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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于1926年秋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当时，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分别是戴季陶、朱家骅。他俩当政时，“就职之始，即锐意整顿”，对鲁迅评价很高，说鲁迅是“近世巨子”，为了聘请鲁迅，他们“函电敦促”“竭力罗致”，终于如愿以偿，请来鲁迅。鲁迅在北大任教时就和朱家骅相识，对于朱家骅在中山大学的一系列整顿作为，鲁迅也持肯定意见。事实上，鲁迅答应来中山大学任教，很大程度上是冲朱家骅的面子。 1927年1月25日，鲁迅在朱家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大学礼堂，出席以学生会名义召开的欢迎大会。鲁迅刚一出现，就赢得学生们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学生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着，鲁迅也和同学们开诚布公地谈起来。鲁迅说：“我来中山大学的本意，自然是教书，把书教好，才不辜负同学们的盛情。”另外，鲁迅还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如果是，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我现在跑到'革命的后方’广州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鲁迅这番朴实的家常话，表明了他律己甚严，同时，他的话也体现了他的一贯主张，那就是，所谓“战士”“革命家”应该重在行动，而不能挂在口头上。 鲁迅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朱家骅马上站起来说：“鲁迅先生的话是谦虚，鲁迅就是我们时代的战斗者，革命家，思想先驱者，这是毫不含糊的。”说完，带头鼓掌，于是，台下再次响起如潮的掌声。 鲁迅来中山大学后，朱家骅立即委以重任，让鲁迅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而鲁迅也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一面做着行政工作，一面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每周授课达9小时之多。期间，鲁迅还多次应邀发表演讲，其中在香港的两次演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均振聋发聩，发人深省。鲁迅这两篇战斗檄文，直到现在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中山大学在聘请鲁迅的同时，也聘请了傅斯年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年和顾颉刚是同窗好友，而傅又把鲁迅视为“文科进行之障碍”，于是，他刚一立足，即致电顾颉刚，要他去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其目的是想把鲁迅挤走。鲁迅素来就与顾颉刚不睦，听说顾颉刚要来，马上发表声明：顾来鲁走。后来，鲁迅、傅斯年都提出辞职，鲁迅因为顾颉刚要来，傅斯年是抗议鲁迅不同意校方聘请顾颉刚。中山大学学生为此召开大会，结果是主张三人都留。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朱家骅煞费苦心，他一面允许鲁迅请假离校（但不同意辞职），一面安排顾颉刚去江浙一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这样一来，鲁迅看不到顾颉刚，也就不再坚持辞职了。而顾颉刚是个书呆子，让他去买旧书，他也就乐不思“粤”了。在朱家骅的苦心斡旋下，两位势不两立的学界名流才得以在一个学校相安无事地共处了一个阶段。此事的成功应归因于朱家骅的开阔心胸和办事能力。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进步工人和共产党，而广州的军阀也遥相呼应，他们冲进中山大学，肆意搜捕学生。为了是否保护学生，是否向国民党政府抗议，鲁迅和朱家骅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1927年4月15日，一批军警也包围了中山大学，一些打手拿着事先写好的名单，冲入学生宿舍抓人。 一大早，鲁迅就冒雨赶到学校，出席校方紧急会议。会上，大部分人敢怒而不敢言，是鲁迅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下同仁，态度鲜明地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既然大家都来了，就共同商讨出一个办法，看该怎么办？不能光坐在这里。” 鲁迅的话打破了僵局，大家急切地议论起来。然而，却没有谁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这时校务委员会委员朱家骅也闻讯赶来，鲁迅对他说：“学生被抓，作为教师，我们怎能袖手旁观？这些人有什么理由随便抓人，而且一抓就是上百人，真是丧心病狂!” 朱家骅却很平静地说：“政府抓学生，当然有理由，我们就不必和政府对抗了吧。” 鲁迅反问：“这些学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 朱家骅则振振有词地争辩道：“我们这是党校，只能服从党的决定，哪能对党提要求呢？” 鲁迅针锋相对地说：“五四运动时，为了营救学生，全国工商界进行了罢工罢市，你朱家骅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而你现在怎么会不站在学生这边，不为学生讲话呢？” “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朱家骅道。 “可我们现在正是为了反对新军阀啊！”鲁迅说。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鲁迅拂袖而去，当天晚上，因为愤闷，鲁迅一口饭也吃不下去。第二天，鲁迅捐款慰问了被捕的学生，随后，他向校方辞职，以抗议学校对学生的冷漠。 鲁迅和朱家骅因为这件事而产生了深深的裂痕。  朱家骅 二 如果说，鲁迅与朱家骅之间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那么，顾颉刚和朱家骅则一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如果不是1949年天地变色，朱家骅逃到台湾去，我相信两人一定会“白头偕老”“恩爱一生”的。 鲁迅辞职后，在江浙一带云游购书的顾颉刚，就可以回中山大学了。此时校中正、副校长分别由戴季陶、朱家骅担任。朱家骅任命顾颉刚为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所购的12万册书。对爱书如命的顾颉刚来说，这个职务显然是桩美差。 担任中大副校长的同时，朱家骅也在杭州任浙江省建设厅长。在浙江，朱家骅从书肆里听到有关顾颉刚的购书情形，书商说：“送他书他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朱家骅因此对顾颉刚印象颇好，他隔几个月去中大一次，处理校务，顾颉刚向他申请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在朱家骅的支持下，顾颉刚在中大做出了许多成绩 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顾颉刚给朱家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顾颉刚遇到麻烦，总要到朱家骅那里寻求帮助，而后者也是尽力为他排忧解难。 1934年，顾颉刚因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而组织了“禹贡学会”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后来，地方志专家张国淦“把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该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会所之后要一笔开销。张国淦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顾颉刚，让他到南京找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寻求资助，结果这位秘书长根本不给张国淦的面子，一毛不拔，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顾颉刚。无奈之下，顾颉刚想到朱家骅。 “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 朱家骅关照过顾颉刚，顾颉刚也帮过朱家骅的忙，1941年，顾颉刚在成都，有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而朱家骅连连电邀，要顾颉刚去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与朱家骅见面后，顾颉刚问朱家骅办《文史杂志》的原因，朱家骅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办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作生活的补助。”顾颉刚又问：“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朱家骅答：“这个刊物虽是党部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顾颉刚“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自己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且十年来已不专治学，为时代需要牺牲自己亦无不可，便同意了。” 后来朱家骅为讨蒋介石的欢心，提议给蒋介石送九鼎，而给九鼎写铭文的差事就落在顾颉刚身上。 为九鼎作铭文，对顾颉刚来说，绝对是桩吃力不讨好的事，首先，这是在公开、肉麻地拍蒋介石的马屁，所以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做；其次，顾颉刚是疑古派历史学家，他不信历史上有禹，却相信有九鼎，这不是分明是自己掴自己的耳光？ 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只得在内心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同意为九鼎作铭文。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不过，如此一来，他就在献九鼎风波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文史天地》魏邦良/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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