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文脉昌盛的文学之城,是一座名家荟萃、名著频出的创作之城,也是一座全民爱书、读书成风的阅读之城。 《南京百年文学史》在学界首次对1912年-2017年南京文学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同时对南京作家年表与南京文学报刊的历史流变进行了较详尽的搜集整理。 作为一部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学史，该书力求挖掘南京百年文学体现出的思想和审美的发展规律，着力展现其独特的城市性格、文化气质、美学意蕴与艺术风格。 绪言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912-1927） 第一节 概述 一、南京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过渡 二、文化守成主义的大本营 三、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二节 小说 第三节 诗歌 一、白话新诗 二、旧体诗歌 第四节 散文 一、叙事散文 二、艺术散文 第五节 戏剧 第二章 审美与革命的变奏（1927-1937） 第一节 概述 一、南京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 二、新旧文学的并存与论争 三、革命文学思潮 四、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二节 小说 一、早期海派小说 二、婚恋小说 三、现实主义小说 四、历史小说 五、赛珍珠《大地》 第三节 诗歌 一、“新月派”南京青年诗人群 二、革命诗 三、“土星笔会” 四、旧体诗词 第四节 散文 一、杂感 二、回忆散文 三、游记散文 第五节 戏剧 一、戏剧组织、演出活动 二、抗战剧作代表：陈大悲与吴祖光 三、早期象征戏剧的奠基人：陈楚淮 第三章 黑暗与光明的交锋（1937-1949） 第一节 概述 一、悲情之下的南京文学活动 二、文学论争与理论思潮 第二节 小说 一、战争小说与七月派小说 二、讽刺小说 三、乡土小说 四、言情小说与性爱小说 五、张恨水 六、无名氏 第三节 诗歌 一、讽刺诗 二、十四行诗 三、汪伪时期旧体诗词创作 第四节 散文 一、报告文学 二、杂感 三、回忆散文 第五节 戏剧 一、汪伪戏剧活动 二、讽刺戏剧 三、路翎《云雀》 四、活报剧 第四章 社会主义文学的兴起与探索（1949-1976） 第一节 概述 一、南京文学体制的建立与文学发展 二、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二节 小说 一、“探求者”小说 二、其他探索性小说 三、军事题材小说 第三节 诗歌 一、革命颂歌 二、工农诗人群 三、古体诗词等 第四节 散文 第五节 戏剧与电影 一、剧团发展与演出活动 二、沈西蒙 三、第四种剧本 四、电影文学剧本 第五章 从复苏到新潮（1976-1992） 第一节 概述 一、新格局的建立与文学思潮的演进 二、南京文学的复苏、发展与繁荣 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自由探索 四、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建构 第二节 小说 一、高晓声、方之 二、赵本夫 三、苏童 四、叶兆言 五、朱苏进 六、黎汝清等 七、黄蓓佳等 第三节 诗歌 一、归来者的诗 二、“他们”诗群 三、其他青年诗群 第四节 散文 一、《云梦断忆》与回忆散文 二、游记散文 三、报告文学 四、杂文 第五节 戏剧与影视 一、陈白尘 二、姚远 三、李龙云等 四、影视 第六章 生气蓬勃的多元格局（1992-2017） 第一节 概述 一、文艺领导与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 二、长篇小说的繁荣与文学类型的多样 三、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活动 第二节 小说 一、范小青 二、毕飞宇 三、周梅森 四、储福金 五、庞瑞垠、黄梵等 六、韩东 七、朱辉 八、王大进 九、黄孝阳、丁捷等 十、鲁敏 十一、朱山坡等其他作家 第三节 诗歌 第四节 散文 一、山水游记散文与回忆散文 二、文化散文与文化寓言散文 三、杂文和报告文学 第五节 戏剧与影视 附录一 南京百年文学作家名录 附录二 百年南京创办的文学报刊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南京历史悠久，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坐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桂冠，亦有“博爱之都”“文学之都”之美誉。谢朓名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入朝曲》）极尽她的富饶和美丽。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传神地勾勒出她幽深的文化神韵。 在现代文人朱自清眼里，南京这座城市连“贩夫走卒皆有六朝烟水气”，而“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南京》），一俟走进这个时空，古老的文脉气息总是迎面扑来。 把脉南京百年文学史，挖掘南京的地理诗学特质，既离不开对于南京区域文化传统与审美气质的发掘，也要注重对于百年来南京文化与审美精神现代性转型过程的追踪。 从大的地域文化传统来看，南京属于江南文化的范畴，但严格说来，这只是笼统之论。广义上的江南文化范畴较大，不足以概括南京文化传统的精髓和实质。相对而言，金陵文化这一概念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学术界对于金陵文化的界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它是指以今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圈，是中华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作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之地，处于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点上，地理面积并不很大。 在中国种种区域文化中，以南京这样较小的地域形成金陵文化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影响广泛且气质鲜明、内涵完整、自成体系者，并不多见。 