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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日本的“开国”与西方史学思想的流入，以清代考证学与水户学为思想基础的江户史学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提倡“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的兰克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吸收与借鉴在方法上体现为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批判与考证，在叙事上体现为强调描述大国之间的联系与抗争。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里斯赴帝国大学任教，将兰克史学介绍至日本；第二阶段为坪井九马三等史家留德归国后，将科学实证主义引入日本史学界，对兰克学派的历史主义进行了修正；第三阶段是铃木成高等“京都学派”在战时援用兰克的世界史理念，企图论证日本“超克”近代的历史必然性与支配亚洲的合法性。 周雨霏，德国日本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客座研究员。 兰克是19世纪欧洲史学的代表。兰克强调客观中立，通过对外交档案的批判与考证，使历史叙述摆脱道德教化，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历史学”。兰克史学成型于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到19世纪末一直占据德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对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史学研究潮流亦影响深远。1887年9月，深受兰克史学传统熏陶的犹太人史学者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出任帝国大学史学科教师，将兰克史学传入日本。近年来，里斯的生平及学术背景已有了较为详实的介绍，但对于里斯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史学界所扮演的角色还缺乏全面性把握。更关键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积极向德国学习，这一背景给兰克史学传入日本之过程带来的影响尚罕有论及。为了勾勒出兰克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复杂的流派谱系中之传播轨迹，本文以明治时期到1945年这一长时段为考察范围，对兰克史学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语境下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做一梳理。 一、路德维希·里斯与兰克史学的传入 1887年2月3日，年仅26岁的路德维希·里斯接受帝国日本文部省的聘书，来到位于东京的帝国大学。里斯师从柏林大学军事史家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84年凭《中世纪英国议会选举》一文获得博士学位。里斯曾做过兰克的抄写员，对兰克着眼政治人物个性的叙事法十分推崇。在导师戴布流克的举荐下，里斯接受了柏林驻德日本使馆协助斡旋的帝国大学教职。里斯抵达日本后7个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开设史学、英语文学与德语文学3个学科，里斯成为史学科建系鼻祖。1888年，原属于内阁修史局的修史事业移交至帝国大学，同时拟开设国史学科。时任帝国大学总长的渡边洪基曾就国史科的开设事宜咨询过里斯的意见。里斯于1888年11月30日呈上的进言书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国史科属于史学科中的一分野。为了培养档案保管、国史编纂及历史教育方面的人才，有必要借鉴欧洲史学方法进行修史训练。二是课程内容应涵盖文献学（识别古文书的笔迹、判定年代）、历史地理学（学习行政区划与地名的革沿）、辅助学科（如古钱币学、金石学等）、日本史学史等领域。三是课堂学习应与田野调查结合，相辅相成。四是史学科教师参与国史科的教学工作，国史科学生需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五是接管后，编年史编纂掛设置日本史图书室，供学生使用。校方酌情参考里斯的建议，于翌年在校内新设编年史编纂掛（1929年更名为史料编纂所），将原本负责国史编纂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纳入文科大学教授编制，国史学科正式成立。 1893年，文科大学改为讲座制。由于外国人不允许担任讲座教授，由旅欧学习制度史与地理学归国的坪井九马三担任“史学·地理学”讲座的第一讲座教授。然而，里斯与“半路出家”的坪井不睦。里斯为人严谨正直，低调勤奋，不言政事。