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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一带土匪活动很猖獗，为了打击土匪，稳定边界，张学良特批了400万元军费，从蒙古王公手中购买了一大片荒地，派军队屯垦殖边，并设立了兴安屯垦公署，作为屯垦区的管理机构。 土匪剧照 兴安屯垦区，北抵索岳尔济山，南至白城子，长450里，东西夹在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300里。这里草木丰茂，但由于没有被开发，深山老林里面充满了危险。 屯垦区一成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就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事先给外国人打了预防针。 兴安屯垦区大致地理位置 1931年6月25日早晨，兴安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带领士兵们在团部的操场上训练，这时他们远远看见4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驮着大量行李物品，沿团部西边的大路从北向南而去。 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比较敏感，屯垦军对出没在这里的形迹可疑的人，也多了一份心眼。陆鸿勋命令士兵把这4个人追回操场问话。 奇怪的是，这4个人中有中国农民模样的人，却听不懂汉语，改用蒙古话讯问，仍然听不懂（也可能是装作听不懂）。 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 陆鸿勋怀疑他们是日本人，于是报告了副团长董平舆。 董平舆曾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回国，任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副团长，他在日本生活了4年，日语很好。 董平舆用日语向这伙人问话，其中一个人终于回答了，他自称是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枚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据中村震太郎说，他是东京农业大学派来东北的，这次由洮南出发，计划到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因为前方时常有土匪抢劫，道路不安全，打算折回洮南。 董平舆一边听这个日本人忽悠，一边盯着这几个人的装扮和马匹，觉得很不对劲——这几匹马非常高大，一看就不是东北所产，倒很像东洋军马，当时是夏天，这几个人却穿着棉衣棉裤，有人还化装成了中国农民模样。 老电影中的鬼子军官 日本人在搞什么鬼，打开检查一下行李就知道了。 一声令下，大兵们把这几个人的行李和身上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里面果然很有料，有调查笔记、报告文书、大量军用地图、望远镜、指北针、测图仪器以及三八式马枪和南部手枪等物品。 董平舆检阅这些笔记和地图发现，中村震太郎一行在一个月以前，从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把军用地图对照所经之地，加以修正改绘，还详细记载了所经之地的气候、物产、水源、村落、风土人情以及屯垦军的兵力、武器、部署甚至军官名字。 董平舆倒吸一口气：你确定你不是间谍？ 老电影中的日本间谍 02 董平舆对中村震太郎一伙人说：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上不安全，你们可在我们团部暂住一夜，等明天出勤士兵回来，再护送你们回洮南。说完，就把他们扣留了起来。 事情重大，董平舆立即派人找外出校阅军队的关玉衡团长回团部处理这件事，关玉衡也觉得事情不小，连夜赶回。 董平舆向关玉衡详细汇报了事情经过，这四个人中，为首的是中村震太郎，据查获的文件显示，他是日本参谋省情报科的人；另一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是退役曹长（上士），中村的助手。 还有个俄国人叫米罗阔夫，是洮南煤矿的一名采矿师，长期在东北活动，他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会几国语言，是中村震太郎的向导兼翻译。 此外还有一个叫刘文茂的蒙古人，他是扎赉特旗札萨克巴公爷的女婿，负责协助中村震太郎联络、策反东蒙古王公。 日本人拍摄的“兴安省”照片 中村震太郎此行，不仅有军事侦察任务，还有颠覆破坏任务——他曾召集蒙古王公开会，策划东蒙独立。 事情发展到这里，关玉衡感到很棘手。日本间谍来兴安屯垦区搞侦察，不合理也不合法，但中国是弱国，如果和日本正常交涉，肯定吃亏，到时候不仅要被迫放人，还可能被中村等人反咬一口。 关玉衡决定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商量如何处理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 会上，副团长董平舆主张将他们秘密处死，毁尸灭迹。 他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人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 关瑞玑，字玉衡 董平舆还强调：中日两国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在这里把他们秘密处死。 一营营长陆鸿勋坚决支持董平舆。其他军官也大多持类似观点，认为既然事先已经向外国人打了预防针，明确表示不会保护他们来屯垦区游历，那么他们在这里出了事，也不干驻屯区什么事。 在具体操作上，有人主张放他们回去，然后在路上打黑枪杀掉，有人主张利用剿匪的紧急处置权，将他们做掉。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吧，军官们一致同意弄死这几个日本人。 