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应从政府做起

　　和谁对话?
    王维平，男，1949年出生，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中国致公党党员。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污水处理和固废处理研究工作。任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循环经济、城市垃圾等问题有长期、深度研究。
   

　　为什么对话?
   

　　垃圾分类在我国已经推行了多年，但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在一些城市，居民认真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了分类，然而在垃圾清运时再次被混装拉走。这样的局面不仅挫伤居民积极性，也使垃圾分类被当作“环保秀”。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居民应该先把垃圾分类，还是政府先制定相关措施？政府和公众在垃圾分类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王维平怎么说?
   

　　居民在前端进行垃圾分类，但后端的体系建设没有跟上，这是垃圾减量的一大障碍。垃圾分类具有系统性，垃圾分类要做到分类运输、分类转运、分类处理、分类加工利用，否则，前端的垃圾分类就是在做秀，就是在摆样子。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垃圾分类的系统性建设；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加强对现有垃圾处理场的管理。

　　对话人 王维平 北京市政府参事、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查玮

　　点击一

　　焦点关注  如何对垃圾进行现代化管理

　　关键思路　从被动接受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对策前移；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管理

　　记者: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推行了多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4月，鉴于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广州市相关部门决定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暂时不再投放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对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垃圾分类工作从宣传、倡导到收效甚微，再到个别城市主动放弃，国内很多城市的垃圾分类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但是，据我所知，我国一些城市，包括北京、青岛在内，现在仍大力倡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请问，现阶段为什么还要大力推行垃圾分类？

　　王维平:推行垃圾分类有其合法性。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都规定了分类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减少废弃物排放的内容。

　　垃圾分类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概括起来，我们推行垃圾分类的目的主要有以下3点:一是可以回收大量的有用资源。垃圾里面的玻璃、金属、塑料等都可以回收，充作再制造的工业原料。废旧物资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工业原材料来源。

　　二是可以减少垃圾的处理量。从现在的物价水平看，填埋一吨垃圾的费用是158元，包括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当然，不算固定资产折旧在内，这只是一个运行成本，如汽油消耗、人员工资等。若加上固定资产折旧，一吨垃圾的处理费用高达230元～280元。这是指末端的填埋处理，如果采取焚烧方式，那么成本会更高。如果能做到垃圾分类，末端的垃圾处理压力就减小了。作为环境污染物的垃圾数量上的减少，自然会降低环境污染的风险。

　　三是可以提高国民的环境素养。环境素养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环境伦理，让人们的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环境认知，让人们真正认识环境的本来面目；环境技能，让人们掌握保护环境的技巧、办法；环境行为，让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真正行动起来。因此，采用公众能够接受的科学方式，促其知行合一，这是引导、宣传的关键所在。
　　

　　国际上，日本、欧洲等国通过努力，使垃圾的产生量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通过垃圾分类把垃圾中大量的资源收回来。这样既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又极大地减小了垃圾末端处理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项艰难和长期的任务。

　　记者: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城市，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在了一起。那么，在实施垃圾分类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
　　

　　王维平:垃圾分类的问题，在我国已经提了多年。在一些大城市，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很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的居民进行了前端分类，但在后端处理上发生了混淆，成为垃圾减量的一个瓶颈。因此，居民在前端进行垃圾分类，但后端的体系建设没有跟上，这是垃圾减量的一大障碍。

　　垃圾分类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市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垃圾分类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系列的设施建设，而且关系到老百姓习惯的养成，还有法律法规的制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慢慢去做。垃圾分类的实现有赖于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以及人们习惯的养成、社会各界的支持等。

　　记者: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要花近百亿美元进口2000多万吨各类再生资源；而另一方面，再生资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年大约有价值900亿元的家电、塑料、纸张、建筑垃圾等废旧物资被当作垃圾丢弃。我国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达70多亿吨，占用土地5亿平方米，其对土壤、地下水、大气造成的现实和潜在污染相当严重。可见，解决垃圾问题迫在眉睫。而要解决垃圾问题，就要对垃圾处理进行全过程管理。那么，应该如何对垃圾进行现代化管理？

　　王维平:垃圾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综合管理，综合管理的核心包含3项内容:首先是从被动接受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对策前移。垃圾是社会物流的最末端，要想解决垃圾问题，必须从社会物流的源头开始控制，从资源开发到生产、流通、消费、废弃全过程控制和管理。

　　第二，对策前移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要实现全过程管理，所有的部门都必须行动起来，也包括公众、非政府组织、媒体，因为垃圾处理是社会问题，必须走社会化管理的路子。

　　第三，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管理。宣传教育、政策引导、法律约束、经济激励，一个也不能少。有些地方正在实施的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就是有益尝试。