坪井为人高傲严厉，固执独断，且在教授会与讲坛上常针对时事滔滔不绝。林健太郎称：“里斯虽为东大西洋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但与同属西洋史学科的两名日人教授——坪井九马三，以及里斯归国后晋升为教授的箕作元八——在学问上无交集，亦无甚私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里斯与重野等国史学者关系密切，相互敬重。这或许因为日本自德川时代以来就有考证学的传统，与史料批判为中心的近代西方史学有共通之处。”在东京帝国大学执教的16年中，里斯将德国历史主义移植到日本的努力，也多有国史学者的协助。 里斯在帝国大学的授课与指导中，不仅恪守兰克史学客观、科学的治史方法，也十分推崇兰克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观念，并时常赞美兰克作为史学家的个人魅力。蒙兰克遗稿《世界史》的启发，他开设了招牌课程“UniversalHistory”。讲义内容忠实地继承了兰克将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间的交流与对抗看作历史发展之原动力的精神。在讲义开篇，里斯就介绍了兰克的“Weltgeschichte”概念，作为该课程的出发点：“他将世界史（Weltgeschichte）的研究对象与国别史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前者聚焦于不同国家间的纽带与持续的相互作用。从涉及单一国家的大量事件中，他选取该国对他国发生影响、从而使各国融为一个有机共同体的事件。他希望将这类事件作为一个整体（totality）来把握，来理解由诸国构成的伟大共同体如何形成、发展，得以成为今天的状态。”里斯还时常向学生们介绍兰克的生平、作品及史学思想。他曾给史学科三年级的学生开课，研讨兰克的《英国史》及兰克本人的史学体系。弟子坂口昂不无夸张地说道：“博士（里斯——笔者注）在深受兰克晚年史学学风影响的柏林大学学成后，在明治中期，携兰克学派的世界史观与方法论来朝。十余年间，在当时唯一的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力荐兰克史学，指导吾等克利俄之子。如此说来，今日吾国众多史家都通过里斯成为了兰克的孙弟子，乃至曾孙弟子。”村川坚固也回忆道：“当年小生担当《史学杂志》的编辑时，曾有一次在杂志上刊过兰克的肖像画。后拜访恩师路德维希·里斯博士时受到盛赞。博士最推崇兰克作品，仰慕其学风，在大学的讲义与演习中也经常引用兰克著述。吾辈学生也由此可一睹兰克的史学伟业。” 村川此处言及的是《史学杂志》第10编第1号卷首刊登的一副老年兰克的肖像。里斯应村川之邀，撰《空前绝后的最大史家》一篇小文。他在文章伊始写道：“我在过去引用兰克之世界史时，即使谨慎，依不惮于用'空前绝后的最大史家’来评价兰克。兰克在世时，常警戒青年史家勿轻易使用形容词最高级。然而我要用这一词汇来热烈赞扬他。”接着，里斯列出兰克作品中体现出的7种史学家应具有的美德：一是兰克通过发掘新史料、对其进行批判性考证来重现历史的细节。正是由于兰克的智慧与洞察力，他才得以在柏林王家图书馆发现了威尼斯外交文书。他对史料批判、系统性的使用，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先河。二是兰克对历史实践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积极进行反省与总结。正如他在第一部著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附录“近代历史学家批判”中，开诚布公言明自己坚持的立场与方法论。三是兰克在解读史料方面拥有卓绝的能力。他能够借助有限的细节，来综合重构事件整体的过程。兰克在史料匮乏的年代曾撰写《瓦勒斯坦史》（1869）一书。在近30年里，即使不断出现新的相关史料，也不曾动摇兰克的观点。四是兰克的行文既生动易懂，又客观中立。五是兰克拥有广阔的视野与广博的历史知识，著作涵盖从15世纪到17世纪普鲁士、法国、意大利、英国、奥斯曼、西班牙等欧洲各国的历史。六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兰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立传，有意识地将同时代的时政“历史化”（historisieren）。七是兰克的文笔流畅，文章如诗般优美。 以兰克式的历史主义为主流的德国史学界在19世纪后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讲求专业原则，研究方法通常遵循史料收集、史料批判与史料阐释三个步骤；二是通过客观考证具体人物的独特性、个别性，或者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的过程来把握时代的精神。里斯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尝试是设立专业学会、出版专业期刊，从制度上推进日本史学研究的专业化。重野安绎出任史学会初代会长时曾提及，“本会的设置，可追溯至本人随修史事业转任至帝国大学后，与御雇教师德人里斯氏的相识。氏力主设立学会、创办专业期刊的必要性，本人亦感到有此必要，即将主旨传达给各位业内同仁。