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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生得晚，弘一法师1942年泉州圆寂时，尚在垂髫之年，但1967年马一浮“文革”中去世前后，却得以伴随左右并参与了一些后事料理。 马一浮不是出家人，但却是最著名的佛学家。1904年，精通多种外文的马一浮自清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公署工作和游学英国、德国、日本回国后，在全身心将治学重点转为传统文化儒学前，曾苦心研究佛学，醉心结交杭州定慧寺、灵隐寺、香积寺、海潮寺等高僧大德，写有《童蒙箴》、《法数钩玄》、《与蒋再唐论儒佛义》等佛学专著，倡导发起组织般若会。所以马一浮不仅是北大著名教授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史》赞美的“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仅有的硕果”，不仅是梁漱溟称颂的“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而且从马一浮19岁丧偶后终生不再娶，将一切献给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传统文化“虽劫火洞然，不敢自阻”的精神看，他完全称得上是方外高人。当年在浙一师任教“才华盖代，文学、演剧、书画靡不精，而书名尤籍甚”，事业蒸蒸日上，家庭无比幸福的李叔同，为什么于人生旅途“绚烂之极”时却置恩爱家庭、富裕生活不顾，硬要出家从佛“归于平淡”，去修那最艰苦的“日中一食”过午不能再吃东西的律宗，以华严为境、戒律为行、净土为果呢?有人以为这是他受家庭信佛的影响和好友、浙一师舍监夏丏尊戏言刺激的结果。可我认为这是缘于李叔同强烈的爱国情结和畏友马一浮的人格感化。 李叔同虽比马一浮大3岁，但马一浮1898年会稽乡试以15岁独占鳌头名噪东南，不久在上海自学外语时又因与广西才子马君武、四川才子谢无量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闻名遐迩(马一浮本人被苏曼殊称为“江南才子”)，后因在美、英、德、日工作和游学期间，专门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文学，与陈独秀、周树人、马叙伦等结交，如《知堂回忆录》所说，在清末就很有了名气。到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马一浮回国后与谢无量在镇江焦山苦读1年，在杭州广化寺夜以继日专攻文澜阁四库全书3万6千余卷3年，从南京教育部恳辞秘书长，回西湖后又独居陋室青灯黄卷钻研佛典和古籍10年，成了如丰子恺所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书，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直到85岁去世，马一浮一直读书不求闻达。所以1957年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陪同下拜访他，贵宾问他过去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将来干什么时，他回答的都是“读书”二字。而李叔同呢，这位早年加入同盟会的音乐与美术天才，也跟当时觉悟了的青年一代一样，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热衷变法，写过《祖国颂》。辛亥革命后，更写过《满江红》、《金缕曲》等表示了自己“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的志向。可是辛亥革命后目睹革命党人争权夺利，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使爱国心切的李叔同“痛感于众生疾苦”和教育救国、艺术救国的无望而无法解脱。于是在精神极端苦闷中他也跟当时熊十力、梁漱溟等一样转向佛法，开始三天两头带了丰子恺等爱徒从贡院前浙一师到延定巷马一浮往处，向这位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就以闻名心仪的哲人请教。丰子恺后来在《缘缘堂随笔》中回忆道：“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指李叔同)，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了他的精神生活的瘾……带了我到这陋巷去访问M先生(指马一浮)……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丰子恺的这段话是最好的说明。如若不信，还有李叔同给另一爱徒刘质平的信为证。李叔同1917年给刘质平信中说：“自去腊(去年)受马一浮大士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日荒……”现存资料中也有一张常被用到的李叔同出家后与丰子恺和刘质平一起参禅的照片。李叔同就是在马一浮等的影响下，于1918年7月14日(即农历六月六日)大势至菩萨生日这天，在马一浮引荐下到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拜了悟长老为师，法名演音，号弘一。了悟法师是马一浮挚友，当时为定慧寺住持。李叔同出家后两月，马一浮又送他到灵隐寺受比丘戒，亦赠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等佛书。此后20多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弘一法师是位恪守律宗戒规的高僧。为了严守律宗，跟在浙一师提倡国货时，因宽紧带是舶来品，所以他连宽紧带也不用一样，连当时流行的牛骨柄猪鬃牙刷也不用，只用杨柳枝洁牙。因用牛骨、猪鬃等动物身上东西做的牙刷也有杀牲之嫌未免罪过。杨柳枝含有与阿司匹林相似的水杨苷成份，可防牙痛。我国古代和印度古代僧侣都以它洁齿。今天中国寺庙中观世音造像多为执杨柳枝与净水瓶的女性，其源也与此有关。 弘一法师更是位爱国高僧。1938年1月14日，他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讲演结束时，曾以清人龚自珍“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以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难免余情绕”的诗作临别赠言。说明他即使出家苦修多年，情感深处也仍有难以忘却的隐痛。这隐痛便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所以在当时抗日战争艰苦年代，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到处以墨宝广结胜缘，表示自己“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决心，称自己住处为“殉教堂”，不成功便成佛，甘愿以身殉国，救民族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 记得有一次，在听了弘一法师弟子、新加坡佛学院院长释广洽来杭向马一浮请益，要向马一浮送点食品，马一浮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这样岂不是吃十一方了吗”，我笑着问马一浮：您遍读佛经，又荐引了李叔同等朋友成佛，可您自己却怎么只做居士不出家呢?马一浮说，研究佛法不必一定出家，出家要六根清净，无奈他还心系六艺没有到达这一境界。其实，我认为出家人也不可能完全空空如也。像弘一法师，如北大美学家朱光潜所赞，“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这种不能完全脱俗的“余情绕”正是我们每个佛教徒最可贵的地方。而马一浮由于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因为文化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因此专注于献身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六根不净”也决不妨碍我们每个世俗之徒与佛陀的息息相通。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问我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是65年前弘一法师于国难当头圆寂时的遗偈。马一浮去世前的1967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生日这天所作的《拟告别诸宗友》中，也有“乘化吾安适?虚空任由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讴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滋”之句。一个是“花枝春满”，一个是“花开正满枝”。何以相似乃尔，视死如归，对涅槃都这么从容?这都源于心存灵犀缘相通，对世界和人生的大彻大悟。 (文/楼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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