   　 点击二

　　焦点关注　分类处理与分类收集的关系

　　关键思路　分类处理在前，分类收集在后，两者也可以同步

　　记者:垃圾处理已经进入法制化、经济化的新阶段。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我国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一开始就陷入了居民分类收集，有关部门和企业却集中运输、统一处理的粗放式管理怪圈之中。正因为如此，垃圾分类活动倡导并实施多年来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也挫伤了一些公众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有人甚至认为，一些城市之所以提倡垃圾分类，其实是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上演的一场“环保秀”，对此您怎么看？

　　王维平: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很多地方确实搞得有些尴尬，甚至仅是“环保秀”。这种失败我们承认，但不能说只是政府的事。垃圾问题关系到公众的生存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它是一个关系民生的公益性基础事业，主要责任应该在政府。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产生垃圾的人，垃圾是社会产生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具体说，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都有责任。

　　垃圾分类需要社会、政府和公众的有力配合。垃圾分类的事不要互相指责，漫骂其实没有用。在这方面，大家要各尽其责:政府要尽政府的责任，企业要尽企业的责任，市民要尽市民的责任。政府的角色是:法规、政策和监管。企业的角色，就是按照政府的法规政策执行，投资运营管理，接受监督。市民的角色，就是积极配合，尽可能地按要求去分类投放。

　　垃圾分类要靠政府推动，企业参与。所有的运作部门都是企业，政府不负责建设，不负责运营管理，但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规、政策，进行监管。

　　以前，我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水平不够，出现了摆样子、做秀现象。现在有进步了，如在设施建设、法律法规等方面有很大提高。垃圾分类不是理论，不是纸上谈兵，不是技术问题，90％以上其实是管理问题、社会问题。所以，垃圾分类不能摆样子，不能做秀。

　　记者:如果公众都按照政府的规定投放垃圾的话，从源头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对于后续运输、后续处理、后续资源回收都会产生很好效果。但是，如果有关部门和企业不能做到分类处理，分类收集实际上是在误导公众。因此，只有真正做好分类处理，才能引导公众参与分类收集。您认为，相关部门和企业对垃圾的分类处理与居民对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

　　王维平:分类处理在前，分类收集在后，两者也可以同步。住建部、发改委、环境保护部曾经联合下发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的通知，对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的建设、运作等标准一一进行了明确。《指南》规定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末端处理情况来决定垃圾分类工作情况。

　　中央对垃圾分类很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并不重视。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还没有正规的垃圾处理场，有的地方甚至是随便找一坑一埋了事。所以，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垃圾分类。

　　记者:按照我的理解，垃圾分类是居民的事，是物业服务公司的事，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事，是城市资源利用队伍的事，更是政府管理者的事。因为在中国，只有政府这个最大的公共服务集团出来主事，出来主持公道，才可能建设出最完整的垃圾分类链条。因此，推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政府，首先行动的也应该是政府，如制定法规、配置基础设施、宣传动员等。

　　公众则相对处在配合的状态，如接受垃圾分类理念，按照规定实践等。因此，垃圾分类应该从政府做起，而不是现在一些城市推行的垃圾分类从公众做起。您在多年的垃圾分类研究和工作中，对此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王维平:垃圾分类具有系统性，垃圾分类要做到分类运输、分类转运、分类处理、分类加工利用，否则，前端的垃圾分类就是在做秀，就是在摆样子，在骗人。我们前几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们90％以上的垃圾是采取填埋的方式，这样前面分完了也没有用，拾荒者把玻璃、金属、塑料等全都拣走了，其他的垃圾反正要运到垃圾填埋场去，所以就混在一起运输，集中填埋。这样的垃圾分类又有什么价值？

　　后来，我们认识到了，要根据后面的处理和利用手段，来决定前端的垃圾分类。如在日本，首先建设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然后开始将垃圾分为可燃的、不可燃的，后端建立了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工厂，就把前面有毒有害的垃圾给分开，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垃圾分类不单指生活垃圾分类，还包括更大内涵，如医疗垃圾、园林垃圾、建筑垃圾等。现在，北京市已经实现了大类粗分。目前，垃圾的大类粗分，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来完成，而非居民个体。如对占北京市垃圾总量60％以上的建筑垃圾，市管委要求单独运送、填沟；将占垃圾总量17％的园林垃圾，单独运至堆肥厂造肥；对医疗垃圾，由医疗垃圾处理厂消化。

　　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先是依靠拾荒者拣垃圾，后来是建垃圾焚烧厂，再后来是建设园林垃圾处理场、餐厨垃圾处理场、电子垃圾处理场等。只有这样，才有效果。7年前，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前面贸然分类，结果失败了，后来我们才加强后端建设。当然，后端建设需要一个建设周期。现在，有人问，北京市是不是还在做秀？不是了，后面的已经建成了。