所幸文科大学的学生诸君一致认可为推动史学研究设立学会的建议。” 1889年11月1日下午，史学会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内召开第一次大会。此后每月第3个周四下午召开例会，邀请会员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12月，学会机关刊物《史学会杂志》创刊。翌年2月底，里斯花3天时间起草《关于史学会杂志编纂的意见》一文，体现了他试图将日本的历史研究建设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抱负。该文主旨有二：一是建议《史学会杂志》效仿欧美历史专业刊物，留出版面介绍史学新著，形成同行相互批评交流的园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二是提议新杂志可效仿《德意志史料集成》（Archiv der 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Geschichtskunde），成为编年史编纂掛与地方史学者、史料拥有者之间互动的媒介，为新史料的发现与编纂打通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渠道。里斯在文献考证方面与重野安绎、星野恒等人多有交流。从结果来看，《大日本史料》与《大日本古文书》的编纂体裁与《帝国编年纪要》（Regesta Imperii）确实十分接近，但里斯的建议对日本的国史编纂事业是否有贡献，尚不明确。可以肯定的是，在搜集整理海外涉日档案的事业中，里斯发挥了开创性作用。里斯曾向帝国大学总长渡边洪基谏言：“荷兰首都海牙的档案馆所藏珍贵涉日档案，数量颇巨。内有平户、出岛之荷兰工场日志，往复信笺之副本等稀见史料，对厘清18、19世纪的诸多史实大有裨益。经驻海牙日本公使馆斡旋，差人誊抄一套副本应为易事。传言因财政困难，该公使馆即将停业。若传言为真，恳请阁下尽快着手安排此事。（最宜托公使馆的书记生来办理）入手此一批资料定能给吾校修史科的馆藏锦上添花。”渡边洪基对此提议十分重视，1888年12月5日上奏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不久外务省遣代理公使岛村久与荷方交涉。交涉成功后，1889年开始誊写工作。所采史料记录了1614—1795年间，平户与出岛的荷兰商馆与驻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之间的书信往来。誊本共四大包，寄回日本后藏于帝国大学图书馆，后在1899年帝国大学图书馆的特别展示会上展出。 里斯深受兰克史学聚焦外交史之熏陶，十分重视日本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在给导师戴布流克的信中，他主张日本应该发展出一套以国际关系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体系。1893年，里斯在休假归国期间，亲自赴伦敦、罗马与荷兰的档案馆，誊抄了一批记录日欧往来的档案。在日本期间，里斯发表了一系列近世日欧关系的考察，包括《岛原之乱》（1890）、《以葡人及兰人为媒介的日本黄金输出》（1896）、《评奥斯卡·纳霍德氏的日兰交通史》（1898）、《平户英国商馆的历史》（1898）、《论幕府驱逐葡人传教士之原因》（1898）等。在里斯的言传身教下，门下有不少人进入日欧交流史这一新兴领域。如村上直次郎于1899年赴英国、荷兰、西班牙游学，至1902年归国。在旅欧三年中，村上在欧洲各国档案馆进行史料收集、编纂，还在《历史地理》《切支丹研究》《史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史料介绍文章。村上后来与幸田成友、村川坚固两位里斯的弟子一道成为近世日欧关系研究的奠基人。里斯最亲密的弟子坂口昂虽然后来转而研习古希腊罗马史，但坂口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一个当时较为冷僻的题目——《耶稣会史：以对华关系为中心》。坂口提及，他在学生时代曾熟读兰克的《教皇史》，毕业论文的题目亦来源于此。 1902年6月，里斯在帝国大学的聘期结束。29日，史学会举行了“里斯教师送别会”，61名史学同仁参加。发起人藤冈继平首先代表史学会感谢里斯多年来的工作，之后请会长重野安绎致辞。重野将里斯对近代日本史学发展的贡献类比为江户时代明朝儒士朱舜水渡日协助德川光圀修《大日本史》的伟业。紧接着由里斯致辞，他回顾了在日本从教的16年时光，热诚赞颂日本同仁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国史科代表三上参次、史学科代表矶田良等亦分别作简短讲话，场面十分热闹。 里斯并非第一位将兰克介绍到日本的史学者。但是通过里斯，日本史学界对兰克的印象变得生动，对兰克史学的方法特点有了具体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斯逐卷考订格奥尔格·韦伯（Georg Weber）的16卷《世界通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坂口昂与安藤俊雄译出其中第1卷的卷首导言《世界史的使命》。坂口昂写道：“里斯作为兰克史风的祖述者，观察力高迈周到，对历史的洞见博大深刻”。