并非每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区域，就一定有完整而系统的区域文学史；也不是每一个地理与气候特征相似的地域，就必然有属于自身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学史。而南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有理由有资格拥有自成体系的文学史。 许多评论家都打过这样的比方，要论团体赛，江苏作家群是全国各省区的第一名，是当代文学界团体赛的冠军。这并非溢美之辞。当然，江苏作家并不等同于南京作家，但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大多数优秀的作家集中在南京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团体赛冠军的比喻用在南京身上确也不算太过分。 2017年5月，“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宁举行，在这次会上，南京提出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学之都”，以填补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学之都”的空白。南京成为国内首个申报“文学之都”的城市，这既源于审美文化传统的历史必然性，也是这座文学魅力四射的现代都市顺势而为的结果。而这一切，都可以说为我们梳理南京百年文学史提供了必要的底气和动力。 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本书初稿完成并进行统稿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的世界城市日，即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成功入选“世界文学之都”！国内文坛一时间沸腾起来，各路人士纷纷表示祝贺。 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荣膺此称号，既是南京文坛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界的骄傲。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实至名归，也充分证明了南京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影响力。 在一片欢呼声中，我既激动万分，但同时也有许多特殊的感触。这自然不是因为这部南京百年文学史恰好完成于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成功之际，而是因为我亲历了其中许多的艰辛与不易。 2018年底我被南京世界文学之都促进中心聘请为专家组成员，聘书上称为“南京申创世界'文学之都’特聘专家”。这是一个特别的专家称号，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也赋有神圣的使命感。接受了它，同时也就接受了一种未曾经历过的挑战。 从那时起我全程参与了南京文学资源与文学现状的调研、文学之都申请报告的起草与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由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调研活动和座谈，涉及与文学有关的所有行业与组织，包括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文联、作协、图书馆、大学、中小学、读书会，以及文旅局、外办、残联、妇联，等等。 有了南京荣登世界文学之都的结果，那无数场的调研和讨论、一次次的推敲和修改，无论多么辛苦，都是值得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我对南京的文学传统、文学资源、文学现状与文学走势，增加了许多直观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产生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体会。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文脉昌盛的文学之城。南京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独立和自觉的起步之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即设立于此。中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文赋》、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专著《文心雕龙》、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等均诞生在南京。中国民歌的标志性作品《茉莉花》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 南京文脉持续绵延长达18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之美誉。 南京是一座名家荟萃、名著频出的创作之城。据统计，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有超过1万部文学作品写作于南京或者与南京有关，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世界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编撰成书，中国昆曲最重要的代表作《桃花扇》在南京创作并演出。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李白，就为南京创作了100余首诗歌。《红楼梦》《本草纲目》《儒林外史》等中华传世之作都与南京密不可分。南京还是中国山水文学、声律、宫体文学、宋词等的孕育地。 近现代以来，南京始终拥有对中国文坛的领导力和重要影响力。文学大师鲁迅、巴金等在南京走上文学道路。朱自清、俞平伯、张恨水、张爱玲等文坛巨匠也都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大地》就是在南京创作完成的。 南京是一座全民爱书、读书成风的阅读之城。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个痴心不改的“阅读者”。