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字觉斯，又字觉四、觉之，河南孟津人，明天啓二年（1622）举进士，为庶吉士，散馆之后授检讨，历升礼部右侍郎、南礼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清军入南京，王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嗣后，他随多铎前往北京，并于第二年（1646）正月接受清廷任命，以礼部侍郎管宏文院事。 戴明说字道默，号严荦，直隶沧州人，明崇祯七年（1634）举进士，由户部主事累迁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攻陷京师，戴明说投降，后逃归原籍。顺治元年（1644）六月起原官，二年（1645）五月迁太常寺少卿，纍官至户部尚书。后因魏裔介弹劾革职，寻死。 
《王铎致戴明说书札册》为香港近墨堂基金会所藏，内含《王铎致戴明说书小楷杜诗》一件，及王铎致戴明说二十三通手札，并附薛龙春教授的论文两篇，分别为《王铎与戴明说》及《刻帖编排对王铎墨迹的改动》。 
从薛龙春教授《王铎与戴明说》一文中得知，王铎与戴明说的信札内容主要是从绘画、书法和诗文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二人观念上的相似之处与相互影响，揭示了他们在政治人格失范之后希望通过鼓吹新的文艺趣味以消解降清的耻辱感，掌握文艺话语权，这样不仅可以消释降清所带来的耻辱感，也包含了对未来的历史形象的期待。 
王铎等人的所有努力，应置于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解释。值得重视的是，无论是绘画上以荆、关爲溯源，书法上以『二王』爲依归，还是诗文不涉唐人以下，从而与董其昌的松江派，锺、谭的竟陵派形成明确的区隔，王铎在清初贰臣友朋圈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薛龙春先生在第二篇撰文「刻帖编排对王铎墨迹的改动」中提出在艺术史研究中，艺术家的墨迹与刻帖，是我们时常会运用的材料。当没有艺术家的墨迹时，刻帖便成为讨论风格的重要参照。依据王铎传世墨迹对勘相关刻帖，试图提醒研究者，对于史料的层级要有更爲深刻的理解，在使用晚近的刻帖来讨论艺术家风格时，需要相当警惕。 
王铎传世刻帖数量众多，其中最知名的是顺治八年（1651）他的次子王无咎主持摹刻的《拟山园帖》十卷，历时八年方告成功。《王铎致戴明説书札册》中有十三通便收入在其中，通过书札墨迹与刻帖的比较与分析来看，刻帖在收入王铎书作或书札时，从行款、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这些刻帖在讨论王铎书法形式与风格，不能过分依赖，即使是作为文献来使用，也需要进行细緻的辨析。 
王铎尤喜杜诗，传世王铎小楷不多，蝇头小楷更爲罕见，《近墨堂法书丛刊特辑·王铎致戴明説书札册》开篇收录王铎致戴明说杜诗手稿墨迹二十一首。小楷极具个性，源于魏晋，出自唐人而得于胸襟，在古人面貌的基础上，章法布局结构更是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複杂，线条枯实相应，小中见大，整体感强。为便于欣赏，书内后附作品放大百分之一百五十供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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