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伟荣 || 宋淇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探赜

李伟荣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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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辑）

2021年，第165—177页。

引言

宋淇是一个多面手，在多个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正如宋淇哲嗣宋以朗所说“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际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出书。在红学领域里，他是其中一个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远于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他的《攻心计》（The Captive Mind），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宋以朗，2015：1）

宋淇在香港文艺界有一定的传奇性，但是关于他的研究还是与他所做出的贡献不完全相称。正如“历史的洪流中，宋淇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是与华语文学和艺术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然而他的名字却似乎总是如同缄默的惊鸿一瞥，隐藏在文字背后，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青，2015）

香港中文大学孔慧怡在宋淇之后接掌《译丛》，与宋淇有较多交往。孔慧怡在宋淇身故后，曾撰文纪念宋淇并指出宋淇是“珍迷”，熟谙《红楼梦》和宋词。（孔慧怡，2017）大陆有孙连五（2018，2020）、王宇平（2012）、蔡义江（2000）和李学英（1989）等论及宋淇与外国文学、宋淇与《红楼梦》、以及宋淇与电影之间的关系。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兴华全集》，其中第三卷为《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收录吴兴华致宋淇的信六十余封。2015年，宋淇哲嗣宋以朗编《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此书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版题名为《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201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主要回忆他父亲与钱锺书、吴兴华、傅雷和张爱玲等之间的交游，从亲历者的角度提供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史料。当然，有些回忆也有商榷之处，例如解志熙曾撰文订误（2017）。直接论述宋淇的翻译有郑延国（2002），论述宋淇《红楼梦》翻译批评的有李晶（2018）等。

尽管宋淇对于翻译实践和理论都有较大贡献，但是一直以来很少学者专门从宋淇与翻译这一角度来探析宋淇的贡献。2017年笔者与香港大学黎活仁促成了首届宋淇翻译研究研讨会在张家界的召开。会议由香港大学、湖南大学和吉首大学共同发起，由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会主办，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香港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河海大学等两岸三地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热议宋淇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修伟，2017）本文即是在宋淇翻译研究研讨会上所作发言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宋以朗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封面

一、宋淇一生行止及其翻译实践考察

宋淇（1919—1996），浙江吴兴人，又名宋奇，又名宋悌芬，英文名为Stephen C. Soong，常用笔名为林以亮，还以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旁观清、竺磊和梁文星等多种笔名发表大量创作与译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哲嗣。（陈子善，2001：438；宋以朗，2015：32；张凤，2015：268；孙连五，2018；蔡登山，2014）

1919年5月，宋淇出生于上海。因他父亲藏书甚丰，宋淇自小深受熏陶，自幼就涉猎各种中外名著，少年时代即对诗、文、小说和戏剧有浓厚兴趣，对他日后从事诗文创作、翻译和电影具有深远的影响。1935年，他在上海完成中学学业，北上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就读，主修西洋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奉父亲之命去上海避战，恰逢“八一三”事变，辗转求学于内陆，最终经香港回上海租界内大学借读。1938年春，进入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与夏济安、柳存仁等成为同学。1939年，重回燕京大学学习，次年获得斐陶斐（Phi Tau Phi）金匙奖和“燕”字奖，以名誉文学士毕业于西语系，并留校任教1941年12月发生珍珠港事变，家人不放心他一人在外而要他返回上海。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并与朋友组织“金都话剧团”，为后来的话剧界培养了不少演员。期间撰写剧本《皆大欢喜》，脍炙人口，轰动一时。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十里洋场开始从商，1946年与邝富灼之女邝文美结婚，1949年，移居香港。1971年，参与筹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首任主任为孙述宇，宋淇于1973年接任主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他与夏济安、夏志清、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芝联等人均有深交。他们夫妇尤其与张爱玲的关系密切，夏志清最初读张爱玲、钱锺书的作品是宋淇推荐的。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遗物即交由他们夫妇保管。（宋以朗，2015：34-35，56-59，84-87，240-241；孔慧怡，2000：215-216；王洞，2015：281；2019：XXIV-XXV）

陈子善指出，宋淇除了是张爱玲挚友、“张迷”和张爱玲研究专家外，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诗人和编辑家，他在文学乃至文化领域里建树甚多，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香港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宋淇一生行止于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究、话剧与电影编导、刊物的创办与编辑等，而且这些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其文学思想、翻译思想、编剧思想和编辑思想等均值得深入探讨。宋淇与翻译的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进行翻译实践、二）在翻译论著和编著中表达翻译思想、三）组织系列翻译出版工作、四）筹建翻译中心和香港翻译学会并主办翻译刊物。