南京文化传统鲜明的特点在于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审美气息浓郁。崇尚文学、酷爱读书成为南京人最为鲜明的精神气质。 近代作家吴敬梓曾在其代表作《儒林外史》中，就对南京有“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评价。著名外交家、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强调，他对故乡南京的最大印象就是南京整个氛围就是“崇尚读书”。 当代著名作家叶兆言一言以蔽之：“从历史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适合作为作家的摇篮。”（《南京人》）现在南京活跃着数以千计的文学社团和协会组织，仅民间自发形成的读书会就有450多家。 文学因南京而辉煌，南京因文学而永恒。文学始终是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血脉，也成为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南京城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学之都”。  南京自越王勾践建越城以来，历经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民国等历史变迁，经过魏晋以来的民族大迁移和南北经济、文化的融合，积淀成独具一格的金陵文化。文人墨客汇聚于此，诗词歌赋层出不穷，既有六朝烟水气，又有南唐悲世音，既有骈文辞赋的规制之作，又有《文心雕龙》之划时代理论创见以及《儒林外史》之革命性的小说突破，可谓历久弥新，连绵不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南京文学一面连接传统文脉，一面经历欧风美雨，形成了古典与现代交融并存的特色。而南京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导致了文学形态的多元转换，构成民国时期最为独特和复杂的地域文学面貌。 1949年后，南京文学在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市场化改革之后，重新以独立的姿态走向文化与人性的深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各个领域杰作频出，蔚为大观，影响深远，南京文学作为重要一极伫立于中国的文学版图上。 南京作为极具典范性的文化符号一直存在于历代文人的视野之中，其独特的城市性格、文化气质、审美意蕴与艺术风格吸引着各地作家驻足于此，创作于此，从而构成南京文学的历史链条。 同时，随着魏晋以来的北方士族与居民的大规模南迁，南京原本具有的吴越文化特点的民风、民俗与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中原居民的文化态度与生活方式不断碰撞，厚重、质朴的伦理文化与精致、灵动的诗性文化在此融为一体，形成了开放性的文化格局与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 这种城市性格对于文艺的自由发展与个性化的追求是极为重要的，在古代产生了代表中国古典文艺自觉的六朝文学，在当代也构成了推动文学转型发展的新思潮和新的文学形态。 此外，这种城市性格还塑造了南京文学的多元结构。长期以来，南京作为政治的枢纽地位和贸易的集散地，使得南京的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异常发达，古时太学、国子学和江南贡院为代表的科举文化塑造了南京的士大夫文化形态，与以“十里秦淮”为代表的市井文化交相辉映，南京的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长期并存，上层文人的金陵怀古、秦淮情结与下层市民的风月想象、里巷心理相互连接，相互影响。 时至今日，南京作家游走于庙堂和民间，出入于典雅与俚俗，构成了南京文学雅俗共赏的审美面貌。 从时空转换的角度看，南京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同时形成新旧杂糅的都市文化气质。这里的“新”与“旧”既指先进与保守的区别，也指坚持创新与坚守传统的区别。 在前一种意义上，南京文化体现出复杂的斑驳面貌，这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文学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新文学的不断生长与国民政府官方提倡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构成鲜明的对比。 在后一种意义上，南京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极为明显，以“学衡派”为代表的知识群体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人物的论战就是这种传统文化本位与西方文化本位的冲突。 一方面，南京政治与文化中心的长期存在，文人士大夫的不断的艺术建构，积淀成了南京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意象、文化心理与精神指向。形成的金陵文化对南京文人具有深远的文化渗透力，并使其产生强烈的精神认同感。 另一方面，南京历史上不断遭受战火兵灾，城市几度灰飞烟灭，文化血脉几经中断，艰难新生，近代以来的西方新思想、新方法、新艺术也对古典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都市文化的更新。悠久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嬗变相互作用，形成了南京新旧杂糅的文学气质。 民国时期南京各个大学出现的老一辈作家创办的诗词团体（如潜社、如社、上巳社、梅社、石城诗社等）推动了古典诗词的繁荣，而新一代的知识青年致力于创作白话新诗、话剧作品，推动了南京新文学的兴起，这是这一时期南京文学新旧并存的最佳写照。 而当代南京文坛在对新的文学思潮进行探寻，推动了“探求者小说”“第四种剧本”“第三代诗歌”“新写实小说”“新状态文学”、断裂文学、重估当代诗歌等思潮的兴起，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南京文坛在求新求变的同时，又没有在艺术形式和文化心理的变革道路上走得太远，而坚持创作的文化导向、人性审视意识和现实关怀，作品的文人气质、精致的语言和抒发性灵的特点是和南京古典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 来自各地的作家群体汇聚在南京，受到南京传统文化的熏染，造成内在的心理认同，使其努力在坚守传统士人风范与开拓现代视野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构成中和式的文学面貌，这也是和南京新旧杂糅、多元融通的文化气质相一致的。 