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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了上海，考虑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有人认为共产党“不懂得情报”工作，吃了很大的亏。 因此在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就开始着手组建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内容的中央特科。 为了恢复和开展工作，大量启用了一批四一二反革命运动后潜伏起来的同志。  其中就包括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过的戴冰石，他曾积极活跃于工人群众中，博得了工人群众对他的好感，很快被吸收到党的地下工作机关。 戴冰石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这个文具店可不是普通的文具店，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戴冰石的工作就是负责收发文件，平时只是与一些交通员联系，将一些宣传品和党的文件经过这里送到外省去。 他有一个进步青年的小姨子，得知戴冰石是为共产党做事，很是向往，也经常跑到这里来帮忙，戴冰石平时只让她一点打杂的活，并不让接触重要的工作。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戴冰石却交给小姨子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他告诉小姨子自己今天要出去送一份很重要的情报，而今天还有交通员要来店里取秘密文件，让她务必打起精神，放机灵一点，千万不要出了纰漏。 小姨子第一次接到如此重要的任务，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比往常更加谨慎，在交通员到来后，按照戴冰石交待的，与交通员进行交接。 让戴冰石小姨子没有想到的是，她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完全失败了，她刚从柜子里拿出秘密文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堆租界的巡捕，把他们逮个正着。 小姨子哪见过这等场面，差点没吓傻了，一直到被捕，都不明白这几分钟内发生的事情。  与小姨子一块被抓捕的还有六名情报交通员，以及大量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秘密文件，中共在英租界平凉路的这个联络站彻底破坏了。 在联络站被破坏后，戴冰石“惊魂未定”第一时间上报党组织，请求组织一定要营救被捕的同志，在被捕同志中，还有他的小姨子，这个小姨子是进步女青年，一向表现积极，还没有被吸收加入组织，就因为给组织做事被捕了。 同志们都同情戴冰石和他小姨子的遭遇，还替戴冰石庆幸，幸好他当天有任务出去传递重要情报了，不然整个地下联络站将全军覆没。 在这个联络站覆灭后，党组织也在考虑为戴冰石安排到安全的地方继续工作。 然而就在情报站被破坏后的第三天，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就接到了一封密报，称戴冰石已经叛变，纸张文具商店被破坏就是他搞的鬼！ 很多同志都对这封密报的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戴冰石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要知道他自己的小姨子还在其中，如果他要出卖同志的话，完全可以不让他小姨子在场，或者让逮捕者不抓他的小姨子。 陈赓对密报的内容是没有任何质疑的，因为这封情报不是普通人发来的，而是由周恩来批准，可以为国共双方工作的双面间谍杨登瀛，他是中央特科在敌人内部的一个钉子，帮助中共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使得中共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多次化险为夷，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陈赓 正是因为有了杨登瀛的帮助，在多少年之后，陈赓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时，还自豪地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杨登瀛当时的公开身份，一方面是中统在海上的干将，另一方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能量非常大。 为何他能够得知戴冰石是叛徒的情报呢？ 原来文具店的位置在租界的平凉路，国民党中统并不好直接出面抓捕，负责抓捕戴冰石小姨子等7人的是租界巡捕房，当天租界巡捕房收到告密信，说平凉路的文具店是中共的联络站。 于是巡捕房的华人帮办和杨登瀛带着十多个巡捕赶到告密信上所说的文具店，并在信中所说的时间到店里去抓人，正好抓捕了在传递情报的交通员以及戴冰石的小姨子，抓捕完事后，又由杨登瀛将抓捕的人转移到警备司令部的监狱。 杨登瀛在参加完这个任务后，陈赓就找到了他，让他帮着营救被捕的同志时，顺便帮查一下是否有叛徒，能够被巡捕房逮个正着，如果不是有叛徒不可能出这样的事故。 杨登瀛正在在复盘抓捕过程，猜测到底是谁出卖了组织，这时手下的人告诉他，有人来找他。 