可见在日本史学界，里斯作为兰克史学的继承者与传道者这一身份已得到普遍认可。 二、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与兰克史学在日本受到的挑战 1903年12月20日，正逢兰克诞辰108周年。由通史著述家高桑驹吉发起，集结同仁约60名，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兰克纪念活动。会议发起人高桑简要介绍兰克生平与纪念活动的主旨后，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坪井九马三与箕作元八，以及史学学士阿部秀助发表讲话。驻日德意志特命全权公使冯·阿尔柯—瓦莱伯爵（EmmerichGraf von und zu Arco auf Valley）听闻此事，于翌年1月17日设晚宴款待高桑氏及帝国大学相关人员。当日列席者包括前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前文部省总务长官冈田良平、帝大总长山川健次郎、文科大学学长井上哲次郎与史学者坪井九马三。在兰克诞辰纪念活动之后，《国学院杂志》《历史地理》等学术刊物纷纷刊文进行报道。《历史地理》在第6卷第1号的“彙报及评论”专栏刊登简讯后，于次号又追加了一则消息，报道驻日德意志公使馆设晚宴表示感谢一事。同刊还在纪念活动不久后刊登简短的书讯，介绍莱比锡大学新近出版的兰克生平与史学思想研究。《国学院杂志》也对活动做了简要介绍，称兰克是“东西的学界皆敬仰的世界级大历史家”。 此时兰克的名声在日本已广为人知。在里斯对兰克的介绍刊出不久，箕作元八也给《史学杂志》寄稿，探讨兰克之方法论与尼布尔等同时代史学家的差别。箕作认为，在修正启蒙主义的主观史学叙述方面，尼布尔的确功不可没。尼布尔以批判的态度甄别史料、辨别史实的方法对兰克的影响甚大，但兰克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三段法”：“兰克明确承认，历史的研究法分为三段。所谓三段研究法，第一段曰考证法（antiquarische Methode），即对逐个事实进行正确的调查，解明其真相；接下来的第二段曰联结法（kombinierendeMethode），即在考证法的基础上，将新确定的史实与同时代及前后时代的史实相对照，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最后的第三段曰哲学法（philosophischeMethode），即综括前二段研究法所得结果，发现其间的真理。” 箕作对兰克作为历史学者的想象力大加赞扬，将兰克与歌德的精神特征做类比，还将兰克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做比较，引用兰克名言“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实事求是”，称兰克基于对史实客观、细致的分析，洞悉人类发展的真相，避免流于肆意、狭隘的主观主义。 除了学院派史学者们翔实的介绍外，兰克的名字也散见于一些大众读物。执教于早稻田大学担任清国留学生部的本多浅治郎给《新撰西洋史教科书》作参考图册时，除了上古至近代的欧洲政治变迁地图，特意加入一副兰克的肖像画，将兰克与弗里曼（EdwardAugustus Freeman）、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列为“现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家”。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47）中描写查理五世的章节甚至被选编入《新体文章规范》作为美文典范。 随着里斯在帝国大学执教时期的弟子们陆续出任教职，兰克逐渐成为日本各大学史学科讲义中不可或缺的史学史专题之一。然而，兰克“近代史学之父”的地位确立，并不意味着兰克倡导的以史料批判为基础的政治外交史已垄断了世纪之交的日本史学研究。 坪井、箕作与阿部三人在兰克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清楚表明“新史学”思潮在世纪初的日本影响力甚大。阿部在赞颂了兰克对“真相”（Wirklichkeit）的执著追求后，话锋一转写道，“人非圣贤，岂能无瑕？特莱切克（Heinrichvon Treitschke）在其《十九世纪德意志史》中批判，'人们从兰克作品中看不到民众的生活状态’……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虽是兰克的热烈拥护者，也指出兰克对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注较少。目前最激进的兰克批评者为莱比锡大学的兰普雷西特（KarlLamprecht）。他在著作《文化史研究方法》（Die kulturhistorischeMethode, 1900）中，称兰克的'观念学’Ideenlehre单是一种艺术理念，尚不能构成概念。”坪井九马三更是直言不讳，曰“本人作为国民主义者，不崇尚'Great man theory’。作为事实的崇拜者，不乐见'Mysticism’。作为经济论者，不相信'InspirationTheory’。为避免诸位的误解，在此事先声明，本人与兰克的主义不同。” 