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和谐】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作者简介】冯月季，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石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建构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2020－GMB－002）

【摘要】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符号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符号入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通过“元符号性”升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赋予现代价值内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维度；在互联网兴起的全球传播时代，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符号；集体记忆；情感认同；文化自觉

      近些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理论阐释，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现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中，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其一，从政治学的国家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文化传统、政策制度设计等。其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物质利益基础，关注经济发展程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等。其三，运用心理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心理途径和机制等。其四，以文化认同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等。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和思考路径，在概念界定、理论阐述、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和开拓体现了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命题的关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同时，既有研究中大多属于较为宏观的视角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族工作的政府主导型以及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得学者们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更加偏好从国家视角对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进行制度性分析”。而这也为微观细化、且学理性向纵深拓展的研究提供了空间。相对于宏观视角的理论分析，文化符号学理论聚焦于文化意义生成的深层机制，也就是说，文化符号学理论并不限于对文化表象的描述，而是探讨文化表象生成的意义动力系统，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深描”理论一样，文化符号学追求对符号生成的文本进行意义阐释的过程，意在清晰地呈现出文化符号意义的历史原型、当下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面向。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符号学具有“元理论”的特征。从文化符号学理论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本质上就是阐释中华民族基于共享文化符号意义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机制，契合了“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历史命题，既能够从理论层面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理性，也能够从实践层面通过文化符号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本文即从文化符号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意义机制，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策略。

一、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意义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当前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的高度凝练，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迫切的现实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要建立在对概念的明确理解和界定基础上，“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基础上所具有的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聚集意愿”。价值规范和能动意愿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词，而价值规范和能动意愿都属于人的思维和心理认知范畴，这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具有一致性。安德森进一步解释说，民族共同体想象作为一种思维意识必须以符号为媒介，因此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符号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一）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以扬·阿斯曼为代表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要想获得关于身份的认同必须依靠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生物活动，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集体记忆的形成途径有两种：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无论哪种记忆方式，人们都必须借助文化符号所建构的意义秩序和结构，“在记忆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入到隐秘的内心深处，而且将某种秩序和结构引入内心世界，这种秩序和结构具有社会属性，并将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了人们必须进行社会交往，因此，在扬·阿斯曼看来，集体记忆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集体记忆也就是交往记忆。

      根据乔治·米德的观点，符号充当了人们内部心灵活动和外部社会交往的媒介，社会群体的凝聚非常依赖群体成员之间通过具有共享意义的符号互动。在文化记忆理论中，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沿着文化记忆理论的这三个核心问题，可以进一步探寻文化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所表征出来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内在逻辑。

      这其中，“谁在记忆”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历史和文化意涵的称谓指向了内心意识中认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国人”等文化身份属性的群体。第二个问题“记忆什么”指向的是记忆的内容或材料，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文明，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能够被囊括进人们的记忆中，尤其是对于集体记忆而言，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记忆，并非该事物具有多么重要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们记忆的内容和材料是超越物质性实用层面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精神、意义和价值范畴的内容。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则必须与第三个问题“记忆如何可能”联系起来才能更清晰地说明。

      对于民族群体而言，“记忆什么”以及“记忆如何可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集体记忆对于民族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何在？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集体记忆在民族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显然，集体记忆在建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扮演着黏合剂的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建立在民族群体对历史文化、价值规范、道德传统等集体记忆的基础之上。这些内容和材料是以文化符号作为载体呈现出来的，记忆的过程包括存储、再现和重构，这个过程中承载内容的中介就是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符号的意义结构，集体记忆和实在世界产生逻辑关系，在地理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范畴中获得关于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遭遇外族入侵和内部社会动乱，但是，这些都未能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一套相对稳固的符号意义体系，这套符号意义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互动、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凝结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蕴含着中华民族群体共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借助特定的仪式、媒介进行再现或重构，从而在心理和情感意识中不断建构超越个体的、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

      卡西尔提出了“人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的著名论断，他进一步解释说，人类所生活的文化世界就是由符号构成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认为，人类可以进入不同的符号世界中。因此，要对人类的本质特征进行解释，就必须把握人类文化世界中的符号及其意义结构。从心理结构层面来说，符号就是一种意识活动，它将人的情感认知和客观世界相连接，使得人类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客观世界。不过在卡西尔看来，符号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其同时要唤起人类的情感。苏珊·朗格以“情感”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分为个人情感和普遍情感，而普遍情感即是在人类共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普遍情感的表现需要以符号作为媒介，将之呈现为人的感官可以直接捕捉到的客观形式。