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中曾指出南京“其地居全国东南，当长江下游，北控中原，南制闽越，西扼巴蜀，东临吴越；居长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所谓'龙蟠虎踞’，'负山带江’是也”。 由于南京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各方势力争斗不已，历史上屡遭战火，伴随而来的常常是城毁人亡、荒草遍地、民生凋敝。 近现代以来，南京大屠杀的人类浩劫，更是将长期积累的文化遗存毁于一旦。历代文人有感于南京循环不已的悲剧性命运与文化断裂现象，往往发思古之幽情，叹沧桑之巨变，“怀古伤今”也就成为南京文学的精神母题与审美意蕴。 金陵的繁华易逝与人事已非是古典怀古诗与山水诗的重要寄寓之处。文人目睹物换星移与人世变幻，感受着凄风苦雨与断壁残垣的空无，生发出人生无常的无奈感与念天地之悠悠的时空感，“怀古伤今”的审美意蕴也由此生发出了南京独有的“悲情文化”。 南京文学尤其是诗词、散文中经常出现的对历史古迹的探寻、山水城林的驻足、人物典故的挖掘与政治变故的追问大多不脱这种今昔对比的慨叹之情与悲情意绪，久而久之，南京就形成了许多悲情文化的经典符号，所谓“六朝烟雨”“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秦淮风月”等文学意象就是此种文化现象的鲜明表达。 这种悲情意识是南京文学的底色，潜藏在南京文人的心灵深处，形成了牢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后世作家虽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文化结构渐趋多元，但现当代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对王朝旧事的追怀和对逝去的文化记忆的书写仍然与这种潜藏的怀古伤今的心理、意绪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怀古伤今的审美意蕴相伴随的是南京文人的隐逸心态。南京作家往往更容易感受到历史、政治的无情与命运的无常，对脱离政治的漩涡有着强烈的渴望，形成偏安隐逸的文化心理。 现代以来，南京作家大多数都试图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独立姿态沉浸于古典文化和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之中，接续了这种怀古伤今的创作路数与隐逸悲情的精神取向，在对南京地理、景观、风物的描摹和事件的叙事中建立起其与历史的连接，融入到南京文学的文化脉络之中。 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南京文坛对新的文学潮流的倡导，一方面是南京文化的多元与自由的品格所推动的；另一方面这种创新不是从中心位置往外扩展的，而是往往以边缘姿态、非主流心态为出发点去试图建构文学的新局，“断裂”事件、“诗歌排行榜”事件就是这一文化心理的生动体现。 在独具特质且系统完整的金陵文化的浸染下，南京百年文学表现出既多姿多彩、气象万千又自成一格、气质鲜明的审美风貌。南京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使得不同地域的作家都能在此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新与旧、古典与现代、创新与坚守的文化心态的并存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形成了南京文学开放多元的艺术风格。 许多作家经过多年探索和不断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学系列，如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叶兆言的“秦淮”系列、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赵本夫的“黄河故道”系列等。 在题材内容上，既有以历史记忆与想象为中心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体验为中心的作品，也有以儿童成长、教育为中心的作品，以文学想象力展开的青春小说以及奇幻、武侠小说等。 南京文学既有对才子佳人、爱怨情仇等传统的江南文化主题的接续，也有对城市欲望扭曲人性的审视，对人性尊严的坚守和对城市文明病的反拨等。 在继承南京质朴与典雅并存的文化气质的基础上，南京现当代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如苏童语言的细腻与灵动，叶兆言的洒脱与纯正，毕飞宇的精致与温婉，韩东的内敛与沉稳，朱文的自然与质朴等，从而形成了精彩纷呈的文学风貌。 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地域文化与南京文学的紧密联系，并随着时代变迁与文化转型，南京文学从古典走向了现代。 从时间上说，百年南京文学可大略分为六个阶段，1912-1927为第一阶段，是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期。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并存，催生了南京新旧两种文学形态。 古典文人致力于风物古籍的考订吟咏，在古体诗词曲赋创作方面颇有成绩，有明清士人清奇悠然的风骨，作品集中对南京自然风貌、历史古迹、四季景物的描摹，大多借物抒情、追忆前朝、感怀身世，充满悲切苍凉的历史感。 新青年作家则致力于白话新诗、现代散文的创作，传播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鲁迅、朱自清、陆志韦、卢前等人都在这一时期的南京文坛留下足迹。 1927-1937是第二阶段，是南京文学的分化与生长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文化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官方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左翼作家的激进的革命文学实践与新月派的“新格律诗”、“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同时存在，构成复杂的文学面貌。 