就连自称是“兰克崇拜者”的箕作元八也不得不承认，兰克在经济史领域的确存在知识真空。 三人的发言虽简短，但体现出在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出现的新潮流已迅速在日本学界传播开来。18 96年，兰普雷西特13卷巨著《德国史》第1卷的付梓引发了著名的“史学方法论战”（Methodenstreit）。兰普雷西特认为，兰克学派聚焦事件史、人物史的方法仅停留于“表述过去”的层面，无法处理“社会”这个范畴在历史中的位置，也无助于把握历史本身的运动规律（Bewegungsgesetz）。兰普雷西特提倡综合考察经济、文化、语言、艺术、法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历史现象，宏观把握社会心理的变迁，探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兰普雷西特以集团主义史观（kollektiv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取代个人主义史观（individu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将历史看作受法则支配的因果系列，与当时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也有相通之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Gustavvon Schmoller）在论战中就明确地站在兰普雷西特一边。“兰普雷西特论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1899年3月《史学杂志》的“彙报”专栏刊登《德意志史坛之论战》一文，称“德意志史坛兰普雷西特与兰克派唇枪舌剑，论争不断一事，吾等通过柏林《历史时报》（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散见的一些文章已略有耳闻。”接着文章十分详尽地对《德意志史学时报》（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Geschichte）、《国民经济及统计时报》（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未来》（Zukunft）等期刊上的相关檄文，以及戴布流克、兰茨（MaxLenz）、封·贝洛（Georg von Below）等反对派的立场做了精准的汇总。文末，作者写道，“诚然，兰克为德意志史学隆兴时代之大家，开辟了学界一新纪元。但学术之进步无止境，兰普雷西特新说虽被暂时搁置，或有一天会成为开启第二新纪元之导火索。” 日本史学家对兰普雷西特所代表的以“社会总体”为观察对象的实证主义史学持欢迎态度，这与日本学界对施穆勒、布伦塔诺（LujoBrentano）与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历史主义经济学者之推崇不无关系。1900年，师从布伦塔诺的福田德三以《日本经济史论》一文取得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日本的经济史研究先河。这一秉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试图通过分析经济形态来辨别历史诸阶段的认识范式，在同时代日本的史学者之间颇为盛行。譬如阿部秀助虽是史学科出身，但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对经济史的兴趣，曾在《史学杂志》发表德川家康的重商主义研究。毕业后在福田德三的推荐下，阿部入职庆应义塾理财科讲授近世经济史、德语及德国经济学说。1908年，阿部赴柏林，蒙岳父里斯的引荐，在施穆勒门下留学，其间还常去柏林商科大学旁听桑巴特的讲义，对其巨著《近代资本主义》激赏不已。“兰克之忠实崇拜者”箕作元八第二次渡欧时师从新兰克主义史家兰茨。箕作或许是明治后期最熟悉且仰慕兰克的日本史家，他在旅欧日记中屡屡言及兰克，曰特赖奇克与西贝尔“虽可誉为高山，但兰克如富士山，傲视群雄”，“如兰克般研究精致至极，凭有限之材料亦能洞察到过去的奥义，可谓是千古的大人物”。即便如此，箕作游学柏林期间也慕名听过施穆勒的讲座，称“十分有趣”。他还购读了兰普雷西特引起争议的新著，认为“今日史学界过于偏重实证派，必然会引起反向的潮流。兰普雷西特氏的所论虽有流于极端的嫌疑，但毋庸置疑，氏代表了史学的新思潮。” 由此可见，在世纪之交的日本史学界，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结构功能主义史学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坪井九马三旅德归国后，开始在史学科讲授伯伦汉之学说，并于1903年借鉴伯氏的史学方法论著述，出版了长达500余页的《史学研究法》，即是明证。伯伦汉可算作兰克的第二代弟子，虽然成长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下的传统历史主义思潮，但他注意到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实证主义学科的兴起对考证史学的挑战。