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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即开始集邮，那年（1949年）正好是新中国诞生，因此我的邮龄与共和国比肩。色彩缤纷、内涵丰富的邮票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的爱好从收集糖纸、香烟牌、线轴商标等“移情别恋”到集邮，至今不渝。
1965年，我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投笔从戎，献身国防与航天工程设计。不久，便遭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既便如此，集邮这一终生的爱好却从未中断。
我编组《天安门》邮集的轨迹
1984年北京市集邮协会拟举办《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集邮展览》，我立即想到搞一部《雄伟的天安门》邮集参展。因为天安门不仅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和象征，也是中国建筑中的一朵奇葩，而且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新中国邮品极其丰富，用此题目编组邮集来庆祝新中国建国35周年，无疑是个最佳选择。完成后的邮集有六个大标题，素材涵盖了新中国发行的几乎全部印有天安门图案的邮票（纪、特邮票和普通邮票）、邮政用品（邮资封、片、简）、首航封、首日封和纪念邮戳等。邮集获得了好评，并荣获该次邮展的最高奖。从此，我便与天安门结下了不解之邮缘。
1988年，我将邮集补充了世界各国含有天安门图案的邮票后，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新时代杯”京、津、汉、穗群众文化系列大赛集邮比赛，又荣获了第一名。接连两次的成功，使我信心倍增。
1989年，在北京市集邮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又特地贷款添置了天安门“放光芒”错版票，将邮集更名为《天安门》，满怀豪情地去参加保加利亚世界邮展，不料仅获铜奖，令我大失所望。当时的国际集邮联合会专题集邮委员会主席请我国征集员焦晓光女士转告我：专题邮集要用邮品讲故事，而不能是同题材邮品的罗列。这才使我醒悟到，天安门这个题材并不适合编组专题邮集，倒是更宜编组传统邮集。 于是我“忍痛割爱”，舍弃天安门图邮政用品、邮戳和外国的天安门图邮品等，编组了一部《天安门图邮票》邮集去上海参加1991年全国邮展。孰料，这次虽然得了个镀金奖，但评审员们仍认为：天安门图普通邮票与纪特邮票属于不同品种，放到一起展示，不像传统邮集。此时我再次回忆起1988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亚洲集邮联合会执委会邮展（拙作《天安门》有幸参展）上，新加坡著名集邮家郑炳贤先生建议：不如缩小范围，搞个《天安门图普通邮票》邮集如何？
自上海全国邮展后，我便下定决心再度缩小范围，按照郑先生的提示，编组《天安门图普通邮票》邮集，并立即行动起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全国邮展的“入场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精品不够多”。但我毫不气馁，日积月累，接连不断地充实邮品、完善邮集。终于在2001年以《天安门图普通邮票（1949-1954）》邮集参加南京全国邮展，并荣获大镀金奖。
2002年初，我从部队退休，返聘到地方设计院发挥余热。为了提高展品的重要性，我再次接受郑炳贤先生的建议，将邮集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普通邮票（1949-1954）》，继续着自己的天安门邮缘。2003年该邮集荣获重庆全国邮展金奖，此后又相继获得2006年太原全国邮展大镀金奖（奖级虽有所下降，实际名次却是大幅上升的）、2007年圣彼得堡世界邮展大银奖、2008年南昌全国邮展金奖加特别奖和洛阳2009年中国世界邮展大镀金奖。
不进则退，一部邮集能够接连不断参加邮展角逐的必要前提，便是每次都必须有较大的改进。否则，即使参了展也会奖级下滑。因此，这其间我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集邮是个慢功夫，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素材（邮品）需要积累，邮识也需要积累。在大力收集的同时，我不断认真学习邮展规则，提升编组邮集的技巧；不断对天安门图普通邮票进行潜心研究，先后在全国性的集邮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学术论文，其中《关于东北贴用天安门图普通邮票的几个问题》还入选《全国优秀集邮学术论文集（1982-2001）》。
2004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收藏栏目的“国庆节红色收藏特别节目”，播出了《集邮家吴书庆和他的天安门邮票》。时间虽然不长，却也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