1937-1949为第三阶段，又可细分为1937-1945年汪伪时期和1945-1949年的国民政府还都时期，是南京现代文学史上的黑暗期与反抗期。抗战文学风起云涌，反映首都沦亡的报告文学与回忆散文催人泪下，其后汪伪戏剧为代表的汉奸文艺甚嚣尘上，陈白尘的讽刺剧独树一帜，战争、讽刺、乡土、情爱小说等亦精彩纷呈。 1949-1976年为第四阶段，又可细分为1949-1966年和1966-1976年两个时段，是南京文学的曲折探索期。 在前一时段，南京文学一方面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文学体制，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南京作家秉持传统的创造与探索意识，在南京相对宽松的创作氛围下，寻找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引起全国反响的小说、戏剧作品和理论批评，延续了南京文学长期形成的创新传统。 1966年后，南京文坛相对宽松的创作氛围被破坏，原来保有的一定程度的文学自主性丧失，许多作家被迫害，许多作品被定为“大毒草”，文苑一片荒芜，只有几个作家创作了几部反映路线斗争的作品。其余则是革命样板戏、大字报、政治口号和民间戏曲的天下。 1976-1992年为第五阶段，是南京文学的恢复发展期（简称“新时期”）。这个阶段又可细分为1976-1985年和1985-1992年两个时段。 在前一个时段，南京文坛出现了许多反映历史创伤、反思人性灾难的优秀作品，成为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中的典型代表。 在后一个时段，南京青年作家崛起，开始了针对历史、革命与现实生活的先锋性的创新实验，出现了一批重要作品，南京文坛还引领了第三代诗歌和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创作新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2017年为第六阶段，是南京文学的多元发展期。南京作家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的影响，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化；另一方面又坚守自己的人文关怀传统，商业气息并不浓厚，逐渐形成了自身多元发展与个性化突出并存的创作格局。 任何一部区域文学史或地方文学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哪些作家、哪些作品以及哪些作家的哪些创作应该“入史”或者可以“入史”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作家的流动性与作家身份的多元性大大增强。 上个世纪末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地球村的出现，全球化理论的诞生，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使得区域文学变得尤其复杂和不稳定。但全球本土化的新思潮让人们坚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人类的。区域文学史的价值不仅不会因全球化而消弭，反而愈发凸显出它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百年以来与南京有关的作家与文学创作如何进行取舍，如何界定南京百年文学史的叙述范畴，从而赋予南京百年文学史以科学而严谨的学术内涵，就显得特别关键。 对于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如下的思路。我们先把相关的作家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对每一种类型作家的文学创作采取相应的叙述策略。 第一种是典型的南京作家。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出生在南京并长期在南京生活与写作的作家。如胡小石、叶兆言等。其二是虽然不在南京出生，但有较长期的在南京生活和写作的经历。如赵本夫、毕飞宇等。这类典型的南京作家是南京文学史的核心部分，他们的所有创作都要纳入南京文学史的叙述范畴。 第二种是准南京作家。这一类型是指无论作家是否出生于南京，但曾经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其创作以南京为书写对象，或者具有较鲜明的南京气质，或者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南京文化的影响。 比如有的作家在南京生活的时期正处于写作起步阶段或者写作风格形成阶段，后来因各种原因长期离开南京。这些作家虽然不属于典型的南京作家，但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赛珍珠、李龙云等作家可属此列。 准南京作家也是南京文学史的重要一脉，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对于他们的创作，不宜悉数纳入南京文学史的框架之内。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凡是与南京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比如写于南京，或者创作题材、审美风格等与南京相关，都属南京文学史叙述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种是南京籍作家。这一类型的作家，其祖籍不一定是南京，但出生于南京，或者在南京有过成长的经历，只是因各种原因离开南京，长期不在南京工作和生活。其文学创作与南京仅有部分的联系。比如张贤亮、王朔等。 从区域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张贤亮更多的是“宁夏作家”，而王朔则被视为典型的“北京作家”。当然，现当代区域文学史写作必然要面对作家叙述的交叉和作家资源的“共享”问题，显然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南京作家”之外。他们属于广义范畴上的南京作家。对于这批作家的创作，我们以较少的篇幅稍加绍介评点，不作过多论述。 第四种是非南京作家的南京写作。还有一些作家既不是出生于南京，也没有在南京生活或工作过一定时期，只是短暂地到南京造访、讲学或者旅行过，自然不宜以“南京作家”冠之。但是他们的部分创作以南京为题材背景，或者像雁过留痕般在南京挥毫成篇。 比如胡适1920年暑假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学，20、30年代多次赴南京访友、参加政府会议及学术会议等，他的有些创作中因此都留下了南京的身影。 