1889年，当伯伦汉出版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史学导论《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时，该书呈现出唯心主义与实证史学相折中的立场。1905年，伯伦汉还应葛申出版社之邀，将《史学方法论》改写成一本面向大众、通俗易懂的小册子，题为《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后世大多日本学者都未留意到伯氏对传统历史主义的背离，误以为伯氏代表德国学院派“纯正史学”，从而将德国史学移植到日本的路径想象为“兰克—里斯—伯伦汉—坪井九马三”。但实际上里斯为日本学生撰写的史学方法讲义（Methodology of History）并没有借鉴伯伦汉的著述。当时就读于帝大史学科的矢野仁一回忆道：“里斯先生授课时没有使用伯伦汉的著述，倒是坪井九马三先生经常使用。” 里斯对伯伦汉不做借鉴，并非是远在日本的里斯无从了解德国学界的动向，而是因为里斯对后者的立场保持距离。譬如里斯曾批判道：“伯伦汉的（《史学研究法》——笔者注）第二版曰，'历史是关于人类作为主体性的社会存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学问’。此言仅限于社会史是合适的。” 因此，将“兰克—里斯”路径与“伯伦汉—坪井九马三”路径区别看待，应该更符合史实。 坪井九马三于1903年出版的《史学研究法》明显沿袭了伯伦汉的方法论著述。坪井该书分为“综述”“史料篇”“考证篇”“史论篇”四个部分，基本参照伯氏著述的结构，宏观概览了史学的本质、功能与类型，从技术上归纳了史料的分类法，总结了考证的各种方法及步骤。坪井绝非德国历史主义的信徒，他甚至不满足于伯伦汉的折中主义立场。坪井于1885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先后取得理财学学士与应用化学学士学位。由于自身的跨学科背景，他对经济学、地理学、考古学、金石学等辅助学科的作用十分重视。1891年留欧归国后，坪井积极推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接轨。他的讲授课程领域甚广，包括西方史学史、历史地理、欧洲城市政制史、考古学与研究方法论。值得一提的是，坪井是第一个在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派史学家。1907年，在刊载于《史学杂志》的长文中，坪井首先对马克思的生平做了一番详细说明，之后着重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的内容。坪井认为：“马克思撰写资本论之动机，是恨财富分配之不公，资本家压榨劳动者应有所得，将劳动者逼至穷困潦倒。马克思为了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来研究资本是如何生产出来、如何运转，资本所生产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这三个阶段，完成《资本论》三卷四册之大著。其不同于一般经济学者的闭门造车，在自己脑中空想。……逐个调查历史事实，通过归纳历史事实得出结论，方为马克思学说之特点。” 如果说里斯忠实继承了兰克史学的本质特点，将历史主义主导的德国学院派史学介绍到了日本，那么坪井九马三的治史方法则反映出，科学实证主义对德国史学界的震撼在日本也引起了类似的范式转变。但这一新范式在日本与传统的政治史并存，并未引起论战。甚至前述“兰克—里斯”与“伯伦汉—坪井九马三”两条路径还有不少交汇处。譬如伯氏《历史学导论》的日译本便是由里斯的弟子坂口昂完成。兰克的忠实崇拜者、西洋史家小林秀雄也在立教大学史学会的机关刊物《史苑》上连载伯氏著述的翻译，从1928年至1942年，共连载46回。这些交汇使得后世学者常难以辨别不同时期的史学思潮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将伯氏及引入伯氏学说的坪井九马三均归为“兰克流的近代考证主义史学者”，忽视了个体史学家在对待世纪之交学科体系剧变时的判断与选择。 三、兰克的“普遍史”概念与“世界史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间的力量抗衡所形成的国际秩序迅速成为日本人在舆论界的关注点。1918年，世界文库刊行会推出“兴亡史论”丛书，丛书第1期第1卷为兰克史论集《世界史论进讲录》，其中收入兰克1845年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行宫为巴伐利亚王储马克西米连二世作的19次欧洲史讲座，后结集以《近代史上的各个时代》之题出版。此外还增加了两篇附录《近世列强史论》与《政治学说史论》。1923年，庆应义塾与国民图书株式会社合作推出“泰西名著历史丛书”，其中收入阿部秀助翻译的兰克名著《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改题为《欧洲近世史》。兰克的“世界史”概念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引起日本史家的关注。坂口昂的遗稿集《世界史论讲》中也收入坂口对兰克史学思想的长达100余页的省察。