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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以陈芝秀为模特创作的《病妇》，1931年法国里昂美术馆收藏）现在敦煌没有神父了，她仍然祷告、忏悔，每当她说慌了，甚至吵架以后，都要到圣母像前忏悔，两手交叉捶胸：“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她的这个动作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独自身处佛教圣地，没有王合内那样的好朋友在身边作伴，内心深处的苦闷没有人可以诉说，妈妈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到了兰州，陈芝秀急忙去找当地的天主教堂。陈芝秀做忏悔，坦言自己不愿意去敦煌，兰州的神父是法国人，劝导她，意思是你丈夫为了艺术来到这里，你还是应该做出牺牲，所以陈芝秀尽管很不情愿，还是继续勇敢地走了下去。到敦煌后，陈芝秀开始面对现实。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她在穿戴上不得不入乡随俗，但化妆的习惯依然保持着。她还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每天早晚坚持在圣母像前画十字，做祷告。过去有神父时，陈芝秀每个星期五都要做忏悔，反省自己的错误、私心杂念等，神父就会开导她，然后她说：“我罪，我罪，这是我的罪。”现在敦煌没有神父了，她仍然祷告、忏悔……从1943年秋来到敦煌，到1945年春离家出走，在敦煌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陈芝秀重新捡起荒芜多年的艺术，开始在千佛洞里的临摹与创作。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摹，几乎每一个都使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常沙娜回忆：“研究所工作号令是敲钟，每天大家听到钟声就进洞了，临摹的临摹，调研的调研，各忙各的。那段时间，妈妈的情绪也比刚来时好多了，她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深厚兴趣，每天和大家一起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研究所来了那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气氛活跃了，她也有了伴，自然开心了许多。”但在敦煌，生活上的清苦，在不断考验和消磨着陈芝秀的生活热情和艺术激情。当时敦煌的艰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这里是一个“40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的关系，日久就会有精神上异常孤寂之感！平时如此已甚不安，一到有点病痛的时候，想来想去就变成非常可怕的心理了。”研究所当时有一位南方来的测量人员陈延儒生病发烧，大家很恐慌，他以为自己活不成了，给常书鸿留下的最后请求竟是死后把他埋在泥土里，不要埋在沙子里。（后来陈延儒病好了不多久，就辞职回去了。）“这种凄惨的话语，往往会影响许多同仁的心理，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这种病会一样加在自己身上。假使不幸碰到急烈性的传染病的时候，我们也许同样会逃不出死葬无所归的命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当年说起敦煌，人人都是谈虎色变。于右任说：“这是一个不易久居的地方……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藏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销孤僻生活中的苦闷。”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徐悲鸿先生这样鼓励常书鸿：“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就是唐三藏，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经的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常沙娜也有切身的体会，她说：“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旦生了病就很糟糕。我的继母李承仙与爸爸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女孩没过几个月就夭折了，据说是得了小儿急性肠胃炎之类的病，这在大城市算不上什么大病，可是在那儿就眼巴巴地看着孩子死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敦煌的生存环境。一个出身江南富户、在巴黎繁华世界生活过八九年的陈芝秀，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与丈夫厮守，无异于从天堂到地狱。生活的艰辛尚能承受，“感情上无限寂寞”才是最致命的打击。而偏偏常书鸿主持的敦煌研究所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对敦煌的态度让人心寒，常书鸿四处奔波，债台高筑，哪有闲心顾及妻子与家庭。丈夫对敦煌的坚持匪夷所思，让陈芝秀看不到未来，她越来越感觉到，一家四口“囚禁”在敦煌服“长期的无期徒刑”，简直是不近人情。一个追求理想，一个关注现实，夫妻之间难以达成默契，最终上演了无休止的争吵，甚至动手打架。有人说，夫妻吵嘴打架有点像吸鸦片，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常书鸿还是对她无所谓，对家事漠不关心，只要常书鸿执意永远留在敦煌，就像张大千说的，执意要熬这个“无期徒刑”，他们的生活就永无宁日。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常书鸿将妻子彻底地推向了精神的沙漠。而偏偏这个时候，常书鸿一时疏忽，做了一件令他后来懊悔不已的事。常书鸿晚年说：“使我懊悔的是，我的失误还在于我任用了那个国民党兵痞出身的人当了总务主任。他在背后的鼓动，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也有很大关系……”