1.1 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

宋淇从16岁开始便对翻译发生极大兴趣，因为“当代的创作文学既不能完全满足我对文学的饥渴，只好求助于翻译。”（林以亮，1984：177）不过，他真正开始翻译实践，则是21岁时翻译拜伦的抒情诗。从此之后，他便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林以亮，1984：177）

1954年，他与娄贻哲合译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1939）。这部著作，他们前后译了三次才最后定稿出版。娄贻哲读大学时主修哲学，而宋淇自己则主修西洋文学，翻译《自由与文化》前已译过不少文学作品，杜威的这部作品也不难，按理说翻译起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着手翻译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林以亮，1968：3-4）

他翻译生涯中最为传奇的是翻译波兰流亡作家米悟虚（Czeslaw Milosz，大陆通译为米沃什）的《攻心计》（The Captive Mind，1953）。他是1956年翻译该书的，翻译出版之初一直没有什么影响。不过，1980年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他翻译的《攻心计》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得以再版。一部译作，近30年后才产生回响，算是翻译史上的一则佳话。

他也曾翻译当代英国名小说家瓦欧（Evelyn Waugh，大陆通译伊夫林·沃）的《兴仁岭重临记》（Brideshead Revisited）。这是宋淇第一次尝试长篇小说的翻译，不过结果并不如意。最终，宋淇只译了这部小说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一半，第三章曾于1957年4月发表于《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后收入《前言与后语》，第四章前半并未发表。（林以亮，1986：79）宋淇最终之所以没有译完这部小说，是因为句子太长等因素而导致翻译速度越来越慢。他坦白承认“第三章中有几句并不容易翻译，我总算硬着头皮对付过去了，自己不太满意。译第四章时，发现困难越来越多，不论抒情写景，长达半页的句子，字眼中若隐若现的含意，都令发展进度越来越慢，最后只好挂免战牌。”（林以亮，1986：80）

在他编选的《美国诗选》中，共选了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十七位美国著名诗人的109篇代表性诗作。译者有余光中、张爱玲、宋淇（林以亮）、梁实秋、邢光祖、夏菁七位，均为一时之选。其中，主力是余光中和宋淇本人。其中，宋淇撰写了梭罗、罗威尔（Amy Lowell）、韦利夫人（Elinor Wylie）、艾肯（Conrad Aiken）、密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五位诗人的生平与著作，并且翻译了惠特曼5首、罗威尔5首、佛洛斯特5首、蒂丝黛儿（Sara Teasdale）1首、韦利夫人6首、艾肯6首、密莱7首，共35首诗。例如惠特曼的《哦，船长！我的船长！》、佛罗斯特的《采苹果后》等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美国诗歌。在所有的翻译作品中，宋淇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这部作品，他曾自述说“四十多年来，翻译工作中比较令我满意的是我所编译的《美国诗选》。”（林以亮，1984：177）这部作品从选材到选译者，都由宋淇一个人完成，体现了他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诗歌翻译的主张：偏向传统诗歌而舍弃现代诗歌，偏向容易翻译的诗歌而舍弃具有一定翻译难度的现代诗歌。这就是整个选本为什么没有选择艾略特、庞德和克敏斯（E. E. Cummings，大陆通译卡明斯）等现代派诗歌的根本原因。（林以亮，1961：3-4）

1.2 宋淇论著和编著中的翻译主题

宋淇多才多艺，一生涉足商海，但同时旁涉文艺批评、翻译、话剧和电影诸多领域，著、译、编三方面的成果都非常丰厚，而且这些著作很多都曾再版。^①

文学类著作有《前言与后语》^②（正文出版社，1968）、《林以亮诗话》（洪范书店，1976）、《<红楼梦>识要一宋淇红学论集》（中国书店，2000）、《更上一层楼》（九歌出版社，1987）、《文思录》^③（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林以亮佚文集》（陈子善编，皇冠出版社，2001）。

文学类译著和主编的著作有《自由与文化》（林以亮、娄贻哲合译，今日世界社，1954年）、《攻心记》（火炬编译社，1956年）、《美国文学批评选》（与吴鲁芹、夏志清、夏济安、思果、张爱玲等合译，今日世界社，1961）、《美国诗选》（与余光中、张爱玲、梁实秋、邢光祖、夏菁等合译，今日世界社，1961）、《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与张爱玲、於黎华和叶珊合译，今日世界社，1967）、《四海集》（与黄国彬、余光中、夏志清合著，皇冠出版社，1986）。