      从文化符号表征人类情感的角度而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就是将民族情感凝聚在文化符号的意义结构中，民族群体成员对这一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持有一种普遍的情感认同。在笔者看来，文化符号凝聚的民族情感内涵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来看，民族情感与人类社会一般的人伦情感具有相似之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以黄河文化符号为例，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称谓可以显现出黄河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所具有的根脉价值。在数千年的历史延续中，黄河培育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与精神特质，并将黄河水的雄浑壮阔、奔腾不息特征深深浸入中华民族文化肌理中，使得中华民族呈现出进取、包容、勤劳、拼搏、自强的精神品格。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文化实践层面，从生活方式、社会规范、风俗习惯到价值取向，黄河文化符号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使得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民族情感的原动力就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符号所凝聚的民族情感的第二个层面是超越个体的一种普遍情感，在民族认同理论中，民族文化身份确立的关键在于区分“我们是谁”，在与其他族群的相互审视中获得关于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是人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一种追问，民族文化身份关联着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显示出延续性和变异性。”以黄帝文化符号为例，黄帝被称为中华“人文初祖”，黄帝在统领华夏部落时期励精图治，在许多领域的发明创造都为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业。可以说，黄帝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图腾，今天，中华民族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认同这样的民族情感，即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由此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

      （三）文化符号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

      费孝通先生在阐释“中华民族”时提出“自在”和“自觉”两个概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根据历史考证，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在从早期的混沌时代到后来向文明时代的转向过程中，诞生了诸如语言文字、礼法规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符号，并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融合中产生了最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各群体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进行的文化创造，并经过民族融合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自近代以后，受西方列强武力入侵，“自在”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观念受到冲击，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开始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启蒙”与“救亡”主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思维视野中，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断强化和升华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思：即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和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如何能够保持与世界的对话，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并且建构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

      中国儒家传统强调“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一个人要时时刻刻反思自己的言行，通过自我反思达致人生境界的圆满。同样，一个民族在世界版图中生存也需要进行自我反思，没有自我反思，就会丢掉传统，看不清当下，望不到未来。从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自在”和“自觉”阐述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存在，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的反思意识。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与反思是为了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并在新时代语境中实现文化转型。对于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文化符号而言，随着时代语境变迁，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价值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如何与现代社会价值共存，打造能够代表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国家文化符号。尤其是在当今“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国际竞争的本质就是文化软实力之争，而文化软实力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从近年来西方各种流行文化符号受到青年人的集体追捧中可见一斑，而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在西方流行文化符号的冲击下日渐式微，长此以往，会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受到动摇。因此，必须从文化自觉与反思的立场出发，打造强有力的国家文化符号，如今，这种愿景已经在文化实践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故宫》《西游记》《长城》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依托现代媒介技术，打造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文化符号IP，在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魅力的同时，也向全球展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包容与开放相聚、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化符号机制

      以卡西尔、皮尔斯等为代表的符号学家都认同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居住的世界就是由符号构成的世界，杜威也认为，符号的意义交流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扮演了协调社会生活工具的角色。符号意义交流“使我们得以从不堪重负的琐事和压力中解脱，并且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交流的终极性表现在：使人们共享对社群有价值的物体和艺术，促进意义的提升、深化和巩固，并形成共同参与的感觉”。凭借着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才具有思想和意识基础，这是人类超越物理现实世界，追求精神和价值世界的鲜明体现，而这个精神和价值世界的意义呈现则是由文化符号建构的，并且为人类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提供了坚实的意义根基。

      从人类生活世界的符号性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事物要想获得人的感知和认知，就必须建构起自身的符号系统，把自身符号融入人类活动之中，对于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包含漫长历史记忆、众多族群成员、复杂文化要素的事物来说尤其如此”。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内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意义基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衍生出了数量繁多、类别多样的文化符号，这些不同种类的文化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表意机制。按照符号的物质载体，可以将中华文化符号分为自然物象符号、实用意义符号、艺术意义符号。