插画 03 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矛盾经多年酝酿积累，已经非常尖锐，一般东北军将士，目睹日本人在东北扬武耀威、横行无忌，心中多少存在反日心理。 东北当局，尤其是张学良上台后，在处理和日本关系时，非常小心谨慎，以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为主。 举个例子，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掌握了关东军谋害张作霖的证据，却不敢公开真相，东北地方报纸集体缄默，只有日本人控制的报纸，说皇姑屯事件是北伐军便衣队所为，以至于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是关东军干的，自然也没有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本人弄死张大帅。 当然，有人用小不忍则乱大谋，来解释张学良的行为——少主上位，稳定第一。 皇姑屯事件现场 但，自己的父亲、中华民国名义上的元首张作霖被谋杀，却没有人公开真相，没有人追究凶手，死了白死，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你可以隐忍，但不能毫无作为。即使自己不能和日本人翻脸，不会授意关内或者国外报纸公开真相吗？（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擅自干的，日本政府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在怕什么？一怕激怒日本，使中日矛盾表面化，进而引发战争，二怕激起东北民众反日情绪，导致事态失控。 此后张学良在处理与日本关系时，一直被恐日和反日这两种心理所困扰，但往往是恐日占主导，其指导思想可以用“忍辱负重，力避冲突”来概括。 这也是关玉衡团为什么不想把中村震太郎解送沈阳的原因。
中村震太郎 开完会后，关玉衡又审讯了中村震太郎一次。中村间谍身份已经暴露，他认为中国军队不敢把他怎么样，审讯时非常狂妄蛮横，甚至与士兵扭打起来。 关玉衡命令把他捆倒了打，中村丝毫不惧，与士兵们疯狂撕打，关玉衡猛然站起来，拔出战刀要活劈他，中村这才老实下来配合审讯，等签字画押时，他又挑衅士兵，冲突再起，士兵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对中村拳打脚踢，最后用枪托砸头把他打晕了。 事已至此，关玉衡下令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除重要文件外，尸体、行李、马匹一律毁尸灭迹。 当着20多名官兵的面，关玉衡宣布了几条纪律，要求在场的人对此事绝对保密，不准私藏中村等人的任何物品，如果上级询问就说不知道，违反纪律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枪决！
中村震太郎被处决地点 当晚，全团戒严，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士兵一律不准外出。 午夜，处决行动开始。处决中村等人的方法有争议。 关玉衡在回忆中只说是枪决的，董平舆回忆说，他们用马车把中村等人拉到山上，然后用煤油点火烧死，骨灰抛洒，马匹打死后推到河里漂走，衣物等物证全部焚毁，灰扔到了河里。 还有人考证说是用军刀挨个砍死的，然后分尸装进麻袋，绑上石头沉到了河底。 6月27日早晨，关玉衡到屯垦区公署报告了这件事，同时写好快邮代电（以快速传递的邮件代替电报的一种公文），连同物证一并交给了苑崇谷（苑刚被任命为团长，要去北平谒见张学良），托他到北平呈报张学良。
04 中村震太郎从海拉尔出发前，曾给洮南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说明了到达洮南的大致时间。但到了日子却不见中村的人影，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这个领事意识到中村可能出事了，就向上面汇报了。 7月3日，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派人来洮南一带秘密侦查，探听中村的消息。 关东军司令部也派人到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查询中村等人的踪迹，他们还在洮南满铁公所设立了搜索本部，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坐镇，向各地派出特务搜寻。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荣臻坐镇东北）提出了抗议。当时日本人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知道人不见了，抗议带有讯问、试探的意味。 荣臻让人询问兴安屯垦公署：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 兴安屯垦公署回复：并无其人。
荣臻 显然，兴安屯垦公署并没有将此事上报给荣臻，而张学良收到关玉衡的报告后，指示他：“妥善灭迹，作好保密”，也没有告诉荣臻，搞得荣臻在和日本人交涉时很被动。 与此同时，日本控制的报纸如《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纷纷报道了“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一事，这些报纸猜测中村震太郎在游历时，携带了很多鸦片，结果被兴安区一带的土匪所害。 兴安屯垦区到处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夜里杀几个人再毁尸灭迹，天知地知做的人知，外界基本无法查清，除非做的人泄密。 事实上，虽然所有知情人都被警告泄密就死，但参加会议和行动的官兵有20几人，知情人越多，保密的可能性就越小。
