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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 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2021-09-26  贺兰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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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上戏艺术书店

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文 | 谌旭彬

摘自《秦制两千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的记载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商鞅姓姬,公孙氏,原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世称公孙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相国。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座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同时,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才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记》保留了一段商鞅的“自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日:“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大意是:我先拿出来献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

这段“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话题,“难以比德于殷周”的感慨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献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来说,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已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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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秦帝国》剧照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不举报奸人者腰斩,举报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罚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3、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因懒惰而贫困者没为奴隶。

4、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这样的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国家添砖加瓦。按《商君书》(该书虽未必是商鞅亲笔所写,却属于商鞅思想、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秧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商鞅另有一套强国的逻辑: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百姓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让百姓互相监视: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

大意是:罪行发生后,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义举发生后,再来奖赏当事人,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国家就会乱。所以,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实施刑罚,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百姓,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思想,商鞅有一句简练的总结:“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仁义只会抵达“暴”,杀裁反而会归于“德”。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评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许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

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思想里还有一条叫作“国富而贫治”,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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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秦帝国》剧照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上面这段话里的“虱”,前文已经说过,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六种危害国家的弊端。至于“淫”,《商君书》中有一段解释:

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淫”即淫逸。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能言善道得到富贵,靠游散求官进入体制,靠著书立说获取名声。也就是说,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人脉资源、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都对国家有害——尽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着辩智和游宦而得到秦君的重用。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对此,《商君书》中有大量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过去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境外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朴”是“淫”的反义,意思是没有知识、人脉、温饱之外的追求。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甘于“朴”国家就强,追求“淫”国家就弱。百姓弱,就安分守己;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朝廷(越志)。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如何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国家不许大臣与士大夫去做任何展示其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知农”(聪明的农民)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放弃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就会积极务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相当极端。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保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回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装保护自己(削弱贵族力量恰恰是商鞅变法的核心诉求),并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的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但魏国无意为了商鞅与秦国开战)。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咸阳,公开车裂。

商鞅虽死,但他的强国之道保存了下来,被历代秦君奉为治国的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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