      先看自然物象符号。所谓自然物象符号，指的是“自然物或事物，它们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它们'落到’人的意识中，被意识符号化，才携带意义”。中华文化符号当中有许多典型的自然物象符号，例如黄河，根据地理考古学的研究，黄河作为一条河流大约生成于160万年前，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区后汇入东海。因此从地理学的角度而言，黄河不过是一个由于地壳运动而形成的自然物象。但是，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黄河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的礼乐制度、语言文字，思想上的儒家伦理和道德学说，以及物质上的各种发明、建筑等，形成了以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为主体的黄河文化体系，与黄河周边的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交融共生，从而使得黄河文化不仅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同时，黄河文化也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包容与共、气势雄浑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更是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因为黄河在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黄河这个地理空间就被赋予了浓重的文化象征意味，成为了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意义最为丰富、内涵最为深刻的文化符号。从民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层面而言，黄河文化符号乃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中的意义源头和根脉，追根溯源，可窥见中华文化脉络中鲜明的黄河文化符号印迹。黄河文化符号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中华民族几乎所有关于身份认同的文化溯源都与黄河文化符号息息相关。从民族情感认同的角度来说，黄河文化符号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情感、文化情感和道德情感。从民族文化自觉与反思的角度来看，一曲《黄河大合唱》以其澎湃的民族激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抒发了中国人民对民族自由、独立和解放的追求，更显现出了对民族自强与启蒙的现代性反思。黄河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仁政爱民、包容进取、修身崇德等价值伦理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华文化的肌理中。因此中华文化也被称之为“黄河文明”。黄河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河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思想和文化根基主要就来自于黄河文化符号的意义体系。

      再来看实用意义符号。实用意义符号是人工制造的物体或事物，这些物体或事物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性，像自然物象一样原本是不携带意义的，而是随着历史演进被使用者赋予了意义感知而成为符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货币、瓷器、丝绸、中药等物品被生产或制造之初，各自都具有特定的实用意义，但如今这些在海内外都成了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作为中国文化中实用意义符号代表的长城，历史上是作为防御性建筑而存在的，长城修建之初的实用性功能就是“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到来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弥补了步兵的短处，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

      长城作为划分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的分界线，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和战争，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相互交融，因此长城也是沟通两种文明形态的媒介，一句歌词“长城内外是故乡”表达了中华各民族四海一家的共同愿望。自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入侵，长城的角色再一次发生转变，“孙中山先生首先在《建国方略》中提到长城守卫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并将其定义为中华民族抵御夷狄的象征，并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为民众所接受”。抗日战争时期，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诚团结、抵御外辱、自强不息的符号形象进一步得到强化，其后在各种文艺作品、影视剧及文化仪式中，长城都作为了重要的符号标识出现。到了今天，长城也像黄河一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国家符号。

      最后是艺术意义符号。艺术意义符号与实用意义符号具有相似性，都属于人工制造或生产的符号，艺术意义符号某种情境下也具有实用性，只不过对于符号的接收者来说，艺术意义符号具有更多的审美和文化内涵，更趋近于“纯符号”，其实用性价值被置于次要位置。在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艺术意义符号数量众多，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之美，从文学作品到神话传说，从书画艺术到五音六律，无不散发着独特的东方艺术魅力。这些艺术意义符号在几千年的历史流转中，表征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认知。

      在中华文化艺术意义符号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汉字。众所周知，在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黄河文明这世界五大古代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国的黄河文明未曾发生中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延续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汉字被称为象形字，与西方的表音文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古至今，无论是部族征战、外族入侵，还是社会内部动乱，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系统都具有超稳定性。这说明，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工具符号，而且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强烈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表现在，“汉字构形的内在机制和外显方式乃是先民哲学观的折射”。从文化的范畴上来说，汉字不仅是用于交流的工具，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说，汉字更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和价值意蕴的符号系统。

      符号是人类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必然会凝结人类的心理印迹，同时人类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也会对自身的思维意识产生影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仓颉造字的原则归结为“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观念，由这一原始的人文思想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萌生出了以儒家道德学说为代表的伦理文化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独有的文化特质。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化符号路径

      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也需要在实践上寻求切实可行的建构路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路径方面，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毫无疑问，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需要多种策略并举。不过在多重建构路径中，其核心策略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因。而文化符号则是民族文化最直观的载体和表征，因此，从文化符号入手，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

      （一）以中华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构筑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根据符号的生成特征，符号与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关系，任何一个符号都是从物的形态转化而来，人类在特定语境下赋予其意义解释之后，物的形态就开始携带意义，具有了符号表意特征。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过程来看，物的形态向符号转化并不是呈现为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人类思维意识具有发散多元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一个物体可以被赋予多重符号意义。因此，人类思维意识需要把握的并非是呈现为直观表象的符号，真正需要去理解的是：人类的思维意识创造符号的过程，即在何种历史语境下，人类的思维意识具有了相对的整齐划一性，共同承认某个物体具有普遍共享的符号意义。