翻译类著作有《林以亮论翻译》（志文出版社，1974）、《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6）、《文学与翻译》（皇冠出版社，1984）。翻译类编著有《翻译纵横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翻译十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翻译丛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宋淇与高克毅创办《译丛》（Renditions）之初便决定学习西方办刊经验，不仅出版半年刊《译丛》这一刊物本身，而且出版衍生产品“《译丛》丛书”，包括“《译丛》文丛”（Renditions Books）和“《译丛》文库”（Renditions Paperbacks）。在这一系列中，宋淇曾独编或与闵福德合编四种著作《无曲之诗：中国词选》（Song Without Music: Chinese Tz’u Poetr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昨日今日》（皇冠出版社，1981）、《朦胧诗选》（Mists: New Poets from China，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山上有木：中国新诗选》（Trees on the Mountain: 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与闵福德合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知音集：中国诗歌与诗学》（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

在以上译著、著作和编著中，宋淇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对翻译的思考。例如《林以亮诗话》看起来与翻译无关，但是查看目录可见其中有三篇文章直接涉及到翻译：《译诗散论》、《论译诗之难》和《再论译诗之难》。这正印证了乔志高所说的“林以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也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他许多年来编书、编写电影剧本、编杂志，透过不同的媒介与翻译工作发生关系。”（乔志高，1984：11）

1.3 网罗翻译好手，复译名家名作

宋淇对于翻译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组织系列翻译、推出一批优秀翻译者、出版一批高质量的译著这一方面上。这可以分两个时期，一是他替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USIS）工作期间，二是他编辑《译丛》期间。

到香港后，由于存在上海人开的四海银行里的钱被部分股东卷走，所以宋淇不得不找工作。而翻译当然是他得心应手的工作，从1951年开始他任职于美国新闻处书刊编译部。按夏济安的说法，宋淇是非常胜任这份工作的，因为“他的脑筋敏捷，做事负责，再凭他做business的经验，美国人要找这样的一个得力'华员’是很不容易的。”（王洞，2016：184）在美新处，宋淇网罗了一大批中英文俱佳的翻译好手，除《美国诗选》中的余光中、张爱玲等之外，有名的还有夏济安夏志清昆仲、徐诚斌主教、汤新楣（后任香港《读者文摘》主编）和方馨（即他自己的夫人宋邝文美，邝文美另有杨文静、梅文静等不同笔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些美国名著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欧文的《李伯大梦》（即《睡谷传奇》，邝文美译）等纷纷有了高质量的中译本，对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淇主理美新处译书部之后，一改该部门前五年没有出一本书的状况，其中主要措施是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翻译酬金，比以前的酬金高五六倍，（林以朗，2015：60）另一方面就是联络并招募高水平的译者。这种措施间接解决了一些学（译）者的经济窘境，例如夏济安就在致其弟夏志清的书信中多次提及。（王洞，2016：143，184，308）

由于身体原因，1953年1月宋淇辞去美新处的工作。但是，他开启的工作模式在美新处依然得到保留。这才有了后来乔志高^④翻译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1973）和菲茨杰拉德的《大亨小传》（1974），以及汤新楣翻译菲茨杰拉德的《夜未央》（1980）等。

1.4 筹建翻译中心、香港翻译学会并创办翻译刊物

从美新处辞职后，宋淇一边养病，一边从事电影剧本的写作。1956年加入香港电懋公司任制片主任，1965年因病辞职。1965年又被邀加入邵氏影业公司，1967年又因病辞职。（林以朗，2015：62-78）

1968年，受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之邀，宋淇担任校长特别助理。（陈方正，2000：64；谢刚，2018：306）李卓敏本人主修文学，他任校长期间，还兼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因此，他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文化方面的发展一直很用力。他之所以聘请宋淇做校长特别助理，也是看重宋淇在文学、文化方面的修为和成绩。因此，当宋淇建议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翻译中心和在香港成立翻译学会，便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1971年，宋淇开始筹办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中心，首任主任由孙述宇担任，两年后宋淇兼任翻译中心主任。同年，宋淇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界河翻译界朋友共同发起创立了香港翻译学会。这些工作为《译丛》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其实，创办刊物对宋淇来说，并不是稀奇事，因为宋淇早在1940年就开始办刊物。他曾在1940年办了两份杂志：《西洋文学》（1940年5月创刊）、《燕京文学》（1940年11月创刊）。《燕京文学》在北京创刊，半月刊，每月五日、十日出刊；《西洋文学》是与徐诚斌合办，由林氏出版社发行，1941年8月这份杂志就停止了。1972年12月，在《星岛日报》的胡仙邀请下创办《文林》杂志，1973年3月，宋淇请辞，《文林》杂志办了一年后宣布停刊。（林以朗，2015：87-90）