但坂口昂在该书中主要阐述《兰克全集》（Sämtliche Werke1867—1890）第53/54卷的内容，并未深入探讨兰克的历史哲学。第一个对兰克的“世界史”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日本史学者，是坂口昂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弟子铃木成高。 1939年，“京都学派”的哲学者高坂正显等人委托德国史学者铃木成高撰写了《兰克与世界史学》一书。这本32开本、174页的小书是日本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兰克研究著作。铃木在书中写道：“兰克以降，世间不乏史学家，却再无世界史家”，一言概括了该书的问题意识，即厘清兰克“世界史学”的本质与特征。铃木认为，兰克毕生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其晚年才开始着手的《世界史》）贯穿了兰克试图在不同民族的个别史中寻找普遍性的立场。对兰克来说，历史学具有双重使命：一是对个别、具体史实的考证；二是对世界史之普遍性的探求。因此，兰克所创立的世界史学（welthistorische Wissenschaft）一开始就对宏观体系抱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兰克的著作中不乏国别史，如《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史》《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等，但兰克的世界史并非是国别史的单纯叠加，兰克主要通过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Verflechtung），以及具体事件所反映出的“世界史的意义”来使国别史与世界史相呼应。铃木注意到，兰克在《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史》的序言中写到，伟大的国民通常拥有两个侧面，一是作为本国国民的一面，二是作为世界史之创造者的一面，后者关乎人类总体的发展契机。所以兰克在叙述法国史、英国史时，选择将重点置于该国的国民活动对人类发展之影响最集中的时期，即“最能代表世界史的时期”。 铃木指出，兰克的“世界史”常被指出有两个缺陷，一是在时间上对古代史的轻视，二是在空间上对非西方世界的轻视。但铃木认为，兰克的局限性是合理的，因为在兰克生活的时代，久远的古代与遥远的亚非拉并没有参与欧洲主导的世界史进程。但铃木宣称，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所主导的世界史势衰，在“一战”后终因美洲的崛起与亚洲的觉醒而分崩离析。人们今日面对的是东洋与西洋融合后产生的更高层次的世界。为了理解和参与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日本人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准备。 一个国家何以成为参与和创造世界史的主体呢？《论列强》中的一段话引起了铃木的注意。兰克云：“吾等在世界史之发展中所能见到的'力’，是精神之力、激发生命的创造之力，其是生命本身，或言道义能量（moralische Energie）。……该能量如花绽放，播至全世界。它呈现为多种方式，彼此相角逐，相制约，相倾轧。诸般作用力萌芽、成长、消亡亦或是复活之过程中，潜藏着世界史之奥秘。”按照兰克的本意，上述“道义能量”来自各国国民的精神，以及各国国民相互接触、相互关联的动态过程。这一非实体的力量是世界史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铃木成高在《兰克与世界史学》中对这一概念作了修改，认为“国家并非文化的容器。国家自身是具有内容的实体，即'道德之精力’”。 铃木本人并未对兰克的“道义能量”概念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但“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似乎深受启发。1938年4月到5月，西田在京都帝大内开设系列讲座“日本文化的问题”，反复援用兰克的“道义能量”论。西田云：“塑造历史的力量，是历史空间内无处不在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立。无对立不成历史。但单纯的力量对立尚停留于斗争与相互自毁的层面。人类在本质上具有创造性，因而民族一旦结成国家则成为道德的主体。国家不单是道德的应然（sollen——笔者注），而应如兰克所云，是道义能量。”西田对将国家实体化，将其等同于“道义能量”本身的思路对京都帝国大学的青年哲学家们影响深远。1941年11月，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与铃木成高等人组织了三次座谈会，主题分别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以及“总力战的哲学”。在座谈会上，“道义能量”成为核心话题之一，与会学者对兰克所言“战争的胜利必然属于在'道义能量’占上风的一方”十分赞同，从各自的立场分别论证日本拥有的“道义能量”将决定日本在战争中的最终胜利。