杨登瀛就问来人是谁，手下说是个生脸，以前没见过，此时杨登瀛正是焦头烂额时，根本不想见生人，于是就拒绝了，让手下打发走。  杨登瀛 可是，过了一会儿，手下又回来报告说，这个人属狗皮膏药的，怎么撵都撵不走，还声称今天一定要见到他，有重事禀告。 杨登瀛没有办法，只好让手下的将他带来，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戴冰石，当时杨登瀛就一愣，戴冰石作为中共地下党，怎么有胆量来国民党的地盘“撒野”？ 经验丰富的杨登瀛当即就意识到，戴冰石肯定跟纸张文具店被破坏有关系。 戴冰石要见杨登瀛，是为了给自己的小姨子求情的，杨登瀛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戴冰石就直接亮明了身份，他是受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杨剑虹的指派，打入到中共内部的特务。 这一下好悬没把杨登瀛震惊出个好歹来，原来杨剑虹正是他的顶头上司，杨登瀛能够在国民党内混得风生水起，就是受到杨剑虹的提拔。 早在五卅运动时，杨登瀛就结识了时任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因为是同乡所以很快熟络起来，广东人比较看重乡情，因此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里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杨剑虹回广东投靠了陈立夫，很受陈立夫的赏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为加强其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开始着手建立特务组织，于是就有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由陈立夫全权负责。 陈立夫于是安排杨剑虹担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负责筹建中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杨剑虹想到杨登瀛曾经留学过日本，在上海吃得开，于是就把他招到麾下，担任中统上海调查员。  其实，杨剑虹早就告诉过杨登瀛，自己已经有了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等时机成熟，可将中共高层一网打尽，只不过杨登瀛没有想到这个特务就是戴冰石。 因为戴冰石的“苦肉计”实在表演得太精妙绝伦了，即使像杨登瀛这样资深的特工都没有怀疑戴冰石的身上。 正在杨登瀛为陈赓的委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没想到戴冰石这家伙自己跳出来了，最让杨登瀛感觉到好笑的是，戴冰石还很骄傲地将自己打入中共的过程娓娓道来，将此次破坏中共地下联络站的过程，讲述得十分清楚。 戴冰石的自述让杨登瀛将其背叛党组织的过程掌握得十分清楚，原来，戴冰石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就已经被吓破了胆，不想再为共产党做事了。 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在死亡的恐惧下，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戴冰石很快放弃了抵抗，出卖了党组织，还积极配合国民党特务瓦解中共地下情报网，完全成了党的叛徒。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杨剑虹，到上海之后就注意到了戴冰石可堪大用，于是积极拉拢，准备让他伪装成进步分子，重新打入中共地下党机关，掌握更多共产党的情况，企图彻底铲除共产党组织。  影视剧中的叛徒形象 因此，在党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的时候，戴冰石立刻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主动要求归队。 当时中共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十分缺乏人手，再加上对戴冰石潜伏期间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因此也没有怀疑，考虑到他是上海本地人，于是安排他在英租界平凉路的纸张文具店当伙计，负责情报传递工作，实际上是为中央特科工作。 既然戴冰石已经打入到中央特科，并成为这个情报站的骨干人员，他为何还要毁掉这个情报站呢？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自从戴冰石混入到中央特科之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杨剑虹就已经知道这个秘密交通站，并通过戴冰石获得了不少情报，因此一直没有急于破获，以免因小失大，暴露了戴冰石。 但是，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特别注重组织纪律，特科一共分为四个科，分别是负责中央机关事务的总务科，负责情报的情报科，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的行动科，以及负责联络的交通科。 