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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眼中，贺龙作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是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的将军，但正因为如此，他人才难以接近贺龙元帅，难以真正了解贺龙；但对于女儿贺晓明来说，父亲贺龙除了为国家作出的无私奉献之外，他对自己儿女们的另一个最高荣誉感情便是爱，在日常生活之中，儿女们也只有通过爱，才能够了解到一个和其他人眼中迥然不同的贺龙。  图：贺龙元帅照 贺晓明想要剪辫子，贺龙不答应：女孩子留辫子要好看些在女儿贺晓明的眼中，父亲贺龙对家人的爱都是通过笑容来表达的。他或者会无声地微笑，或者会捧腹大笑，遇到特别高兴的事情，他还会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流抹掉眼角笑出的眼泪。贺龙笑起来，眉毛和嘴巴都会变成月牙状，那种专注于父亲的慈爱就从眉宇之间流露出来，令人感到无比亲切。 贺龙特别喜欢女孩子留辫子，他也很懂辫子，因为在前清时期贺龙的长辈们都梳过辫子，贺龙的两个女儿贺晓明与贺黎明小的时候都留着很长的辫子。后来晓明的岁数稍长，实在是想剪头发，可贺龙却不答应：“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些。”  图：贺晓明与元帅贺龙的亲密照片 晓明非常想剪头发，可又害怕父亲不高兴，于是就打算给父亲开一个玩笑，她把辫子藏在脑后，这样正面就看不到辫子了，于是晓明从屋子里走出来，看到贺龙正好站在屋外，双手叉腰微笑着看着自己。“爸爸我剪了辫子了。” “嗯？我看看你咋剪的。”还没有等晓明反应过来，贺龙就走到她的身边，将她的头发从发根上往下一撸，结果她的辫子就垂下来，彻底“露馅”了。看到父亲开心的笑容，晓明还是放弃了剪辫子的打算。  图：1964年,贺龙、薛明与孩子们在广州合影 当然，贺龙并非只有对自己的子女才会流露真情，他对自己身边的晚辈们都会予以无微不至的关照。有一次过星期，贺龙的侄儿回来对他说了学校的一件事情：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同学因为偷窃被抓，学校里准备开批判会。贺龙本来对于盗窃是极度憎恶的，但这次他得知原因之后却皱起眉头对侄儿说：“你回去之后告诉学校，不要搞批评了，他还是个孩子，私下里教育几句就行，千万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这样对孩子的发展不利。” 又有一次，女儿贺晓明同父亲贺龙、刘少奇主席等人一起在怀仁堂观看话剧《青年一代》，当话剧演到萧继业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刘少奇主席和父亲贺龙都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话剧结束之后，贺龙对晓明说：“我们老一代对你们年轻一代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将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老太太带着一群孩子，跑到重庆找到贺龙：他们都是贺家烈士的后人贺龙带着一家人随大军入川之后，将夫人薛明和儿女们暂时安置在重庆居住。重庆解放不久之后的一天，贺龙家的门口来了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从外表上来看，她明显是湖南土家族的打扮：她的头上裹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黑布，身上也穿着镶边的黑衣服。在她的身边，有大约四五个小孩子围在她的身边，并且她的背后还跟着一长溜的小孩子。面对贺家卫兵的询问，这位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来自湖南桑植的一个姓钟的老太太来看他，想求他一件事。”  图：土家族老太太（资料图） 还没等卫兵回话，贺龙在屋子里就传出了声音：“让他们都进来。” 钟老太太刚刚带着一群孩子进入院子里，贺龙就已经从屋内急匆匆的走了出来，然后对老太太喊了一声：“二姐，好久不见。” 此时薛明也紧紧跟了出来，她虽然并不认识这位钟老太太，但是从贺龙的称呼和这位老太太的打扮上来看，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人，眼前这位老太太和贺龙肯定有亲缘关系，于是也就叫了一声“二姐”。 不过，看着钟老太太身边围着这么一大群孩子，父母还是愣住了，不知道老太太此次登门造访有什么事情。 虽说孩子们很是调皮，但钟老太太却拍着孩子们的脑袋说：“好了，别闹了。你们快跪下磕头，叫爷爷。” 于是孩子们呼啦啦一大片都跪倒在贺龙的面前。“爷爷！” 这种情况让贺龙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有些手足无措地问：“二姐，这是咋回事呢？你快说个清楚吧。”  图：湖南桑植贺龙故居 可钟老太太却只是教着孩子们又说了一句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于是孩子们也乖乖学舌，跪在地上对贺龙说：“老爷爷把我们留下来吧，留下让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贺龙顿时感到很为难：“起来起来，大家都起来，这话怎么说……”贺龙脸上面露不悦之色。“二姐，你知道我贺龙是怎样的人，你们来看我，我很欢迎，但现在这样做可不好……”  图：贺龙女儿贺晓明在贺英墓前凭吊 可钟老太却打断贺龙的话：“我知道你们有什么章程，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他们不一样啊。”钟老太指着孩子们，“他们的爷娘父兄都跟着你闹红牺牲了！” 钟老太这句话一出口，顿时让贺龙的虎躯一震，他立刻用自己的目光重新打量着这些孩子们。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之后，贺龙的身子渐渐不动了，他似乎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追忆往昔，在湘鄂西的风云岁月之中，红色革命在他的家乡多少次揭竿而起，又多少次遭遇了失败和挫折，为了今天的革命胜利，贺龙全家满门英烈，牺牲了将近数百位亲人……  图：贺家满门烈士纪念牌 然后，钟老太太一一叫出孩子们的名字：“贺兴国、贺兴同、贺学雨……”然后钟老太太又复述一遍他们父母的名字，每个用血染成的名字在贺龙的脑海之中久久回响着，他的双眸时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时而闪烁着黯淡的神色。