对于宋淇创办的各种刊物中，最为重要的是《译丛》。该刊物享誉海内外，深受西方知识界的欢迎。1972年筹建，1973年宋淇便在各方支持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创办了学术期刊《译丛》（Renditions），首任主任聘请了他的好朋友，从“美国之音”退休的资深中英双语学者高克毅担任，两年后宋淇继任，一直到1985年卸任。《译丛》取得成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译丛》有一批优秀的中外学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译者，二是宋淇和高克毅卓有成效的编辑原则。限于篇幅，这里不深入展开，拟后续撰写文章专门对其进行探讨。

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二、宋淇的翻译思想探赜

由于宋淇早在16岁便对翻译发生兴趣，并于21岁开始翻译实践，（林以亮，1968：3）并且宋淇一直善于思考，将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都及时进行了归纳总结。所以，如果我们检视宋淇的著、译、编的作品中，涉及最多的便是翻译，其次是文学。

宋淇认为1954年《自由与文化》的翻译是他第一次自觉地检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并且开辟他后来对翻译研究的途径。（林以亮，1968：3-4）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宋淇的研究与其成就不相称。可喜的是，近年来两岸三地都逐渐深入研究宋淇的学术成绩。对于宋淇在翻译方面的成绩，有待进一步总结和归纳。通过详细阅读宋淇著、译、编的作品，可归纳出宋淇关于翻译的一些思想。

2.1 “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观

翻译时时刻以读者为中心，可以说是宋淇翻译从事翻译的一大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他与娄贻哲合作编译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1939）上。

这部著作，他们前后译了三次才最后定稿出版。他们发现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些文字上，字面上的意义问题，往往远超出翻译本身的范围之外。（林以亮，1968：11）第一次翻译时，他们采用的原则是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大体上尽量做到字对字，句对句。译完之后，请两位朋友试读，但是他们看不了两页，便大摇起头，并且表示一点也不懂。（林以亮，1968：11-12）有了第一次的翻译经验，他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来进行翻译：先细读原作，然后丢开原作用中文进行重写；也就是说，他们用地道的中国话来表达杜威的原意，目的是要是译文完全合乎中国人的口味和习惯。译好后，再请两位朋友审读。将译文和和原作对照阅读之后，他们指出的问题包括：原作特别强调的地方，中文往往轻轻带过，有时甚至完全忽略，还有很多地方，中文根本误解和曲解了原作，至于原作立场的审慎和谨严，在中文中也看不出来。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可能是一本论民主问题的小册子，但决不是杜威。（林以亮，1968：11-12）经过了这两次失败，他们发现问题出在翻译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而且对杜威也有偏见：第一，他们认为社会哲学不能算是纯哲学，所以算不得正统；第二，杜威这本书中所谈大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奇的贡献可言，他的文章也写得笨重、不够灵活、晦涩，远比不上当代哲学家中罗素的干劲利落，或桑他耶纳的匀称细致。（林以亮，1968：13）怎样才算做好了准备呢？他们总结了两点：一方面，他们另外读了几本杜威其他的著作，读了之后有助于他们对杜威写作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的了解；其次，杜威在这本书中所伸引或提起的作家和作品，凡是略而不详的，他们都设法追根究源查一下原作，以求其能和杜威的意见互相印证，并澄清书中对他们含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有关并讨论杜威的著作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其中启发最大的是爱特门（Irwin Edman）的《哲学家的假期》一书中论及杜威的一部分。（林以亮，1968：13-14）透过爱特门的《哲学家的假期》，他们明白了三个道理：（一）平凡的道理写起来固然难，读起来也要平心静气，聚精会神才能接近和体会；（二）杜威的作品非但外国人读起来难，就是他本国专攻哲学的人，在一起始也往往可能觉得格格不入；（三）我们平常的思想习惯都有一种惰性，喜欢用笼统的、现成的名词和术语来解答一切问题，而且喜欢黑白分明的答案：是或非，好或坏，真或假，这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不肯和不愿多作思考；假如不摒弃这习惯，那么就会难以理解杜威。（林以亮，1968：14-16）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三次尝试：在翻译时，他们采用的办法不再是看一段译一段，而是一逢到稍有疑惑之处，就回过头去看上文，然后再看下面说什么，这样才会“洞贯”。（林以亮，1968：17）