再如40年代张爱玲数次到过南京，小说《半生缘》的故事就有重要的南京背景。这些创作可称之为“南京写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纳入视野。 关于本书的文学史叙述体例，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在文学史叙述的整体体例上，采取纵横交叉的叙述模式。在纵向上，本书按百余年来南京文学发展历程的六个阶段，分为六章；在横向上，即在每一章内，按概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分为五节。 其二，兼顾整体叙述与作家个案的相对完整性。很多作家的创作活动历经不同的文学史阶段，为尽量体现作家创作的完整风貌，我们将作家置于他创作最活跃的阶段，即相应章节内。无论他在前一阶段的创作还是在后一阶段的创作，都一并纳入该章节内加以叙述。 比如赵本夫、苏童等作家，他们在第五章中以专节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90年代以来，即相应的第六章范畴内，他们的创作仍然十分活跃，重量级的代表性作品不断出现。 为了尽量减少对作家的人为割裂，不再在第六章中列专节介绍，而是一并纳入第五章的相应章节中。 再如范小青，虽然在80年代即已成名，但那时她主要是“苏州作家”。后来调入南京，长期工作和生活于南京，自然成为典型的“南京作家”。基于此，就把范小青置于第六章中列专节叙述，她前一时期的创作一并纳入。 其三，适当兼顾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上历来是有机互动的两翼，南京百年文学史的辉煌与厚重，不仅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中，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也共同参与了令人瞩目的“南京作家群”现象的形成。而且，南京作为全国文学批评的重镇，其批评家群体阵容庞大，数量众多，特色突出，影响广泛。 因此，在本书当代文学史部分中，对活跃在南京的批评家群体也有所介绍，主要集中在“概述”中有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部分。近年来研究界出现的各种地域文学史著作，虽然一般也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一块内容，但往往截止到“新时期”以前。 而对于作家的叙述自然不太加以限制，无论多么年轻的作家，只要其创作具有一定的水准，都可以纳入地域文学史的叙述范畴。 地域文学史对于批评家的叙述与对于作家的叙述出现这样的差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学史的重点乃文学创作史；但另一方面也有更重要的原因，即文学史的撰写者对于同行，对于距离太近的批评家，如何进行评价，评价的篇幅如何分配，评价的分寸如何拿捏，都是不好把握的问题，很容易“出力不讨好”。因此，一般地地域文学史干脆回避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认为，既然是区域文学史，非常有必要将活跃在这里的批评家纳入其中。可以说，将新近批评家一并纳入文学史叙述中，既是本书的尝试，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当然，本书同样不能保证对于批评家的评价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但尽力做到客观全面。一是用简练的语言进行客观介绍，不做过多评价，也不做详细论述；二是根据编委会的意见，以年龄为界，凡是60年代末以前出生的南京批评家皆可纳入其中。 其四，力求做到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备。 本书的文学史叙述既力求突出南京特色与南京元素，也坚持较高水平的文学标准和学术标准。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以材料说话，用文本发言。 另一方面，本书作为首部系统的南京百年文学史著作，也要兼顾到审美传统、区域文化性与地方性特色。特别是在一般全国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容易被忽略的，但又有一定文学史价值的作家作品，包括近年来崭露头角尚未被关注到的年轻作家，本著述理应纳入其中。 为充分发掘南京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文学资源，我们对上述四种类型的南京作家、批评家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工作，以“作家名录”的形式整理出来，共计400余位，以“附录一”的形式列入书后。 表中作家按出生年份的顺序排列，“简介”一栏对该南京作家进行简单介绍，重点关注其与南京文学史的关系。 另外，为更直观地显示南京文学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贡献，我们还搜集整理了百年来在南京创办的文学报刊年表，共计230余种，以“附录二”的形式列入书后。 该年表按创办时间排序，并对其出版周期、编辑者或主办者等信息加以汇集。该年表中包括有十余种有一定影响的民间刊物，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南京文化积淀之深厚和文学气质之浓郁。 这部《南京百年文学史》终于要面世了！它前后历时七年之久，较大规模的修改有五次之多，凝结了数位学者的心血与汗水，聚集了许多专家的关注与指导。 值此出版之际，理应将该课题复杂的组织、领导与设计过程，以及该书往返无数次的写作、增删与修改过程交待一番。 本书的撰写工作启动于2013年2月1日召开的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会议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先生将文联决定组织撰写南京文学史的工作计划通报给理事会，宣布成立编撰委员会，并商议由我负责南京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工作。 我深感这是一项重要而艰难的任务，虽力有不逮，也有涉猎不周之虞，但身为协会理事有义务承担理事会交派的任务，而且我与几位同行或弟子对南京作家与南京文学一直较为关注。 