常沙娜客观评价过这个“兵痞”。1945年年初，研究所来了一个名叫赵国清的国民党军队退役小军官。他三十多岁，是从新疆军队下来的，战争没结束回不了浙江老家，托人介绍到敦煌研究所找工作。见面时常书鸿问他是浙江哪里人，他说是诸暨枫桥，恰好是陈芝秀的家乡，常书鸿非常高兴，把陈芝秀叫来：“芝秀芝秀，你看，来了个小同乡！”在远离江南的大沙漠遇到了真正的同乡，“妈妈和那人一见面，就用诸暨话聊起来了，两人聊得特别高兴。那小军官没有什么专业，搞后勤管理还可以，又是老乡，他表示一定好好地做。当时，研究所的总务主任张民权已经走了，爸爸正缺得力的助手管后勤，又觉得南方人比较能干，就把他留下来补了总务主任的缺，把后勤管理交给他做。他也确实很能干，工作干得很不错，把研究所的生活管得好好的。”那时大家每天都到洞子里，临摹壁画也好，临摹彩塑也好，都是独立工作，各忙各的。新总务主任非常会来事，他和陈芝秀是同乡，就特别关照她，经常给她往洞里送水、送馒头什么的。陈芝秀平时得不到丈夫的关爱，现在有这么个同乡经常和她说家乡话，嘘寒问暖，殷勤备至，天长日久，感情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常书鸿整天忙于工作，虽然感觉新总务主任“许多事情显然是做给别人看的，对我显得过分恭顺，对芝秀又显得过分殷勤”，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位危险的插足者，会对自己的家庭构成威胁。“大西北的冬天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塑像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们进城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在敦煌苦熬了一年多，在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在曙光即将来临之前，陈芝秀前功尽弃，打了不该打的“退堂鼓”。也许陈芝秀真的有病，也许陈芝秀并没有病，但她以去兰州看病为由离开敦煌，却是对常书鸿的最后考验。前面已提到，在敦煌生活，一旦染病“会逃不出死葬无所归的命运”。而陈芝秀“有病”之后，常书鸿“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陈芝秀再次冲动，在常书鸿感觉妻子“一直没有音信”的时候，她已在兰州的报纸上登报申明，与常书鸿脱离了夫妻关系。二十年的婚姻，就此一笔勾销。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对常书鸿不啻是晴天霹雳。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常书鸿并没有被陈芝秀的出走击倒。尽管1947年他与学生李承仙结为夫妇，但对前妻陈芝秀的绝情，依然耿耿于怀。1948年12月14日，常书鸿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危机》的文章，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敦煌艺术的保护，文中写到敦煌的艰苦生活时，故意举了陈芝秀的例子：“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胁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离婚已三年了，双方各自组建了家庭，但常书鸿似乎仍无法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他的话语里明显夹裹着对陈芝秀的愤怒与怨恨。曾经的贤妻良母，转眼间成了“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陈芝秀的绝望离开，也被常书鸿讽刺成“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陈芝秀的抛夫弃子，在外人看来太过绝情，但何尚不可以理解为她的“哀莫大于心死”？为了丈夫的事业，陈芝秀一次次牺牲自己，一次次顺从丈夫，她舍弃“巴黎繁华世界”，到国内来承受逃难流离，想在重庆过安定日子而不能，最终在荒漠里过着“修道院孤寂冷胁的生活”。尤其是当陈芝秀感知到丈夫像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一样、决计献身敦煌时，她一定是彻底绝望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离散自然也有其责。但常书鸿对陈芝秀形象的贬损，一经公开发表，陈芝秀就被严严实实地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虽然常书鸿并没有提及“私奔”二字，但其性质与私奔无任何区别。这，可能就是后来舆论断章取义、任意发挥的由头吧。陈芝秀不是第一个离开敦煌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离开敦煌的人。陈芝秀离开后四个月，8月15日，抗战取得全面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景开始明朗。但是，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员工们却归心似箭，再不想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扑面而来，常书鸿的朋友，常书鸿的学生，一个个找借口离他而去……常书鸿大发感慨：“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全部走光了，只剩下常书鸿和一对儿女。年底，常书鸿去重庆落实研究所的接管关系，也带着儿女离开了敦煌。此时，距离陈芝秀出走才过去了半年时间，可此时此刻，西出阳光无爱情，覆水难收镜难圆。 