各科之间不允许横向联系，特科成员之间也都是单线联系，戴冰石与中共联系的只有他的上级，交待给他的任务也都是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这就限制戴冰石能够了解到更多机密的中央情况。 然而戴冰石早就已经向杨剑虹胯下海口，不久就能帮助他把共产党高层一举破获。 尽管戴冰石在中央特科已经工作了半年，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任，但是却苦于不能获得有用的情报。  时间一长，杨剑虹对戴冰石的能力已经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满嘴跑火车之辈，在经费上也不再给得那么多了。 戴冰石深知，想要在国民党内升官发财，必须得做出成绩，于是就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然后再去跟杨剑虹邀功请赏。 1928年8月初，戴冰石瞒着所有人，悄悄的约见了杨剑虹，向他报告了自己目前的情况，负责的情报联络站的状况，往来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接触到情报信息，和盘托出的那叫一个彻底。 戴冰石对杨剑虹说道：“我在纸张文具店蛰伏这半年，摸清了所有往来情报员的底细，我们应该马上实施抓捕，将他们一网打尽，未免夜长梦多，速度一定要快”。 杨剑虹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好不容易取得了信任，贸然端了这个联络点，这个情报链就断了，你也暴露了，岂不是前功尽弃，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但是听了戴冰石后面的话，杨剑虹才知道这小子是真坏，缺德带冒烟的。 戴冰石告诉杨剑虹自己想要破获其所在的地下联络站，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抓捕任务时，能够抓捕到更多的交通员的话，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更多的联络站，如果破坏的联络站多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情报网络就会彻底瘫痪。 第二个目的是，在破获了自己所在的联络站后，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其他更重要的机关去工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以便于捕获更多的中共高级干部。  影视剧中的叛徒形象 当然，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在抓捕的时候，必须保证两点，第一点是他本人不能在抓捕之列，他如果被抓捕了，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第二点是，在地下站被破坏，他没有被抓捕的同时，还要让中共更加相信他。 为此，缺德带冒烟的戴冰石想到了自己的小姨子，亲自设计了所谓的“苦肉计”，把自己的小姨子也一块给卖了。 杨剑虹对戴冰石的计划很满意，当即表示，只要巡捕房的人把人交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他就立即释放戴冰石的小姨子。 到八月中旬，一切都按计划执行，顺利地让戴冰石都不敢相信，简直达到了瞒天过海的地步。 在戴冰石的小姨子等一行人被抓了后，戴冰石的妻子十分生气，她并不清楚是她丈夫一手策划的好戏，还以为妹妹真的出事了，于是就让戴冰石去救自己的妹妹。 戴冰石对于自己小姨子被抓，那是十分清楚的，他告诉妻子，过个一两天人就放出来了，可是一连过了三天，人也没有放出来。 让戴冰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杨剑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杨剑虹认为如果现在放了戴冰石的小姨子，那不是就露馅了嘛，于是决定再关些日子，做戏就要做全套。 在小姨子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几天后，戴冰石也有点担心了，他知道警备司令部里可没有什么好人，不管男女，一顿酷刑是免不了的，出了人命也是经常的。  担心夜长梦多，戴冰石亲自去找杨剑虹，可是杨剑虹却避而不见，这可把戴冰石气坏了，于是就亲自跑到关押小姨子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打听消息。 他了解到负责这件事的人是杨剑虹的亲信杨登瀛，便打算去见杨登瀛，告知他事情始末，让他放了小姨子。 戴冰石认为杨登瀛不过是杨剑虹的狗腿子，既然杨剑虹先前有过承诺，杨登瀛一定会放了他小姨子。 杨登瀛听完戴冰石讲述他背叛中共的经过时，已经恨得牙痒痒了，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而是故作漠不关心地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放心，我会尽快兑现承诺放人的，今天你先回去吧。” 得到杨登瀛的答复，虽然不能马上带小姨子回家，但想着自己都说得这么清楚，给国民党干了这么多事，他只要跟杨剑虹碰个面，一切就清楚了，所以很快就能放了自己的小姨子，自己也算对老婆有个交代了，便也安心的走了。 戴冰石一走，杨登瀛就立刻给陈赓写密信，说了此事，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汇报了戴冰石叛变的所有细节和过程。 