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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国书，还是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近今翻译过来的书则不必，因为知道译得往往不值得在字儿上较真——有时，碰到读不通的地方，就起疑心，想着是不是印错了，偶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下面说的，就是对几个字儿的猜测，有证实了的，也有可能永远证实不了的。 一 读《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赵庆云、马忠文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对郭沫若写给刘大年的几封信很感兴趣。 在一封信里，郭沫若向刘大年推荐李平心的文章《居延汉简奴隶考》，认为可以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信中提到：“凡关于汉简出处，我已仔细据《汉书》校正了一遍。”释文是这样印的。但读到这儿，就觉得不对劲：大家知道，居延汉简是汉代偏远地方的日常往来公牍，其中并无多少大事，怎么可能有许多能在《汉书》里找到出处。 好在《墨迹选》附有原件照片可供比照。原来，与释文“《汉书》”对应的，其实是“劳书”，在“劳”字边上，郭沫若画了一条专名线，编者当成“漢”的三点水旁了。 所谓“劳书”是指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1944年。对汉简的出处，据《居延汉简考释》加以校正，就顺理成章了。 再看另一封，郭沫若谈的是浦江清和杨向奎的文章。郭先生对杨向奎的见解不大赞同，谓： 这里且不管郭氏的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单问：“圣传”是什么意思？没听过刘歆伪造“圣传”之说。此外，“窜新”又是什么意思？老辈人下笔，不会生造词汇。 看原札照片，就清楚了。对应于“圣传”的，是《左传》。当然，这个“左”字，郭氏写得的确不合草法，但从上下文看，此字只能是“左”——因为刘歆伪造《左传》是历来的成说。那么“窜新”呢？其实是“窜杂”——“雜”与“新”形近，整理者没看出来。 上面提到的“汉”“圣”“新”等误释，有个共同点，即放在原文的语境中是读不通的。读不通，则往往有误，这可说是书札、手稿整理的一条“通则”。 二 近几年，陈梦家生平成了“热点”——关于陈梦家的传记类著作已出版了四部。陈改玲、牟利锋著《陈梦家评传》（2018）、王黎群著《一朵野花：陈梦家纪事》（2021）、方继孝著《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2021），可谓各有特点，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著，中华书局2021年6月第一版）分量特别大，网罗了极多材料，其中颇有仅见于此者。该书体例甚佳，如引用陈梦家往来函件，皆全文照录，而非节引，这就是在实际上使“事辑”囊括了一部“往来书信集”，当然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著者对史料中涉及的较少见的近代人物字号、简称，酌加脚注，甚便读者。 当然，五百余页、材料繁密的大书不可能不存在个别小疵。现姑举一例：该书第306页写1950年，“约本年，白春□有信致陈梦家（收信地址为中国北京燕京大学东园39号，寄自印度新德里）”。 事实上，对现代文史稍谙熟者一看到“印度”二字，就能猜出该信的发信人是白春晖。白春晖是印度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中国留学，入的正是燕京大学，他后来成为印度高级外交官员。因此，原书中空格处应易为“晖”字。 我为什么能如此确定呢？因为上半年我刚好读过《吴晓铃集》和俞宁著《吾爱吾师》，其中都写到了这位印度学者、官员的往事，所以一看到《事辑》里的□，那个“晖”字就自动在脑海里跳出来了。 伽达默尔解释学有所谓“视域融合”之说，实际上，最粗浅地讲，“视域融合”的简单形态无非是作者与读者间的知见相合。像“白春□”之为白春晖，在知见相合者那里，是不言自明的事，但要向完全不知白春晖之为何人的读者解释这件事，可就难了。所以，文史考证文章，说到底还是写给有识者看的，对“隔教”的人，实无能为力。 三 读胡文辉编《陈寅恪语录》，颇事检核，知目前流行的陈寅恪著作版本在文字细节上都不无疵病，三联版全集亦不可恃为典要。 这里要探讨的一段文字，出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陈寅恪语录》据三联版《寒柳堂集》录入，而三联版《寒柳堂集》采自《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由陈氏弟子整理，首刊《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由于未附原件照片，故这份整理稿是唯一的文本来源。须强调的是，这段文字，在转录中并无舛误，所以，假如说它可能是有问题的，那问题只会出在文本最初的整理者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那里。 这是陈寅恪晚年谈论晚清人物的一段话，涉及张之洞对公羊学的见解，现节引如下： 我先把我的结论揭出，然后再谈理由。我认为，后面一句话，正确的录文及标点应该是这样的：“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惟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其实撝约为姚鼐弟子，转工骈文，乃其特长，而《公羊通义》实亦俗书，殊不足道。”其最关键者在于，我认为，第一个“为”字，应作“惟”。 我们先看张之洞《劝学篇》里是怎么“痛斥公羊之学”的： 然后再看张之洞《劝学篇》里是怎么赞许孔广森的《公羊通义》的： 因此，陈寅恪所述内容的逻辑关系是：张之洞《劝学篇》尽管痛斥公羊之学，但对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却颇为赞许。我认为，“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为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在文意上是说不通的，而易“为”为“惟”，则怡然理顺了。 如果上述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是陈氏弟子在整理原稿时出了错吗？我的回答却是：未必。我们试着想像一下盲翁陈寅恪口述、由他人记录其言辞的创作场景，陈寅恪会怎样对记录稿进行修订呢？他眼睛看不见，一定是听人读出稿上记录的文字，当有人念道：“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为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他会听出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误字吗？不会！因为在他的耳中，这跟“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惟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听起来是一样的。在盲翁那里，“为”跟“惟”不存在声音的差别，陈寅恪甚至可能想不到自己要表达的那个“惟”会被人记录成“为”。 在校勘方法里，“理校法”是一种应该慎用的方法。陈垣说：“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但我以为，有时候，理校或许是比所谓“确证”更符合理性的。就算有一天，人们拿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的原稿，指给我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为”，我也会低声嗫嚅道：“恐怕应该是'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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