛，要带着牟国璋和孙广发回司令部。孙广发瞅准机会，下了一个军人的手枪，牟国璋也趁机下了另一个军人的手枪，这两个人只好空着手溜了。 孙广发知道这事儿还没完，与牟国璋互相拉扯着朝热北专署跑去。果然，刚刚跑到路口，那两个被缴了械的大兵就带着一大帮人追了过来，朝着孙广发和牟国璋开了两枪，所幸没有打中，太险了。 ——育才学院  从1945年8月底开始，孙广发一直秘密地使用着一部电台。他和牟国璋一起编写密码，收发电报。孙广发在学校的公开教学工作之余，经常要在深夜收发电报。为了保密，他总是紧闭门窗，按时完成任务，从来没有耽误过工作。几年当中，孙广发和牟国璋还曾连续在东、西乌旗的草原地带活动，1948年以后又活动在锦州、天津、北平一带。孙广发总是背着沉重的电台，随时发报。 在执行情报任务时，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有时还要面对非常险恶的局面。在草原活动的那两年里，孙广发和牟国璋经常是带上一点儿干粮，风餐露宿在路上，白天炎热，夜里寒冷。 1947年的夏天，草原大旱，他们骑着马，连续三天断水，近两天没有水喝，原本强壮的孙广发形容憔悴，全身发烫，病倒了。到了晚上，孙广发和牟国璋总算赶到了一条河边，这时却又下起来大雨来，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年，中蒙边境的一股布里雅特人闹事，组织上决定将这个部落东迁。有一天，孙广发和牟国璋住在一个叫塞丰公司的贸易点里。深夜里，有一位蒙古族老乡突然来报信，说是有两个布里雅特人在他们的村里搞破坏。闻讯后，孙广发和牟国璋以及两个解放军战士还有贸易公司的老于立刻骑马赶往那个村子。到那里一看，原来所谓的村子只是三个蒙古包，周围黑乎乎的全是牛群。牟国璋和两个解放军还在户外巡逻时，猛地听到孙广发和老于一声吼：“不准动！举起手来！”原来他们已经勇敢地闯进了一个蒙古包里，把那两个布里雅特闹事的人抓住了。 1948年，西乌旗边境发生了一场暴乱，导致那一带的基层组织和贸易点均被摧毁了。孙广发在暴乱分子的马队中间穿插过来，有时等他赶到一个山坳时，还能看到暴乱分子的马粪在冒着热气。接近冬天时，他和贸易公司的几个人被围困在西乌旗王府中近一个月，暴乱分子在周围放火，把天都被映红了。 在天津外围进行工作时，孙广发的汽车曾误入国民党的地雷阵。所幸，前边的人被炸死了，司机猛地一刹车。等他们下车观察时，只见前轮胎已将一颗地雷压歪了，露出了地面，好在稍稍偏离了雷管。这时，通讯员小艾在车边走动。孙广发大喊了一声“站住”，随即一把拎住了他的皮袄领子。原来，孙广发发现在小艾的毡靴上还趟挂着一根地雷引线！真是命悬一线啊，如果不是孙广发眼疾手快，十几个人可就全报销了。至于在锦州外围挨敌人飞机扫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1954年，孙广发从华东公安局调到国家公安部，与海外的敌特分子进行战斗。上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到海外工作，因故不慎暴露。敌人下了通缉令，他机智地化装成渔民，坐小船下了海，被我方兵舰接回。 孙广发历任中共热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干部、华东局保卫处工作队组长、华东公安部侦察处副股长、华东公安部副科长、国家公安部华南办事处副组长、代组长，国家公安部一局科长、卫生部防护局负责人。“文革”时，他受到迫害，1977年9月“平反”后调回国家公安部，同年病故。 ——命悬一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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