陈赓知此事重大，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党中央非常重视，立刻开展对戴冰石的秘密审查，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于是命令中央特科的行动科，在短期内除掉这个叛徒。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 戴冰石做梦都没有想到，杨剑虹的亲信杨登瀛竟然是中央特科潜伏在中统的特工，此次上门，完全是自投罗网。 1928年9月初的一个清晨，戴冰石的妻子一如往常一样去菜市场买完菜后，回到家中，在洗菜时，发现菜篮子里有一张纸条。 她也不知道纸条是什么放到菜篮子里的，但是她知道，纸条是给自己的丈夫的，于是就交给了丈夫戴冰石。 戴冰石接到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三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三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德水是戴冰石的化名，也算一种暗号，当组织上联络他的时候，就会用这样一个化名，接到信的人就知道这是党组织在联络他，而不是其他亲朋好友。 “家乡来人”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在中午三点后到湖北路东安旅馆三号房是时间和地点，而“张先生”就是上级领导。 得到这个如此神秘的纸条，戴冰石刚开始有点害怕，在担心是不是自己做的坏事暴露了，共产党派人来锄奸。 但是他又想到，如果被共产党发现他是叛徒的话，他必死无疑，逃也逃不掉。 在他内心深处，更相信是自己的计谋得逞，上级领导给他安排更重要的任务，想到这里，戴冰石不由得喜上眉梢，随即销毁了纸条。  影视剧叛徒形象 在他看来，只有获得更重要的工作，他就能够为国民党立更大的功劳，将来有想不到的功劳。 唯一让他有点不爽的是，杨剑虹这个鳖孙却迟迟未露面，他不能及时将情况报告给杨剑虹。 找不到杨剑虹，他又想到了杨登瀛，想到杨登瀛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妻子面交给杨登瀛，内容是，让杨登瀛在当天下午三点对东安旅馆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 杨登瀛接到信后，冷笑一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在下午将近两点的时候，戴冰石来到了湖北路的南路口，他向四处打量一番后，瞥见了杨登瀛在路边的树荫里吸烟，杨登瀛发现戴冰石后，给他使了一个眼色，告诉他，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其实，杨登瀛只是自己来的，根本没有别人，这一切，戴冰石都不知道，他反而显得胸有成竹，在指针指向三点的时候，戴冰石进了东安旅馆的大门，径直奔向了纸条上约定的三号房，在确认了房间号后，他扣响了房门。 在得到应允后，他推门进去，看到窗前站着一个男人，背对着他，看不到脸，只觉得对方身材伟岸，戴冰石下意识的要喊他一声“张先生”，可是“张”字才出口，戴冰石只觉寒光一闪，一把锋利的匕首就刺进了他的胸膛。 在戴冰石正在倒下的时候，对方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声：“让你这个叛徒死个明白。” 影视剧中惩戒叛徒 戴冰石应声倒地，还本以为，杨登瀛会带着人冲进来，把杀他的人全部干掉，可是直到他没有了意识，也没有看到杨登瀛，不知道这时，他是否知道正是杨登瀛发现了他叛变的消息，并通知了中央特科。 此次来锄奸的正是中央特科行动队的人，戴冰石这个卑鄙险恶的叛徒，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是应了那句俗语“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在戴冰石被惩戒后，杨登瀛就开始对包括戴冰石小姨子在内的七名情报联络员进行营救，最终顺利将他们营救出来。 在革命时期，斗争往往是残酷的，类似戴冰石这样贪生怕死之辈并不少，给党组织带来不少的损失，但是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们，更是战斗在龙潭虎穴，然而为了隐蔽，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不会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会遭到误解。 杨登瀛在1969年因病去世前，跟身旁的子女谈及自己的身份说道：“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身边，特意交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都是有争议，且背景复杂的，其中就包括杨登瀛，周恩来说：“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的功绩陆续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人们才得知杨登瀛在当时所做的具体贡献，后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编纂《陈赓传记》时，给予杨登瀛极高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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