铃木首先将黑格尔的“世界史的民族”（welthistorische Völker）与兰克的“道义能量”相融合，宣称在当下，承担（tragen）世界史之发展进程的民族不仅限于拉丁日耳曼人，日本业已跻身于“世界史的民族”之行列。铃木言：“日本在东亚具有指导地位，是因日本对所肩负的世界史之使命抱有自觉性。这一使命，不是客观上被赋予的，而是主体的自觉。这就是所谓的道义能量，是日本的历史哲学观，也是日本在道义上具有的生命力。”高山岩男用普法战争的例子来阐释“道义能量”之高下对战局的决定性影响。高山赞同兰克的观点，认为法国政治与文化间失衡削弱了法国的道义能量，导致法国的战败。高山也认同，能够推动世界史进程的，始终是在道义能量占上风的民族。而一个民族只有主体地、自发地去顺应世界史之走势，主体性地推动世界史之进程，才能够拥有“道义能量”。高山岩男又将这一原则活用在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阐释中，称中国人只有主观的“中华 ”意识，没有客观的“世界”意识。因此，中国人的历史观是“静止而非历史的，阻碍中国人养成动态把握历史的态度。而日本每次接触外界时，总抱着自由奔放、建设历史的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试图主体地将世界史的趋势为我所用。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有的仅仅是道义，而日本才拥有道义能量。”座谈会成员对高山岩男的对比论纷纷表示赞同，一致同意中国人的华夷秩序观是追求东亚整体之“道义能量”的最大障碍。西谷建议道：“目前，建设大东亚的指导者是日本。这一指导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首先必须让中国人认识并接受这一事实。……唤起中国人对世界史的认识，是去除其思想中的华夷观、使其协助日本建设亚洲的根本之道。如此便可发现大东亚的道义能量。眼下，日本的指导者角色源自日本拥有的道义能量，此能量可使中国免于沦为殖民地。”在战时的言论统制与精神总动员的体制下，原本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缘的兰克史学被断章取义，融入了赞美侵略战争的话语。此时，兰克在考证方面的客观细致，甄别史料时的洞察力等令明治史学者们仰慕的特点已不再是关注焦点。援引兰克的日本哲学研究者们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舆论风潮中肆意曲解兰克的概念，粉饰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径。 四、结语 1974年，中央公论社组织编纂丛书“世界的名著”，委托时任东京大学校长的林健太郎担当责任编辑。林邀请铃木成高漫谈日本史学者对兰克的印象，铃木坦言，“在我们历史学者之间，兰克是神一样的人物，被捧上圣坛。大家都供奉着，但认真去读兰克作品的人没有几个。目前也还是这种情况。” 铃木回忆到，明治后期，社会经济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进入大正期（1912—1926）以后，以大类伸为代表的、继承布克哈特（JacobBurkhardt）学脉的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在两种史学新潮流的冲击下，日本的史学者们逐渐远离兰克侧重政治史的旧传统。 铃木简短的回顾基本符合史实，但对兰克史学传入日本的路径与全貌还缺乏宏观把握。根据本文的考证，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里斯赴日到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传播路径主要通过里斯在帝国大学的研究教学活动。里斯通过授课、论文指导与协助史学会的活动，既系统地介绍了兰克生平及其史学思想，也在治学方法领域引入了德国学院派历史学的史料批判。第二阶段是世纪之交到“一战”之后。在这一时期，兰普雷希特、布克哈特、施穆勒、桑巴特等奉行科学实证主义的史学家纷纷被介译至日本。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风潮在日本的兴起，导致兰克史学在日本尚未形成学派便走向式微。第三阶段是日本重建国际秩序的野心在1930年代后期引发的“兰克热”。在举国鼓吹“大东亚战争”的言论气氛下，“京都学派”的论客们通过综括与扬弃兰克的“世界史论”，歪曲兰克“道义能量”的概念，主张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历史必然性，进而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 1948年，《兰克选集》（全7卷）的剩余3卷由千代田书房出版。此后便罕有兰克作品的日译本问世，也无系统性的兰克研究著作。正如林健太郎与铃木成高所言，对当代日本史家而言，兰克已不再是被学习、被超越的先行者，而成了业已完结的历史主义时代本身的象征。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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