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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绝大多数的押宝者都落了个空。格丽克成为自托妮·莫里森之后，27年来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而该奖项对格丽克自身而言也将意义非凡——不仅仅因为这是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文学奖，更在于它即将带给格丽克的声名。仅仅在中文世界，据说格丽克的两本诗集《月光的合金》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在结果揭晓的短短十分钟内就已经在电商平台全部售罄。  回想2003年，当她被授予美国桂冠诗人之称时，这位向来不爱站在聚光灯下的女诗人还曾发言表示自己“不关心听众群的扩大”，更喜欢拥有一批“数量较少但充满激情”的听众。如今，对于格丽克而言，这样独立小众的听众群恐怕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格丽克，也震撼了一大批相信美国作家已经在大概率上与该奖无缘的评论者。这种风向源于2008年，时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说美国“太孤立、太狭隘了。他们没有做足够的文学翻译，也没有真正参与到文学的大对话中”，美国作家仅仅是“敏感于他们自己大众文化的流行趋势”。  但格丽克的获奖显然打破了恩达尔的这一断言。诺奖委员会给出格丽克的获奖理由：“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格丽克的声音“坦率、毫不妥协，表明这位诗人是想要被理解的”，但同时它又“充满幽默感和辛辣的智慧”。奥尔森认为格丽克的诗集《阿弗尔诺》——一部诠释珀耳塞福涅如何被冥王哈德斯带入冥界的作品——写作“技艺高超”，而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诗集《忠实且善良的夜晚》则是“另一项壮观的成就”。他将格丽克比作艾米莉·狄金森，称她有着和狄金森一样的“严肃性以及对接受信仰的简单原则的拒斥”。  创伤、渴望与自然  自1968年凭借《初生》在美国文坛首次亮相以来，迄今为止格丽克总共出版了14部诗集。创伤、渴望、自然，这些是她的诗歌中反复吟咏出现的主题，它们的背后则是诗人对个人经历和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  在《露易丝·格丽克诗歌：专题介绍》中，作者丹尼尔·莫里斯指出，即使是一首使用传统快乐或田园诗意象的诗歌，“也表明了作者对死亡的意识，对天真无邪的失去的意识”。而在《露易丝·格丽克：改变你所见的》一书中，乔安妮·费特·迪尔也表示，格丽克喜欢将普通的物件转变为孤独和失落的象征，“这种终结感使格丽克的诗充满了怀旧的力量”。  不过，对于格丽克而言，创伤并非一种完全负面的因素，反而是通往对生活的更好欣赏的一扇门，这一概念在她于1985年出版的诗作《阿喀琉斯的胜利》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探索：所谓阿喀琉斯的胜利，正是喻指他对死亡的接受，而这令他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人。 格丽克诗作中生与死的对立力量之关系则指向了她的另一个常见主题：渴望——对爱和关注的渴望，对洞察力的渴望，或者是对传达真理的能力的渴望。但格丽克对这些欲望的态度却充满了矛盾性。莫里斯称，格丽克的这些经常采用相互矛盾观点的诗歌，反映了“她自己对地位、权力、道德、性别，以及最重要的，语言的矛盾态度”。罗伯特·博耶尔在《没有床垫的写作》中将格丽克对这些渴望的矛盾情绪描述为“艰苦的自我拷问”的结果。他认为，“格丽克的诗最精彩的部分总是在退缩与肯定之间，在感觉的直接与反思之间摇摆……对于一个讲求实际、鲜少幻想的诗人来说，她对日常奇迹之诱惑和突然高涨、势不可当的情感显示出了强烈的反馈”。  自然也是格丽克诗歌的一大主题。《野鸢尾》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花园中，那里的花儿被赋予智慧和情感化的声音，神祇通过天气的变化来说话；《沼泽地上的房子》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对自然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的修正”，所有讲述都与自然相关；而在《阿拉瑞特》中，花朵更是“成为一种哀悼的语言”，在哀悼者之间的竞争——以确定“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象征体系的自然的所有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莫里斯语）。  自传型诗人 有人说，格丽克当属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罗伯特·洛威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那类“自白派诗人”（confessional poet）。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诗歌中普遍采用第一人称的模式，并且其中的叙事通常受到个人生活事件的启发。  学者罗伯特·贝克认为，格丽克“在某种基本意义上来看，毫无疑问是一名自白派诗人”，而评论家迈克尔·罗宾斯则反驳称，格丽克的诗歌主要“依赖于对私人生活的虚构”，这是与普拉斯、约翰·贝里曼等人的本质区别——后者强调真实地袒露诗人内心隐藏的一切，即使是自私肮脏丑恶卑鄙的东西也当启齿诉说——“换句话说，如果格丽克不是以向读者言说的方式写诗，她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白派诗人”。学者劳拉·奎尼更是指出，在格丽克看来，自白派的诗歌是“可憎的”。 一种折中的观点则认为，格丽克应当被归类为“自传体诗人”（autobiographical poet）——其诗中对神话的运用以及各种人物的安排所体现的技巧远远不只是一种“自白”，如学者海伦·文德勒所说，“格丽克诗中的迂回和含蓄显然不再是第一人称 '自白’，尽管它们同时无可争议地保留了个人色彩”。  确实，不可否认格丽克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与其个人生活经历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1943年4月22日，格丽克出生于纽约长岛一个匈牙利裔犹太家庭。她的父亲一度立志成为作家，但一些作家品性的缺乏使他最终投身商业；她的母亲则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这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教育背景。父母为格丽克提供了开明的家庭教育环境，“在我所出生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有权将其他人的句子补充完整”，后来，格丽克这样回忆起她的少年时代。 不仅如此，她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频频涉及的神话元素，也来自于她的父母在她年幼时有意识的教育输入。“我还不到三岁，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了；这些故事中的形象，以及插图中某些画像就成了基本的参照。”格丽克说。  但她的成长道路并非一直这样一帆风顺，青少年时期，她染上了严重的厌食症，尽管最终治愈，但也导致她无法正常地以全日制学生的身份被大学录取。1961年高中毕业后，出于对诗歌创作的兴趣，她先是参加了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诗歌班，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诗歌研讨班。再后来，她成了一名诗人，又成了一名在各大高校教授诗歌的教师。 2014年，接受《诗人与作家》杂志专访时，格丽克谈到了自己的这两个在外界看来几乎是对立的标签——作为诗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和作为教师的现实性。“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过着我自认为身为作家应当过的生活，就是你要否定世界，要炫耀地将自己所有精力都奉献给艺术创作。我坐在普罗温斯敦的书桌前，感觉很可怕——我越是坐在那里不写作，就越觉得自己还不够放弃这个世界。两年之后，我得出结论，自己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于是我在佛蒙特州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尽管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不会教书的。但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从我开始教书的那一刻起，从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起责任的那一刻起，我又开始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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