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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些许敬畏，品读一种冰冷的诗意与修养。 这是国之瑰宝，它少到目前存世的佛教造像碑只有200余件，这其中还包括了流失海外的精品。这些造像碑看似平淡无奇，但细观其表，它所烙印的文本性与当时社会的礼仪与社交思想，使得它们超越了艺术或宗教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审美价值。 造像碑是我国古代在碑石上雕刻佛像再配以文字的一种碑刻，主要特点是在石碑上开龛造像，碑身上大多刻有铭文，有的刻上造像缘由、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还有的线刻供养人像。这种造像碑风行于北朝时期，从目前已发现的造像碑中，最早的造像碑出现在北魏，常见的造像碑是以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时期的数量最多，可以推断的是，造像碑盛行的具体时间在北朝晚期，这种造像碑形式到了隋代日趋衰落，唐代偶有发现，唐代以后便再没有出现过。 流失海外、博物馆收藏，文物的最大意义是真实记录历史见证兴衰，讲两块北朝名品原址造像碑的故事，在中原河南。 一杯浊酒，一把长剑，残阳梦魂落心田，不见英雄冢。英雄豪杰是人人敬佩的人物，然而中华历史中多少豪杰也应了宋人那句“古来豪杰尽成尘”的感叹！《北齐书》中出现过一位豪杰名敬史君（也称“敬显俊”），曾辅佐北齐高祖高欢扫平胡人之乱，荡平戎虏几次讨伐屡立战功后，被任命为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此人从布衣出身到行侠仗义再到官位显赫可谓是历经百态，其任职期间带领部下在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修建禅静寺七层宝刹一座，用以教化当地民众。 一千多年的世事变迁后，如今七层宝刹已不存，只留一块古碑位于曾经的禅静寺原址，古寺原址现在位于长葛市第十四中学校园内一角，伴随着朗朗读书声，默诵历史中的往事。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碑，碑额上精雕细刻六条倒首盘龙，拱卫着佛龛中的释迦牟尼佛像，这种盘龙与佛龛浑然一体，将宗教信仰与文化艺术同步刻于古碑之上的方式，为后人深刻解读佛教的传播以及融入中华历史的过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再细观碑表，碑身的两侧刻着精美的浮雕夔龙纹图案，夔龙纹图案是最早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图案，夔龙是上古传说中的神异动物，是已知的龙的早期形象之一，将它刻于古碑之上，提高了禅静寺造像碑的史料与艺术价值。
佛教被吸收融入中华历史文化和社会变革，并推动了一定的文明进程，辅以民生与社会背景的本土化演变，为后来唐宋时期书法与绘画取得巨大成就，播下了不可或缺的种子。从北魏早期的“以隶写楷”到“以楷写隶”，再到后来规整、圆润、秀美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也体现了民族的融合，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为隋代书法的统一和唐代书法的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块河南省目前已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造像碑与禅静寺造像碑年代相仿，形式如出一辙，碑身线刻“狩猎图”保存完好、雕工精细，更为古碑增添了历史背景感，将游牧民族的生活画面表现的活灵活现。
刘碑寺碑位于登封市大冶镇刘碑村，是北齐天保八年，由豫州刺史集刘姓居士筹资刻立的，故初名刘碑。之后，寺因碑命名，称刘碑寺，再之后，碑正式命名为刘碑寺碑，现在就连古寺所在的村子都叫刘碑村。
这一尊巨大的古碑上，铭记着书法与文字的魅力，也通过发愿文的内容，表达了信徒的精神寄托。碑首六条蟠龙拱卫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像，碑文中的书法在楷书中夹杂着隶书和篆书，透露着北朝晚期，楷书在不断发展中表现出的一种复古气。可以说刘碑寺碑不同于其它北朝造像碑的特点除了单体巨大，就是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为唐代楷书的极盛奠定了基础，也是隋代书法风格的先源。
造像是一种多元融合的产物，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与习俗，造像是一种载体；作为一种仪式信仰，造像具有“中介”的作用。思想的世界本是“神话”的世界，佛教盛行的时期，在古人祭祀、祭神、驱妖、巫术的过程中，集造像与发愿在石碑之上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美的艺术与创造。
世事在经年累月的更迭变换，诸如两块绝世名碑这真实的历史见证者，用看似空洞无神却写意洒脱的凝重的双眼，看尽浮世尘归尘土归土的枯化……所有看似无解的问题，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心便有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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