（1946年回到重庆后，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弟弟常嘉陵）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嗔恨，只有同情。（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1946年，在兰州举办完“常书鸿父女画展”后，常沙娜跟着父亲回到了重庆凤凰山过去的家，见到了久别的干爸干妈（吕斯百、马光璇、王临乙、王合内）一见面，王合内就抱住常沙娜，哭着说：“你妈妈走了！”王合内始终念念不忘陈芝秀，她们在巴黎是同班同学，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当听见常沙娜骂自己的母亲陈芝秀，她立即阻止道：“你不要骂，你妈妈很苦。”凤凰山上的好友，与常书鸿说话时，他们都埋怨常书鸿：“书鸿，你做得太绝了！”常书鸿说：“不是这样，走的是她呀！我没有办法，是她对不起我，对不起沙娜和嘉陵！你们太理解我了，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敦煌，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既然一天都过不下去，为何非要逼着妻儿去那里呢？）他们又说：“你对她关照得太少了！”常书鸿听了这话，再也没有吭声。常沙娜回忆：“干爹干妈他们对这事一直都比较冷静，比较客观，他们劝我不要再骂妈妈是'贱东西’，说她毕竟是你妈妈，后来我就注意不再骂了，但是内心里还是不能原谅她，直到过了许多年，长大成人以后，我才对妈妈的内心世界开始有所理解，原谅了她，开始惦念着她。”对于这桩无可挽回的婚姻，常书鸿的大哥大嫂也始终站在陈芝秀一边。常沙娜说：“我大伯伯为人非常好，他了解我妈妈的整个经历，知道爸爸妈妈从结婚到离散的全过程……大伯母也十分善良，她知道我妈妈，很同情她，觉得她走得很不幸……”1962年，距离陈芝秀出走整整17年了，常沙娜带着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到杭州、苏州的工厂实习，她抽空到杭州看望大伯伯，意外得得知了母亲的情况。那天，大伯伯忽然问常沙娜：“你想看看你妈妈吗？”常沙娜深感意外。母亲离开时，自己14岁，弟弟才4岁，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多年来，常沙娜姐弟俩过着失去母爱的生活，太早体味到生活的悲苦辛酸，对母亲的绝情痛恨之致，所以也跟着父亲骂她，不希望再见到她。然而，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境遇一步步变化，常沙娜亲身体会了女性的心态，开始理解了陈芝秀当年的处境和背叛的原因，常沙娜说：“再想起她时，我心中的恨意竟如同气候转暖后的冰川，开始一点点地融化了。”最后，常沙娜给大伯伯的回答是：“想看。”常沙娜的大伯伯是同情陈芝秀的，陈芝秀回杭州以后他们有联系。大伯伯告诉常沙娜，陈芝秀离开敦煌以后，就和那个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管总务的退役小军官赵忠清结了婚。没过几年解放了，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理所当然要进行审查，他作为军官被监禁起来，后来病死狱中。陈芝秀生活无着，只好改嫁给一个穷工人，又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活贫困，陈芝秀年纪老了，还得自己挣钱糊口，在街道给人家做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生活极为贫困。在杭州虽有过去认识的老朋友，如刘开渠的夫人程丽娜，但陈芝秀不去找他们，她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断。虽然已经知道了母亲的境遇，但常沙娜真正再见到母亲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自己的母亲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而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常沙娜惊讶：“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从那次见面以后，常沙娜瞒着父亲，每个月按时给母亲寄钱，通过大伯伯转给她，补贴她的生活。每月大概寄给五到十元钱，在那个年代，这些钱对贫困人家还是有用的。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成了常沙娜的一项罪状，说她“和反革命家属划不清界限”，常沙娜迫于压力，只好停止寄钱，中断了这一联系。“文革”结束后，常沙娜又开始给母亲寄钱，不再通过大伯伯转，直接就寄给母亲。陈芝秀每次收到钱都给女儿写封信：“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又告诉女儿这些钱她是怎么用的，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等等。常沙娜说：“（妈妈）字写得很差很差，和记忆中妈妈的字完全不一样了，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些信我一直小心地保留到今天。”后来常沙娜再去杭州时还想去看看她，可是大伯伯“文革”以后就去世了，不便联络，没有见成。但是常沙娜继续寄钱，一直寄到1979年。
1979年，住在南京的马光璇得知了陈芝秀的情况，立即写信给常沙娜：“沙娜，把你妈妈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看她。”有了地址，马光璇就直接写信给陈芝秀，告诉她自己要专程去杭州看她。“为了这次阔别后的重逢，干妈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见了芝秀要说什么、做什么她都想到了。而妈妈为此更是激动得不得了，比亲人还要亲的人将来看望她了，她等着，盼着，想必是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难言的痛苦悔恨全都涌上心头，翻来滚去……然而谁都没想到，待干妈兴冲冲到了杭州，就要与妈妈见面的时候，却得知就在前一天，妈妈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人世。”马光璇沮丧得不得了，她告诉常沙娜：“沙娜，我没见到你妈妈，太遗憾了，真没想到她突然间就走了，还没看见我就走了！她的儿子和她后来的丈夫说，她太激动，突然间猝死！”陈芝秀大概是1979年8、9月份去世的。10月，常沙娜与父亲及继母正在日本访问。期间，常沙娜找机会悄悄告诉父亲：“妈妈去世了。”当时常书鸿愣了一下，小声问常沙娜：“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常沙娜回答他，他就沉默了。