从以上详尽的撮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淇检验翻译的质量合格与否，关键是看读者能否读懂他们的译著，而且能否从他们的译著中读出原作者的用心。可以说，他们的翻译是严格“以读者为中心”的。

2.2 译前准备要充分

宋淇一贯认为，译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充分，那么肯定不会有很好的翻译结（效）果。上述提及宋淇和娄贻哲翻译杜威的《自由与文化》第一次翻译不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准备不充分。

怎样才算准备充分呢？根据宋淇各种有关翻译的论著中，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首先当然是最为基础的，技术性的，那就是对一些文字上、字面上的意义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宋淇指出，如果译者对事实或字句的意义了解不足，再加上译者对同一名称的译法前后不统一，其结果当然是一片混乱。译者自己都糊里糊涂，读者怎么会对译文有清楚的认识呢？（林以亮，1984b：69）不过，宋淇也发现，翻译难，不是难在这些文字、字面意义的理解上，而是超出翻译本身的问题，例如原著的思想问题。（林以亮，1968：11）

其次是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是要对原著有精准的理解，不能有偏见。他们翻译《自由与文化》时，前两次翻译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杜威的偏见，从而导致他们没有能够从哲学角度更好地把握《自由与文化》。（林以亮，1968：13）为了译好这本书，为了做好翻译这部书的准备，他们不仅熟读这部书，而且他们还深入阅读了杜威其他一些与这部书相关的著作；杜威这部书中提到的其他作者的作品，他们都设法究根溯源一番，以确定能够准确理解杜威的原意；有关讨论杜威的著作，他们也尽量找来参考，以印证他们对杜威的理解是否到位，其最终目的就是彻底清楚他们含混不清之处。（林以亮，1968：13-14）不仅翻译哲学著作如此，翻译其他文类的作品也应该如此。例如在翻译《美国诗选》时，他们的原则也是如此：译者不是拿到要翻译的诗就立马动手翻译，而是熟读了诗人的全集之后才动手翻译。（林以亮，1961：5）在评述《傲慢与偏见》各译本时，他也明确表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尤其是经典之作，译者如果单单只读他心目中预备翻译的那一本著作，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林以亮，1984：77）

第三，要把握原著的风格。宋淇阅读和翻译的作品主要还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他把握原著风格的方法也颇文艺：拿原作和译文多读几遍，使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译完之后，最好将译文交给写作上有特别造诣的朋友圈阅读和吟哦，看译文是否也经得起朗诵的考验。（林以亮，1984：42）

第四，解决好语言方面的问题当然是做好翻译的基础，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比语言更多更大的一些问题。按宋淇的说法，“从那一国的人情、风俗、制度、习惯、宗教、地理、历史、国情、民族性，一直到那一国的独特的动作、表情，”（林以亮，1984：78）如果大体上能够都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做翻译时肯定会方便得多。当然，了解得越多，对翻译的帮助肯定就越大。

此外，要做好翻译还必须注意原著的版本问题，同时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林以亮，1984：78）

2.3 对一些翻译基本原则的看法

翻译涉及到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是译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问题。宋淇在自己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纠缠“直译”与“意译”的问题。宋淇明确指出，所谓“直译”和“意译”之争本身并无意义可言；（林以亮，1984：27）不管“直译”和“意译”的成分多少，好的翻译必须合乎本国语文的语法；（林以亮，1984：29）翻译中的问题，有时不是“意译”与“直译”的问题，更不是“信、达、雅”的问题，而是翻译者的人生观和对文学的境界的体会和理解力的问题。（林以亮，1984：36）

第二，提倡顺译论。他认为“把外文译成中文，应该以中文为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林以亮，1974：124）将“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名正言顺应该是精通外文的中国人份内的事。”（林以亮，1984：83）翻译史上，但凡有影响的译作都是从外文译为本国语言，而非将本国作品译为外文，例如韦利（ArthurWaley）将白居易、李白和《西游记》等译为英语而使其进入英语的经典作品系列，而没有看到他把莎士比亚和艾略特等译成中文；王尔德能用法文写《莎乐美》、艾略特和史文朋（A. C. Swinburne）也能写法语诗，但是也没见他们把英文名家作品译为法语。（林以亮，1984：83）国际翻译界通常将从外文译为本国语言视为顺译，而将本国作品译为外文视为逆译。由此可见，宋淇是支持顺译的。目前国内将中国作品译成外语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从宋淇的观点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的翻译者至少应该建立与国外学者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使这些翻译具有更多顺译的因素，而不是相反。

