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二为白启娴 在众多的下乡知青中，有一名叫白启娴的女大学生，她的故事具有很大的警示性。白启娴，1943年出生于北京市一户工人家庭，那个年代的工人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都很高，白启娴从小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能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在这样优渥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白启娴不仅性格活泼开朗，而且气质出众，长大以后知性女青年的特点非常突出。1957年，白启娴考入北京市最好的中学北京师范附属女子中学就读，与北京师范大学仅一墙之隔。 当时，国家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们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白启娴耳濡目染，也希望长大后能到农村洒下自己的一腔热血报国志。 几年以后，白启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师范大学。大学期间，白启娴就向父亲表达出毕业后要“扎根农村，建设祖国”的想法，饱受世事沧桑的父亲自然是竭力反对，恶狠狠地将她训斥一番。白启娴自此没敢大张旗鼓参与学校组织的农村活动，但是利用寒暑假依然会积极支援同学们的农村实践。 其实，父亲并不是反对她的“农村实践”，而是“知女莫若父”。父亲深知白启娴涉世未深，自幼又没受过苦，“扎根农村”后，面对困境，她会在痛苦中挣扎一辈子，既没有“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更没有“当断则断”的胆魄。 1968年，白启娴大学毕业。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无论哪里都是紧缺。白启娴没有听从亲朋好友的劝阻，留在北京工作，而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奔赴边远闭塞的农村（河北沧县阎村人民公社相国庄大队）“上山下乡”。 白启娴上过大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性格影响着她的言行举止，工作上任劳任怨，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生活上入乡随俗，很快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另外，白启娴活泼开朗，为人随和，肤白貌美，知性气质出众，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我们都知道，农村地区的人民虽然淳朴，但是相互之间容易产生闲言碎语。白启娴下乡期间与一名民兵连长互生好感，言行举止之间可能会显露出一些亲昵，这本属正常，但是却被人捕风逐影，传言他们是在搞对象。 民兵连长是有家室的人，这种事情在农村是很丢人的，在老一辈人眼里更是伤风败俗。听到风言风语的民兵连长父亲将民兵连长暴打一顿。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白启娴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就连之前对她“爱护有加”的民兵连长也对他躲而避之。 白启娴从没感觉到如此孤独和苦闷，村里有“好心人”主动找她聊天解闷。1970年1月某天下午，寒风刺骨，村里1位大嫂笑着和白启娴聊天：
白启娴听到这话，感觉自尊心被伤害，反问道：“大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嫂依然笑着说：
谁也不知道白启娴当时心里的想法，也许是赌气，也许是出于苦闷，也许是碍于情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白启娴绝对低估了世事的复杂性，她肯定没想到“有些事一旦做出决定，之后便是身不由己！” 白启娴想都没想，接着大嫂的话说：“嫁就嫁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嫂等的就是她的这句话，殊不知，毕振远在当地是出名的“光棍汉”，不仅性格木讷，而且家庭贫困。年龄还比白启娴大好些岁，之所以娶不到媳妇，正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太差的缘故。 大嫂很快将白启娴的“承诺”在全村广而告之，骑驴南下的白启娴在村民们的张罗下，很快就和毕振远“闪婚”（7天不到）。 新婚之夜，白启娴就后悔了，她哭着说：“我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毕振远则无言以对，只希望快快将生米煮成熟饭。婚后，白启娴尝试着适应不和谐的生活，如在院落里种下两颗桃树苗，将其命名为“扎根树”，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白启娴本以为这是一种“勇敢”，没想到招来的则是各种“嘲笑和讥讽”。村民们对她指指点点，就连她的学生（在乡村小学任教）也在背后取笑她。之前大大咧咧、活泼开朗的白启娴变成了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的村妇。 由于和毕振远缺乏共同语言，两人时常吵架。毕振远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一个：拳头！知道女儿遭遇的父亲建议她离婚，开导她说：“革命是革命，生活是生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婚姻理应建立在两人相爱的基础上。”然而，白启娴已经被报纸树立为时代的“反潮流的英雄”，她无法挣脱时代赋予她的“使命”。
直到1981年，白启娴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夫妻两人却又因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达成妥协：等孩子再长大一些，他们再谈离婚的事情。 回城后的白启娴当上了沧州师范专科学校的老师，毕振远依然是一个富有“大男子主义”的农民兄弟，时不时对她的言行举止提出交涉，甚至大闹单位。白启娴和毕振远的结合，让她得到一个头衔“反潮流的英雄”，失去的则是爱情、亲情（父女断绝关系）、健康（身心折磨下得上慢性肾炎）等无价的东西。 1982年冬天，白启娴使用煤气取暖时，身心疲惫中忘记开窗，结果中毒身亡，年仅39岁。人生结局相当凄惨，至死也没等上自由的一天。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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