　　记者:在3部委联合下发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中，明确让居民尽可能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不做强制性要求。但有人认为，要推行垃圾分类，应该带有强制性，而不能通过提倡民众自愿行动来实现。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维平:强制力分有两种，一种是刑事上的强制力，显然垃圾分类不具备这种刑事上的强制力，世界各国也没有这样的强制力。另一种就是行政上的强制力。有的就是采取建立诚信档案的方式，居民如果长期、多次不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就存在诚信污点，将来在贷款、出国签证、找工作等方面会受到影响。或者，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如对垃圾分类就免收垃圾处理费；如果不分类，就要高收费。

　　实现垃圾分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可能适合倡导垃圾分类，有些地区还做不到。《指南》这样表述，更有利于各地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即便是北京倡导垃圾分类，但是以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可能需要8年~10年的努力才能实现垃圾彻底分类。可以说，中央对垃圾分类没有强制性，地方执行这一指南的标准会更严一些。

　　北京市准备进行行政上的强制。《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准备强制执行。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有其合法性。这一立法进展，会加速垃圾分类的进程。

　　点击三

　　焦点关注　在垃圾分类中，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

　　关键思路　应该加强垃圾分类的系统性建设；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加强对现有垃圾处理场的管理

　　记者:据了解，北京市早在1996年就在西城区大乘巷试点垃圾分类，之后，连年推出垃圾分类居住小区、社会单位试点，政府倾注了大量财力、物力，但垃圾分类在各社区的实施并不理想。北京市近日再次推出“小区垃圾分类回收”全市性行动——本年内，600个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作为全国首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您认为北京市在分类垃圾收集、处理方面存在一些什么问题？解决的思路何在？

　　王维平: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这是世界公认的。1957年7月11日，《北京日报》上有篇文章，题目叫做《垃圾要分类收集》。可惜后来我们搞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垃圾分类没有坚持做下去。

　　当前，北京市在垃圾分类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用9个字来概括——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

　　一是急需增加垃圾处理能力。北京虽然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达到了90％以上，但是这些垃圾处理场将在4年后填满，如果不增加处理能力，4年后北京将面临垃圾无处填埋的局面。垃圾处理场建设周期较长，环节也很复杂，如征地、环评、设计、监理等。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4年后垃圾将无处可去。

　　二是急需调整垃圾处理结构。北京以前的垃圾90％以上采取填埋方式，这种混合垃圾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已经过时了，其最大特点就是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如果沿袭这种垃圾处理方式，北京市每年要废掉500亩地，并且大量的有用资源会被填埋掉。我们强调调结构，就是要发展焚烧，最好是不产生垃圾。垃圾焚烧会产生新能源，对土地资源几乎不造成破坏。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在烟气净化上，垃圾焚烧的烟气净化水平要比燃煤炉、燃油炉的烟气净化水平高得多，在技术上完全有把握做到。

　　三是急需进行减量化。如果减量化能做好，那么后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如日本东京，1989年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后来通过一系列手段，如限制包装、废品回收、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垃圾分类等一系列办法，垃圾的产生量从1989年开始负增长，此后垃圾每年都递减。2009年垃圾产生量已经是1989年的56％，减少了44％，促使东京原有的25个垃圾焚烧厂停了10个。

　　记者: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建立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方面，相关部门要做的事还很多。此外，垃圾分类要立法，大力进行宣传，在分类的基础上安排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可见，公众的分类工作只是垃圾分类的第一步，以后的环节要有政府牵头。您认为，在垃圾分类中，政府有关部门应着重做好哪些工作？

　　王维平:政府方面，一是加强系统性建设。要做到分别投放、运输、加工、利用和处理，包括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都是这一系统中的环节，所以建议加强系统性建设。对这些环节进行系统地考虑和规划，不是市民的事情，而是政府的事情，包括运用法规、经济手段、收费，包括监管处罚，包括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对整个系统进行认真思考、认真建设，不要像过去那样，后面没手段，前面就分类，这就是缺少系统性考虑。现在，我们要加强系统性的研究和建设。

　　二是政府应该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在2008年及2009年，我国一些城市的公众抗议垃圾焚烧，而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这种抗议能否解决问题？不能。我觉得，只有通过合作和对话，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沟通机制，老百姓说得对的，政府要改进；老百姓说得不对的，政府要向老百姓说明真相。老百姓有知情权、话语权，政府应与老百姓沟通，讲明情况。大家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在宣传、引导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做得还不够。

　　此外，要加强对现有垃圾处理场的管理。如有的企业在运作中不按规则办事，造成了污染，或者处罚了还不改正。要管理好现有的垃圾处理场，保证垃圾处理场不能污染环境，谁污染环境就处罚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编辑：刘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