      换句话说，也正是在那样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群体萌生了最初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超越个人经验和表象的集体无意识。“我之所以选择'集体’，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不同于个人心理的是，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并因此构成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我们大家身上。”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构成的，原型具有生产功能，赋予精神内容某种确定的形式，从而为集体无意识注入精神凝聚力。由此来看，原型及其生成的集体无意识才是符号意义的根基，并且也是生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基础。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华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能够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荣格认为原型通常表现为神话传说，但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神话传说往往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中国著名的神话传说大多发生在昆仑山、黄河、长江、东海、南海等这些地理空间范畴中。因此，这些被赋予了神话色彩的地理空间就成为了我们创造神话传说并追溯自身起源的符号空间，因而这些地理符号也就具有了文化原型的功能。以这些地理符号为“母题”，往往会创造出一个民族群体许多类型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符号系统中，就可以发现许多以神话传说和地理空间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原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文化符号原型浸入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断被阐释从而生成了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共有精神家园。

      （二）通过“元符号性”升级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空间

      根据符号三分法原则，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都会受到语境或者解释群体的影响而处于无限衍义过程中。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并不总是固定的，而是呈现为不断变化和漂流的状态。按照皮尔斯宽泛的理解，任何符号的意义解释都是一个元符号。所谓“元符号不是指称一个事物，而是取代另一个符号。……我们可以把元符号理解为对符号的再度使用”。从这一理解来看，因为符号总是处在不断衍义过程中，因此被赋予了新意义内涵的符号已经不同于先前的符号，而成为了一个新符号，此时获得了新的意义解释的符号就完成了“元符号性”升级。由此来看，符号本身就带有“元符号性”，当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符号的这种特征实际上是由人类的意义解释需要决定的，人作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主体，总是处在不断探寻新的意义结构向度中，当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符号意义不能满足人的意义解释需要，此时人类的思维意识就会创造出新的意义结构赋予到符号之上，使之呈现为新的符号形态。

      反过来说，如果符号在历史语境转换中未能获得“元符号性”升级，那么对于一个民族群体而言，就会出现价值断裂与意义虚无状态，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就会出现动摇，甚至出现对自身文化符号系统的怀疑和排斥。关于这一点，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当中便可窥见一斑。因此，要想摆脱这种文化符号危机，最为紧要的就是对文化符号进行“元符号性”升级，重新建构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价值维度，从而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在中华文化符号遭遇的价值危机中，许多人认为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太过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而在与西方文化符号的对话当中自然就会落伍于历史潮流。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却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中国文化善于用清醒的理智态度去对付环境，吸收一切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在实际中证明无用或过时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最能迅速地接受、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观点，中华文化符号传统价值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本体，同时吸收现代化科学理性思维，通过“元符号性”升级，将给中华文化符号系统赋予新的价值维度，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更为广阔的认同空间。

      （三）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以塑造国家形象

      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是从内到外分层的洋葱式结构，其中最内层是价值观，最外层是符号，因此一个民族群体最为显现的文化形式就是直观可见的符号。与霍夫斯泰德持有相同观点的是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说：“我所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格尔茨进一步解释说，文化呈现为大量可感知的符号，文化符号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文化体系有的不只是抽象思想，还有相当多与之相适应的象征符号”。

      根据符号的意义结构，民族文化系统中的符号也是以“差序格局”分布和排列的，即在民族文化系统中，总是存在若干个最具有代表性、最为本民族群体熟知，且最能获得民族认同、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符号，例如中国的武术、汉字、中药、丝绸、瓷器、长城、故宫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不仅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主要意义来源，同时也是塑造、传播国家形象的主体力量，我们将这样的符号称之为国家文化符号。文化软实力作为当今全球竞争的着力点，其突出地表现为国家文化符号的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国家力量时所用的手段和策略，一是资本，二是文化。在资本与文化的输出中，若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资本和利益的获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文化的输出必然以符号作为直接载体，由好莱坞、肯德基、麦当劳、迪士尼等流行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追捧，国家文化符号的力量和价值便可见一斑。

      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及其对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国家文化符号在对内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全球传播时代，互联网与国家文化符号的组合在建构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塑造国家形象层面具有强大的力量，一个拥有发达国家文化符号及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就会拥有更主动的话语权，其国家形象也更容易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国家及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就是一个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创造符号、传播符号、使用符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和沟通功能。可以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的提升，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价值内涵，打造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IP。这不仅在文化产业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互联网媒介技术为依托，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价值内涵基础上，融入新的时代价值内容打造的国家文化符号真正展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能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凝聚在一起，从而增进民族与国家认同。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思想战线》2021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毕跃光 贾淑凤 

编辑助理：周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