第三，翻译文学作品的条件：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前者要求译者能读、能写、能说；后者要求译者具备常识（common sense），要有判断力（sense）和敏感（sensibility）。译者应有丰富的常识，对社会上各方面的情况均有所知、有所闻，这样他们才会具备基本的判断力；另外，翻译工作者易于为字面上的意义所误，如果对文字没有敏感，就像盲人骑瞎马，随时会跌入陷阱中。（林以亮，1984：86-89）

第四、翻译进化论。这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翻译，同其他事物一样，在大方向上总是在进步；（林以亮，1984：38）二是翻译应该不断推陈出新，每过一段时间，便应该有新的译本来替换或取代此前的旧译本，因为时代变了，文字语言也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因之而变。（林以亮，1984：84）

第五、新古典主义翻译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宋淇对于如何翻译诗歌上。宋子江概括指出，宋淇的诗歌翻译主张根植于他的新古典主义诗学：反对浪漫主义诗歌的感伤情调、反对无韵新诗、加韵翻译惠特曼的无韵诗歌都是其集中表现。（宋子江，2018：95-99）

第六、翻译可能性问题。宋淇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严格说起来，真正能完全表达原文意义和精神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理想。（林以亮，1974：117）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父亲”这个名词，照理说全世界所有语言都具有，因为“父”“子”的关系和概念本身就是普遍存在的，可是美国有一个印第安部落，他们的语言就有两个名词，都作“父亲”讲，而且是互相排斥的，并不能以此代彼；二是数字应该是举世一律的，可是“九十”在法文中是quatre-vingt-dix，即四个二十加十，而英文的seventy years译成“七十岁”肯定没问题，可是圣经中的three-score years and ten，如果译成“七十岁”，就无形中把原来的一股苍凉雄浑的味道给牺牲掉了。（林以亮，1984：27）但是，翻译又是可能的，而且也必须。这就牵涉到翻译的社会功能问题。一方面，译者如果能够透彻地理解原文，把握原文的风格，对本国文字有极高强的表现力，翻译经验极为丰富，翻译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林以亮，1984：29-42），那么做好翻译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翻译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促进社会现代化这一点上：如果要将一本名著里的内容和思想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翻译要比多读和熟读原作更有效；如果要真正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小说家悲天悯人的人生观，最新和尖锐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著作译成母语，使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林以亮，1974：125）

第七、翻译教学应该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宋淇考虑这个问题，是基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因为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汉语成为法定的官方语言，需要越来越多的中英双语人才。（林以亮，1974：147）他认为翻译教学应该从中学开始，因为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入大学，中学教育往往是正规教育的终结。（林以亮，1974：149）鉴于各种现实条件，他认为翻译课程不妨在中四开始，因为到了中四时，学生对中文和英文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中一时未免太早了一点。如果课程内容充实，先生教导有方，中学能读两年翻译应该可以为学生打好基础，以便衔接大学的翻译课程。同时，他也认为合格的师资和教材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也很大。（林以亮，1974：150）

宋淇哲嗣宋以朗

结语

宋淇关于翻译的思考历时近60年，肯定不是上述几条能够完全概括出来的。而且，宋淇尽管从事了各种工作，包括话剧、编剧、编辑、创作等等，但是翻译实践及其对翻译的理性思考一直是他一生中思考得最多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他用心最多的一个领域。

本文只是较多从翻译本身来讨论宋淇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观念，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宋淇与翻译的关系，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宋淇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例如宋淇的文学思想、编辑思想、编剧思想、译评思想等等对于宋淇的翻译观念的形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无疑是未来对宋淇进行深入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 1982年台北大林出版社以《诗与情感》（大林文库51）为题重印了这部著作。

②《前言与后语》1968年7月香港正文出版社初版，同年11月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再版；《更上一层楼》1987年5月台北九歌出版社初版，1998年3月增订再版，2006年7月再版。《美国诗选》1961年9月香港今日世界社初版，1989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再版。《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1967年5月今日世界社初版，1988年北京三联书店再版。《自由与文化》1954年今日世界社出版，1976年台北学生书局再版。《攻心计》1956年香港火炬编译社初版，1981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