随后，他下意识地抚摸着其中一位孩子的脑袋，想要从少年的眉宇之间回忆起过去自己所熟悉的亲人影像。 “这个孩子叫贺兴洲。当你失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在路上划船摇桨的就是他爹。后来，他爹跟着你闹革命，为你鞍前马后的跑腿直到牺牲，可他死了之后，他的伢子却连口饭都吃不上……”说到这里，钟老太太轻轻叹了口气。“现在革命胜利了，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啊。” 面对钟老太太的话，贺龙不禁深吸一口气，垂下眼帘，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是啊，自己家族的牺牲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要是其他的革命子女，那就说不定容易下决心了。 良久之后，贺龙凝望着钟老太太，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为了今天革命的胜利，贺家牺牲确实很大。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还有两千万烈士呢……”  图：贺龙重庆旧居前的塑像 钟老太太点点头：“我知道你说的道理。”虽然她裹着小脚，可她却十分明白事理。“可是桑植穷，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孩子要是成人了，我也绝不会带着他们来找你，可现在他们都太小了，都还是孩子，没办法独立，没有人抚养啊。共产党要留清名，可也不应该不念旧情啊……” 贺龙又一次受到震动，他凝望着钟老太太，点点头之后目光忽然变得平静柔和起来，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二姐说得很在理。烈士后代的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以后他们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停顿了一下之后，然后将目光转向薛明说：“但这些孩子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那就只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图：重庆贺龙旧居外景 薛明点点头，目光之中流露出温存之意：“不光有我一份，也有老聂一份呢。”薛明说的“老聂”，指的是贺龙家的管理员聂占新，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跟随贺龙，在贺家的地位相当于“管家”。 于是钟老太太又对孩子们说：“你们快给老爷爷磕头！”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急忙抱起这个拉起那个，连声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以后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了……” 不过对于聂占新来说，他还是有些想法的。他既然负责管理贺龙家，自然不能只算感情账，也要算一本经济账。贺家一下子增加了十多个孩子，要是只靠贺龙与薛明的工资，生活肯定会十分紧张，于是聂占新事后就向贺龙提议：“既然他们都是烈士子弟，那么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承担一下嘛。” 谁知贺龙摇头说：“这个道理好像说不通啊。” “怎么说不通呢？他们可是烈士子弟啊。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呀。”聂占新坚持自己的意见。  图：重庆缙云山的贺龙院旧址 “可他们都是贺家的后代，都是我的儿子，所以理应由我负担。” 贺龙的话让聂占新没话说了。他想了想只能叹口气说：“唉，反正论道理我是说不过老总了。留下的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可抚养的时候却说起贺氏家族来了，这道理难道还能变嘛……” 虽然颇有微词，但聂占新还是担负起了这些孩子的抚养责任。不久之后，孩子们纷纷进入了巴蜀小学、巴蜀中学读书，全部都是住校生。聂占新不仅要负责这些孩子们的学费、伙食费还有日常零花钱，还要负责换洗衣服的清洗，贺龙与薛明闲下来的时候也帮一下忙。每到节假日，孩子们都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贺龙每次看到孩子们回来，都要开心地抽着雪茄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了啊，两个桌子都放不下呢。”贺龙收养的孩子们当然坐不下，因为贺龙的孩子也远不止这些。 贺炳炎看到贺龙家里很热闹，对贺龙说：把我的孩子也送过来吧一个星期天下午，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说起来，两人虽然都姓贺，不过两人之间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又十分亲密，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经给贺龙元帅担任过贴身警卫，两人之间几乎无话不谈。 贺炳炎对贺龙家很熟，还没打招呼，人就先闯进了屋子。“贺老总啊，我来看望你了。”贺炳炎进入屋子之后，才发现贺龙的身边有十几个孩子。“哎呀，你身边有这么多孩子啊。” “这都是我的孩子。”贺龙的眼睛眉毛又笑成了月牙状。 “这都够一个班了啊。哪里来的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说。 “从老家桑植来的，都是烈士子弟。”薛明解释说。 以往贺炳炎来到贺龙家里，都是很随便的，从收音机到泡菜罐子，他看上什么就能拿走什么，不过这次贺炳炎打量着这群孩子，忽然非常认真地对贺龙说：“这些孩子们多好啊，懂事又有礼貌。”夸奖完之后，贺炳炎又对贺龙一笑：“说起来，我们家的雷生可是与你有缘分呀。我那个孩子年轻幼稚，我教育孩子也不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贺老总这里这么多孩子，养一个也是养，养十个也是养，不如让我的雷生也跟着你们好了，跟着贺老总我放心。”  