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统十二年春，南京刑部将免死充军的罪犯，集中发遣充军，其中发往广西烟瘴地区的有六人，由舍人余鼎带领四名军余负责押送。 押送罪犯并非什么好差事，山高路远，危险重重，但因为有着丰厚的油水可捞，所以也算得上是一个美差，余鼎和军余们是分别出了五两银子和一两银子才谋得这桩差事的。当然，如果一路上挣得油水还少于成本的话，买差事的损失，多是由充军的犯人出钱补偿了。 这次被充军的六名犯人中，有两名是要佥妻发遣的，意思就是要带家属一起前往。按大明律，人犯家属，除妻妾可以跟随之外，其余亲属可以自愿随之前往，所需费用自行承担即可。因此，尽管押送名单上是六名人犯，实际上这一行跟随的人有数十人之多。 在这些人犯中，有一个叫康梦鹤的年轻人，因为新婚妻子芳莲被恶少欺辱，一时气愤，将恶少杀死，按律判处斩首，因情有可原免死，发广西充军。康梦鹤夫妻情深，芳莲毫不犹豫地跟随丈夫同往。 此时的芳莲不过十八岁，乌发垂肩，眉如新月，不说是沉鱼落雁，也是如花似玉，涂黑了脸也难掩天生丽质。 房产变卖所得的钱，全部缠在芳莲的腰中，外面再套件破布衣衫遮挡。出发时金银细软还是一笔大数目，但给了余鼎等人常例钱，沿途又付了急递铺食宿及常例，应付了日常开销和军士的勒索后，路程刚走了一半，已经所剩无几了。 出了南直隶地界，余鼎等人不再受当地地方官的管束，便露出其本性，对人犯轻则呵斥，重则鞭打，遇到旅舍，必大吃大喝，所有开销均由人犯及家属支付。此时的芳莲已经没钱支付了，少不了吃上苦头。  为了管束犯人、让他们对自己言听计从，余鼎还发明了一种叫扳罾镣的刑具，看谁不顺眼或拿不出钱，就在晚上住宿时给他戴上。这种刑具将人的头与脚攒在一起，蜷成一个圆团状。若是头朝下太久，人会昏厥；若是脚朝上太久，血液直冲头脑，即便不昏厥，也会头昏脑胀，狼狈不堪，难以入眠。而第二天无法赶上队伍，少不了又是一顿毒打。 芳莲心善，看不得人犯受罪，有钱时，会主动出钱，让他们不受扳罾镣的折磨，人犯们都很感激芳莲，却不想这一举动引起余鼎等人对她的注意。 这天，走了约百里路，一到住处，人犯、家属和押解之人都劳顿不堪，倒卧不起。芳莲是小脚，一路走来，更是血泡叠关血泡。到了住处，康梦鹤心疼妻子，让妻子先行洗漱干净，为她敷上药膏，将脚包裹起来。这一景象正被从门外经过的余鼎看见，洗干净脸的芳莲，面容娇美，生生将余鼎的魂勾走了。 到了下一个住处，余鼎找到芳莲，让她陪自己同眠，芳莲如何肯应？这下惹恼了余鼎，找了个借口就给康梦鹤上了扳罾镣。康梦鹤气不过，质问凭什么，余鼎大言不惭地回道：“我想要你媳妇陪我睡觉，她不同意，只好让你去劝她。若是不来，以后每晚给你上扳罾镣，让你生不如死！” 康梦鹤也不想让妻子受辱，宁愿自己受罪。  芳莲不知底细，还以为钱能解决问题，军余们不敢收她的钱，只是将余鼎的意思转告了她。芳莲无奈，只能整夜不睡陪着丈夫，时不时帮他翻转一下身体，使他少受些苦。 看到妻子每晚陪自己受罪，康梦鹤于心不忍，劝道说：“贤妻，都怪我无能，没有本事保护你。如今你随我充军，我已经对不起你了，却不想那余鼎如此可恶，对你不怀好意。你感念夫妻之情，不答应，可见你对我的忠贞。照这样下去，我怕是到不了广西，独留下你一人，又当如何是好啊！” 芳莲早已泪流满面：“当初恶少欺侮我，你不顾一切，挺身而出，为我杀了人，如今你充军广西，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想不到这一程，我又连累了你，你让我情何以堪？”夫妻二人抱头痛哭。 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无计可施之下，康梦鹤最后还是说道：“他们不要钱，只要你，若是不答应，我活不到广西，而你也难逃魔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们的日子还长呢，我们不应该计较一时的得失。” 说完，康梦鹤让芳莲先回自己房间，然后去将余鼎叫来，说媳妇答应陪睡，让他解下扳罾镣。