过了一阵，又问常沙娜：“什么时候走的？”反复问了好几次。功成名就的常书鸿，实现理想的常书鸿，此时早已没有了怨恨，倒是曾经患难与共的陈芝秀，其实早已成了他心底的烙印。20年的婚姻，说要忘记，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常书鸿在《愿为敦煌燃此生》一书中，对于陈芝秀的离家出走，有过一番深刻的反思：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帮她解开思想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后来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因此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她的变化既有她主观思想上的问题，也许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困难及难以忍受的困苦和艰难。陈芝秀出生在浙江诸暨，那里是闻名遐迩的江南鱼米之乡，而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活，已经使她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喜爱穿高跟鞋，潇洒的风度加上她艺术家的气质，更显得年轻、漂亮。在回国后，她随我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的办学生活，逐渐适应了一些，但比起在法国安稳而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言，条件还是太恶劣了。她一边努力改变生活，有时也逐渐改变自己，但仍有化妆的习惯，衣着也十分讲究。记得刚来敦煌时，她仍是穿着高跟鞋，得体的衣装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是围观。艰难的生活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挺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有日子没有天，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有时经费几个月拨不下来，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虽然陈芝秀晚年有过“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反思，虽然陈芝秀对离家出走有夫妻责任各半的解释，但常书鸿深刻解剖自己，毫无保留地分析主观客两方面原因。在他深深的自责中，不难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对过去美满婚姻生活的怀念。天不遂人愿，常书鸿与陈芝秀的爱情悲剧，最终只能归结为双方性格的差异和生活理想的矛盾。这种差异与矛盾，在法国巴黎时是不存在的，在重庆凤凰山也是不存在的，一切皆因举家生活在敦煌而起。假如陈芝秀当初执意不去敦煌，常书鸿依然可以成为“敦煌的守护神”，而他在后方的美满家庭，无疑会给他的非凡功绩增光添彩。但命运往往是爱捉弄人的，它偏偏需要用一个悲情的故事，来更好地衬托常书鸿成为“敦煌守护神”的不易。生活没有假如。命运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正如常沙娜在书中所说的：“每当想起前前后后那些用言语难以讲清的故事，脑子里就会闪出一句过去长辈挂在嘴边的法语谚语：'这就是人生！’”
【链接】重磅！陈芝秀为何离开“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上）
（1933年在巴黎的全家合影）
“宅埠陈氏人物补遗”之陈芝秀 陈芝秀（1908—1979），陈季侃之女，枫桥陈家人。中国第一代留学法国的女雕塑家。1925年与杭州常书鸿结为夫妻，1928年留学法国里昂，在王临乙、刘开渠、滑田友等留法艺术家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雕塑。她经常为丈夫常书鸿的画做模特，常书鸿最初的人像创作《乡愁曲》《病妇》画面中的形象均来自于陈芝秀。1931年，在法国里昂生下女儿常沙娜。迁居巴黎后，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因成绩优秀而获得奖学金，并结识了法国同学王合内。陈芝秀是著名的“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她发表于《艺风》杂志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阐述了组织艺术学会的缘起：“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空气。”1937年带女儿回国，恰逢抗战爆发，陈芝秀母女随常书鸿任职的国立艺专，从上海、杭州一路辗转至江西、湖南、贵州，死里逃生。1940年抵达重庆，与好友王临乙、王合内、吕斯百、马光璇一起安家在凤凰山。1941年生下儿子常嘉陵。1942年，丈夫常书鸿出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在常书鸿的再三要求下，1943年秋天，一直坚持不想去敦煌的陈芝秀，来到了大漠深处的莫高窟。1945年4月，因无法适应敦煌的艰苦生活，又加上夫妻感情破裂，陈芝秀只身离开了敦煌。回到杭州后，陈芝秀与退役的国民党军官赵忠清结婚。解放后，赵忠清接受审查，后病死狱中。陈芝秀生活无着，改嫁给一个穷工人，并生下一子。因为生活贫困，陈芝秀不得不自己挣钱糊口，在街道给人家做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生活极为贫困。晚年，陈芝秀的生活主要靠女儿常沙娜接济。1979年8、9月间，当得知好友马光璇要去杭州看望她，她在马光璇到达杭州的前一天晚上，因过于激动而猝死家中。陈芝秀现存雕塑作品仅两件，一是《我的女儿雕像》，一是《吕斯百雕像》。常沙娜自传《黄沙与蓝天》常书鸿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对陈芝秀有较多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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