老电影中的日本女人 7月23日，齐齐哈尔满铁公所副所长佐藤龟鹤人的老婆，与一个日本妇女八卦扯淡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杀死的消息。 泄露消息的日本妇女，是一个中国人的老婆，至于她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不得而知。 驻东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前往屯垦区一带调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来了。 日本人地毯式的搜寻终于有了成果——他们从洮南“大兴当铺”，找到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手表的抵押人李德保，李德保很快就招了。 原来，中村震太郎和士兵撕打时，手表打飞了，落在了一个角落，前来送饭的李德保趁混乱之机把手表捡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揣进了口袋，后因吃喝嫖赌欠债，把手表抵押给了当铺。
臧士毅 这下日本人不能忍了，8月17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方道歉、赔偿、惩凶、保证等。臧式毅表示，将立即组织调查，等搞清楚了事情原委，再作处理。 这一天，关东军司令部向国内发出了“中村大尉被虐杀事件真相”，这个所谓的真相，刻意隐瞒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内容，称该事件“冒渎帝国军人的威信，是帝国军人驻满二十六年来未曾有的事”。 日本右翼团体像打了鸡血一样，纷纷鼓噪，要求政府强硬起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东京等地的日本军官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一些青年军官还涌向靖国神社，割破皮肤，用血涂抹太阳旗，煽动为中村复仇的狂热情绪。
疯狂程度和二·二六差不多 05 在日本的压力下，东北长官公署派参谋孟相品等5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由于屯垦军官兵不配合，调查团无果而返。 日本人对调查结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故意拖延、包庇。为了应付日本人，9月13日，荣臻派宪兵司令陈亚兴率领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到兴安屯垦区调查。 事实上，荣臻此时已知事情真相，并派人把关玉衡秘密接来沈阳保护了起来，在接风宴上，关玉衡向荣臻表达了歉意，说不应该越级上报，让长官难办，荣臻也向关玉衡交了底，所谓调查，就是做做样子给日本人看。 荣臻此举，肯定是经过张学良同意的。
张学良 张学良对关玉衡的爱国义举很欣赏，但对此事所引起的后果也很担忧，所以他收到关玉衡的报告后，指示他灭迹保密，竭力掩盖此事。事情暴露后，张学良的策略是装糊涂拖延，他指示荣臻、臧式毅等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尽量让步，不要激怒日本人。 这个事情日本其实并不占理，中村擅闯军事禁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后嚣张反抗，处死他合理合法。只要把相关证据向外界公开，中国就能占据外交主动权，但张学良担心日本恼羞成怒悍然开战，没有这么做。 张学良此举，相当于主动放弃了有利的舆论阵地，任由日本报纸歪曲报道——人们只知中村被东北军残忍虐杀，却不知他是间谍。这个事情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整个东北都是日本人的报纸在单方面报道。
日本报纸的报道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力图把中村事件的交涉，限制在东北地方当局和日本之间，不想让南京政府外交部插手。 8月23日，当南京政府外交部询问事情真相时，东北当局给出的回复是：没有这回事，日本人无端寻衅，故布疑阵，目的是转移万宝山事件的注意力。南京政府外交部根据这个回复，强硬地怼了日本人。 然而，这事不是拖延就能解决的。9月16日，陈亚兴调查团刚返回沈阳，日本人就跑来追要结果。 此前一天，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解决中村事件困难时的报复手段》，决定在日本的谈判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即占领洮南、郑家屯、通辽以及沈阳兵工厂，如果内阁不采纳军部主张，就发动政变。
林久治郎 9月17日，荣臻面见林久治郎，说明了事情经过，并拿出了从中村身上搜来的文件和证物。 林久治郎自知无理，气焰一落千丈，尴尬地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 晚上，林久治郎又来谈判，依然提出道歉、赔偿、惩凶、保证四项条款——此时，中村震太郎是不是间谍，已经不重要了，它不影响军部的决策。 荣臻看完林久治郎的四项条款后，说：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 随着局势日益紧张，9月18日下午，荣臻再次面见林久治郎，重申希望按照外交途径解决这件事，表示将尽可能满足日方提出的条件。 但是，东北当局的妥协，没有换来日本的谅解，关东军少壮派早就等不及了，当天晚上，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村事件的交涉到此终止。
日军翻墙进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 06 最后说一下中村事件的后续。 九·一八事变后，关玉衡和董平舆都逃到了关内，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杀，董平舆改名董昆吾。关、董二人在解放后分别写了《中村事件始末》和《中村事件真相》两篇回忆文章。 陆鸿勋加入了伪满军队，后被日本人发现、逮捕、肢解，以祭奠中村震太郎。 荣臻和臧式毅，后来都当了汉奸。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中村事件”发生地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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