汪政先生与当时负责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李海荣书记明确表示，一方面要求该书的撰写应坚持应有的学术标准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该书在出版时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 执笔写作的课题组由我与4位年轻学者组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张勇副教授，其博士论文即聚焦于现代时期的南京文学生态，并出版有学术专著。 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赵磊，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当代南京城市文化与文学，对此有较长期的钻研。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陈进武副教授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批评家，对南京作家作品颇多关注。 已经在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袁文卓博士，早在读博期间即开始系统地调研、搜集和整理南京文学报刊史料与作家年表，为查证到全面而准确的资料信息，他不辞辛苦地多次走访报刊社或当事人，奔波于图书馆与档案馆等。 全书初稿完成于2017年底。具体分工如下： 张光芒：负责全书大纲设计、修订方案、修改落实和统稿定稿；执笔章节有：绪言；第五章的第二节（部分）；第六章的第二节（部分）。 张勇执笔章节：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三、四、五（部分）节。 赵磊执笔章节：第四章；第五章的第一（部分）、二（部分）、三、四、五（部分）；第六章的第一（部分）、二（部分）、三、四（部分）、五（部分）节。 陈进武执笔章节：第三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一（部分）、二（部分）节；第五章的第一（部分）、二（部分）、四（部分）、五（部分）节；第六章的第一（部分）、二（部分）、四（部分）、五（部分）节。 袁文卓执笔章节：第三章的第五节（部分）；附录一；附录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工主要是初稿的撰写。 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主要的任务是根据编委会和专家们的审阅意见进行不断的增删、调整、修改和完善，修改定稿版与初稿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过程中，除了我对全书各部分都做过修改以外，另外几位作者也交换修改过，该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精诚合作而非各自为政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撰委员会各位成员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付出了长期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从撰写大纲的讨论确定，到初稿的数次审阅和修改，再到最后的统稿和定稿，都经过了编委会各位委员认真负责和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建议。仅我能够查到的全体编委会成员参加的讨论会议记录就有五次之多。 该课题延展时间很长，市文联的分管领导从书记李海荣先生到一级调研员王维平先生，统筹该工作的评协秘书长则从陈敏到毛敏再到蒋灿灿。尽管许多工作及业务问题需要有个熟悉过程，但他们总是克服重重困难，不厌其烦地联络统筹。 任家龙书记一直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及进展，并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王维平先生长期在南京文学界工作，对南京文学界掌故十分熟悉，尤其对年轻的南京作家群体了如指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他们在该课题的组织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令人敬佩！ 特别感谢南京市文联为本书稿聘请的各位审稿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帆先生，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先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吴俊先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振羽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何平先生，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冯亦同先生，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孙华炳先生，江苏省委党史工办原副主任、党史专家赵一心先生，等等。南京市党史办刊物编撰处原处长、副研究员、作家肖振才先生则由市文联聘请承担了本书的内容勘校工作。 各位权威学者于百忙之中审阅书稿，慷慨赐教，不但多次提出详尽的思路调整与修改建议，而且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审稿专家的指导和建议大到章节设计与整体定位，小到一个字一句话的表述方式，都反复推敲，每每给人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没有诸位重量级专家的审阅和指导，该书要顺利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南京百年文学史及两个附录的设计与写作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它所涉及的内容信息极为丰富，有些作家作品系首次在文学史著作中出现。巨大的信息量以及某些资料搜集的困难度，也导致更容易出现内容上的错讹，编排上的偏颇，以及挂一漏万之处。欢迎大方之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张光芒 2020年9月8日于南京仙林 修改于2021年2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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