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时期，科举成为选士主要方式，官吏来源更广泛，素质也相对更高。唐宋官员在出仕、履职、致仕等活动中显示出更强的活力。即便处于仕途低潮期，这个精英群体也能不改从政初心，从容应对，形成了独特的、总体昂扬向上的为官文化。  瞩目生活情趣，丰富锐意进取的人生 唐宋官员仕途低潮期的出现，多数时候和贬谪相关，这往往发生在激烈斗争或大刀阔斧改革之际。贬谪像在官员的快节奏人生中突然按下“暂停键”或“回车键”。因此，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人生着力点，是唐宋贬谪官员面临的首要问题。闲适生活的情趣，相对于遭贬前锐意进取的人生，也是客观上的丰富与调节。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夏，宰相武元衡被刺，左赞善大夫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缉捕刺客，执政嫌其越职言事，将其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信，以排遣长夜，“有念则书，言无铨次”，“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白居易在庐山遗爱寺建草堂，探险揽胜，流连忘返。醉情山水并非江州生活的全部，他也有触景生情、抒发迁谪况味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元和十三年（818年）冬，白居易调迁至忠州（今重庆忠县）。忠州贫瘠，他便与仆人造景自赏，“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种上花树后，他就做乐在其中的东坡太守：“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元和十四年（819年）冬，白居易被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后来他任知制诰进入政治中心，还是时常想起东坡的花树：“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境遇相似者的心意是相通的。两百余年之后，苏轼身陷“乌台诗案”，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朋友马正卿帮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请了城东废弃营地数十亩：“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苏轼特意添置了一头牛，耕作其中。他也称这片地为“东坡”，并筑室于侧，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体验着黄州（今湖北黄州）每一个散发着烟火气的细节，如白居易一样把逆境演绎出诗意，前后《赤壁赋》、《念奴娇 · 赤壁怀古》、《寒食诗帖》等都作于此时。虽然仕途历经三贬，但他却将此调侃为平生功业的高峰。  拓展心理与创作空间，化贬谪为生存延展的契机 处在仕途低潮期，贬谪令官员生存与活动空间缩小，行政影响力衰微。处于这种境地，唐宋官员却很少一蹶不振、怨天尤人。面对来自行政空间的压制，他们一般会自觉开启作为文化精英的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开疆拓土，延展其心理生存空间，化解来自贬谪的压力。 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时任尚书吏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他反思既往，积极寻找人生新的突破点，写作重心由程式化的公文，转向文章之道的探究。在永州十年，柳宗元实现了文章创作的突破，“永州八记”成为山水游记文学的标志作品，“三戒”成为寓言文学的楷模，“九赋”、“十骚”成为楚地文学的经典。面对仕途空间的收窄，柳宗元开创了新的文学天地，贬谪虽使他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却活跃于学术中心，成为贬地的文化坐标。 唐朝官员开拓文章写作空间，趋于内敛；宋朝官员则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开拓外化内心空间为不朽山水的一部分。 宋仁宗朝，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被御史弹劾，谓其在泾州（今甘肃平凉泾川）知州任上抵御西夏时滥用公款。庆历四年（1044年）滕宗谅徙知岳州（今湖南岳阳），第二年他重修当地岳阳楼。有人祝贺落成，滕宗谅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两年后，他让人画成《洞庭秋晚图》送给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范仲淹，请其作记。57岁的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此时也处于贬谪状态，他欣赏滕宗谅的才气，恐其惹祸，但滕宗谅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于是范仲淹在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规劝。后来，《岳阳楼记》和岳阳楼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不朽的内容。两位贬谪官员携手构筑了庙堂难以想象的“忧乐”精神境界。  贴近民生做实事，化贬谪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点 唐宋官员遭贬谪之后，虽然处在仕途低潮期，职位有所降低，但却善于在变小的着力点上发力。以视野开阔、理念先进的前高（京）官身份，改变偏远一方落后习俗，也相对容易。庙堂之上没有实现的宏观规划，往往在贬谪之地进行了新的突破。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皇帝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禁中供奉三日，官民奔走布施，唯恐落后，刑部侍郎韩愈上《论佛骨表》，纵论佞佛之害。宪宗怒，贬其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 到达潮州，52岁的韩愈并未颓丧，立刻办公，询问民生疾苦，众人反映郡西湫水鳄鱼成灾，捕食牲畜，导致民生凋敝。他亲自查看，以祭品投入湫水，并书祝文一篇，说鳄鱼如果不如期迁走，到海里生活，刺史将以劲弓毒矢奉陪。结果当晚“祝文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史书显然有夸张，但韩愈在潮州治理灾害、改善民生的工作是真实的，以至于后来潮人为之立庙祭祀。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潮州知州王涤率民为韩愈立新庙，并请苏轼撰写碑文。苏轼在碑文中特意指出，之前潮州人不知道读书，韩愈任命进士赵德为师，于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治民建功是唐宋贬官不约而同的选择。 宋仁宗朝，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晏殊反对太后刘娥的亲信张耆任枢密使，又以笏撞侍从使之折齿，于天圣五年（1027年）春出知应天（今河南商丘）。当时应天府学风不盛。晏殊到任，即聘请附近才学之士担任教授，提高教学水平，开启了办学教育的序幕。 唐末五代天下动乱以来，天下学校荒废，其复兴则从晏殊应天府之贬开始。应天之贬持续不到两年，天圣六年（1028年）秋，晏殊被召回京城，任御史中丞。但晏殊没有让贬谪之地的兴学半途而废，立即举荐贺州富川县主簿王洙“有文行”、“明经术”，令其带所授官“充应天府书院说书”为府学补充师资。应天府书院名列宋代四大书院，晏殊功不可没。他在仕途低谷所做之事，能善始善终，其所作所为可谓贬官务实风骨之代表。 来源：七一网/《党员文摘》《人民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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