图：贺炳炎之子贺雷生前辈与记者合影 薛明还没有开口答应，贺龙就笑着说：“好啊，来了都是我的儿子嘛。” 不久之后，贺炳炎将军将自己的儿子雷生也送了过来，贺龙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聂占新看到这种情况，就对薛明私下里嘀咕说：“贺老总也不想想，自己一个月收入多少，养得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块钱的生活费，要是再养几个孩子，家里就该喝西北风了……” 陈希云临终之前，紧紧握住贺龙的手：大儿子洪生就托付给你了1957年2月6日，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之中，曾经叱咤风云的陈希云将军躺在病床之上，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他的面孔偏转向门口的方向，喉咙之中不断痉挛地喘着气，似乎正在用全身的力气完成最后一次呼吸。 图：陈希云旧照 周围的战友们纷纷安慰陈老说：“老陈啊，薛明同志很快就来了，你一定要坚持一下！要不，有什么话就对我们说吧。” 不久之后，随着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薛明如同一阵风一样走了进来，她甚至顾不上和熟人们打招呼，就径直来到了陈希云的病床之前：“陈部长，陈希云同志！”陈希云曾经担任120师后勤部长，与贺龙、薛明都很熟。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说吧。”薛明紧紧握住陈希云的手。 “我，心里，有件事情……只有，和你说……”陈希云努力地握着她的手，对她断断续续地说着。“我家里，孩子多，五个……我的爱人，没啥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吧，交给我好了。”薛明安慰道。 陈希云随后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大儿子陈洪生，然后对薛明说：“其他孩子，都有着落了，唯独老大……洪生，我想把他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他碗饭吃吧。到了你们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图：陈希云之子陈洪生、郭晓媛夫妇在旧址前 薛明的眼圈顿时一红，然后起身将陈洪生拉在身边，站在陈希云面前：“陈部长，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老总了！”陈希云紧紧握着薛明与陈洪生的手，嘴角的苦笑渐渐凝固了…… 此后，贺龙的家里又多了陈洪生这个孩子。 1954年，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进京工作，要进北京时，这一大帮孩子可就成了问题，把他们都带到北京很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说在户口、学校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这十几个孩子要是贺龙全部带走，影响与动静确实不太好。 图：贺兴洲近照 对此，贺龙与薛明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前往北京时，从桑植贺氏家族带来的孩子里，只带贺兴洲一个人，其他孩子依然在重庆上学，每个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寄过去15块钱的生活费，在当时，普通人家的每月生活费也只有10块钱，所以15块钱就能让这些孩子生活得很好了。这些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参加工作了，聂占新才什么时候停止给他们邮寄生活费。 于是到了北京之后，贺龙的身边就只有贺鹏飞兄妹四人、陈洪生、贺兴洲以及李黎风（原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在北京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贺鹏飞、李黎风、贺晓明先后考入北京的大学，陈洪生在大学里的学习是最好的，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图：贺龙与李井泉等在川黔铁路线上视察 不久之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又来看望贺老总，他指着两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说：“他们都在北京上大学，要有个家才好啊。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就给老总带来了，这次又给老总添麻烦了。” 贺龙把手一挥：“我就是喜欢孩子。我养了，你以后不用管了。” 就这样，贺龙在北京又先后养了大约11个孩子，当时贺龙的工资在国内算是最高的，甚至比毛主席的工作还要高，而薛明作为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有着行政九级的工资，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尽管十分可观。然而两人并没有存下什么钱，日子也过得很节俭，因为贺龙家里的孩子多，花费就大了。但尽管如此，贺龙从来没有因为养这么多孩子，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贴和特殊待遇。 这就是贺龙对孩子们的真情故事，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北京，贺龙家里一大家子人都显得其乐融融，气氛融洽不已。在贺老总的关怀之下，他们长大之后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至今为止都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无私地奉献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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