余鼎大喜，让军余将他身上的扳罾镣解开，自己兴冲冲地去到芳莲的房间，遂了他的奸计。 就这样，康梦鹤夫妇历尽无限苦楚，晓行夜宿，终于来到了广西充军服役之地。  余鼎将人犯移交后，又敲诈了康梦鹤夫妻一笔钱后，得意洋洋地回京复命去了。康梦鹤夫妇受到如此屈辱，又失去钱财，有苦说不出，只能暗暗祈祷自己能够好好地活下去，能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 康梦鹤读过几年书，在服役之处，负责主管吏书，生活稍微好些，但仇恨依旧在，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报仇的机会。 几个月后，广西巡按来此地视察，康梦鹤夫妇认为机会来了，写下状纸，拦轿喊冤，与同行的几个犯人一起，将他们一路上非人的遭遇哭诉出来。 几个押解罪犯的舍人、军余，竟然敢如此凌辱人犯，还逼奸人犯之妻，岂不是目无王法？广西巡按当即将此事上奏皇帝，请求将这些恶徒绳之以法。 明英宗见到奏章，也深觉行为恶劣，若不严惩，实在有碍朝廷体统，批示道：递解之人，索财物、夺衣食、甚至妇女被其奸占，身体被其棰楚，幸而到家，不胜其苦。而余鼎等人，私创扳罾镣，非刑害人，逼奸人妇，甚是可恶，若不严惩，如何彰显国法以儆效尤？应对余鼎等人按军法论处。 余鼎等人，索要人犯财物衣食，奸淫人犯妻子，凌虐犯人，使犯人受尽苦楚，法理不容。更可恶的是，还私创刑具，使用非刑害人，实在是骇人听闻。不从重处罚，不能达到惩治和警示的作用。 余鼎按军法，不用经过审判程序，就可以直接斩首，其余人员为从犯，所以杖三百，发边远充军。 军余们万万没想到，几个月前走在这条路上的自己，趾高气扬、吆三喝四地打骂勒索人犯，而今再走这条路，自己却成为了那个被押解的人。当初费尽心思勒索的银两，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被全数没收了。 费了一身力，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军余们深知路途中的艰苦，更知道押解之人的狠毒，有两个因害怕，没有发遣之前就先自杀了，可谓是：害人终害己，报应最公平。  流放作为一种刑罚方式，远古时零星出现，秦汉时代逐渐形成体制，南北朝后期，流刑开始进入五刑体制，隋唐之际，流放之刑正式出现在中国刑罚史上，并一直影响到清末。可以说，这一刑罚存在于中国历史达几千年之久。 在国外，同样也有流放的刑罚，十六世纪俄国将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八世纪英国将犯人流放到澳洲和美洲。一方面，减少了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又为国家开辟了新大陆和殖民地。 1910年，清政府编写了一部《大清新刑律》，其中完全取消了流放制度，但该法律并未正式实施，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流放制度才在中国大地上正式被消除。 流放看似免除了身死，但带来的却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对犯人来说，遇上余鼎之辈，能不能活着到目的地是一回事，在途中却已经是生不如死了。可以说，流放不等于死，但仅次于死。 当然，我们不能罔顾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待这一政策存在的必然性。正因为它的存在，才会让更多的人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从而间接维护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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