《天安门》邮集的现在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的图案为天安门，故这套邮票亦称“天安门图普通邮票”。从1949至1954发行过六版，加上东北贴用一、二版，旅大贴用版以及此前于1949年发行的华北版，共有10个版别，设计者均为新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师孙传哲。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普通邮票（1949-1954）》邮集侧重展示和研究展示了这些邮票的版式、版铭、印刷、齿孔、用纸、刷色、水印和发行、使用情况。
邮集共5框，每框两个版别，每个版别半框。既考虑发行的时间顺序，又考虑区分地方版与全国统一版。第一框：题目、纲要（1页），华北版（7页），旅大贴用版（8页）；第二框：东北贴用一版（8页），东北贴用二版（8页）；第三框：一版（8页），二版（8页）；第四框：三版（8页），四版（8页）；第五框：五版（8页），六版（8页）。
该邮集的最大特点是其“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展示了大量（约二十余件）存世孤品，如贴华北版100元、700元票最大方连的实寄封；200元、300元票最早（分别为1949年12月7日和28日）的实寄封；旅大贴用版中的35元底边漏齿票最早（1950年3月13日）的实寄封和贴100元票的双挂号货样封；贴东北贴用一版票的东北贴用一版天安门图邮资明信片；一版800元底边漏齿四方连；三版2000元顶边漏齿票；四版800元票带版铭复齿横六连；五版带文字记录的20000元版样十八方连、带版号的20000元版样八方连、贴200000元横双连的国际航空货样和国际航空小包；六版最早（1954年2月3日）的实寄封和100元对剖票印刷品实寄封等。
二是展示了大量本人的研究成果。如华北版的使用研究；旅大贴用版的使用研究；东北贴用一、二版的版式和版铭的研究；二版的版式研究；五版20000元无齿票的研究以及六版100元对剖票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都独立发表过论文，倾注了本人的大量心血。正因为如此，才使这部邮集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
对该邮集我还力争不断改进与完善。在参加2007圣彼得堡世界邮展后，作了如下修改：
1. 加强了邮票本身（相对于其使用实例）所占的比重，并首次展示了该邮票所有版式的邮局全张，包括10×5=50、10×7=70、10×8=80、10×10=100、20×10=200、23×10=230六种全张；而200枚的邮局全张又分为左右四厂铭（如华北版）、上下四厂铭（如二版）、左右双厂铭（如一版、三版、五版）、底边双厂铭（如四版）四种形式，100枚的邮局全张也分为左下单版铭（如东北贴用一、二版）和无版铭（如旅大贴用版）两种形式，共十种基本版式。
2. 补充了大量难得的邮品，如：
第一框的华北版50元票200枚邮局全张，华北版厂铭四方连，华北版500元票最早（1949年12月2日）的实寄封，旅大贴用版100元票100枚邮局全张等。
第二框的东北贴用一版最早（1950年1月16日）的实寄封，东北贴用二版无水印5000元票70枚邮局全张和多种80枚邮局全张等。
第三框的一版200元票200枚邮局全张、8000元票透印变体六方连、800元票次日（1950年2月11日）实寄封，二版3000元票添横线变体、早期实寄封等。
第四框的三版400元票齿孔斜打40横方连，三版早期实寄封，四版带版号的500元票和四版最早（1950年12月4日）的实寄封等。
第五框的五版100000元、200000元票四方连，五版最早（1951年4月21日）的实寄封，六版1600元票230枚邮局全张和六版2000元票1956年11月滞后挂号封等。
3. 加强了外观处理，剔除了个别品相欠佳又并非无可替代的邮品。邮品衬纸的外露宽度，尽可能一致。邮品的摆放，尽量平衡、美观。品相差的实寄封我撤掉了好几件，其中甚至包括华北版300元票最早（1949年12月25日）的实寄封（改由1949年12月28日的好品相实寄封替换）。
4. 减少了复印件的使用。以前，为了展示实寄封的背面邮戳等以及邮局全张（为了节省版面，通常是折叠展示）的全貌，我的展品中采用了大量彩色复印件或照片。在洛阳国际邮展培训班上，郑炳贤（国际集邮联合会理事）、苏拉吉（亚洲集邮联合会主席）两位先生评点我的邮集时指出：复印件、照片多了，影响美观，应尽量少用。这次，我撤下了十几件复印件、照片，只保留了不可或缺的少数几件（诸如五版20000元版样十八方连背面的文字记录以及六版100元对剖票印刷品实寄封正面可证实其真实性的退件单等）。
5. 改进了文字翻译。以前邮集的翻译，基本上由我自己进行，质量较差。这次请了英语专业人员翻译，有所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普通邮票（1949-1954）》邮集在洛阳2009年中国世界邮展荣获大镀金奖后，一个新的挑战摆到了我的面前：该邮集如果再次参加世界邮展或国际邮展，必须由原来的五框（80标准贴片）扩充到八框（128标准贴片）。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展框数量增加，可以扩大内容，使邮集得到更充分的展示。但如降低了素材的质量，只会适得其反。我深知前途艰难，但绝不退缩。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我的天安门邮缘与时俱进，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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