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如同一个庞大的医学实验室，在战场上，疾病与伤害发生的概率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对疾病治疗的不断改进依靠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承受无尽的死亡与破坏，从另一方面看，战争让逆境中的人们在医疗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药品被生产出来，青霉素、血浆和磺胺。这三种药品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堪称医生救治伤员的三大法宝。 一战中，只能将伤员送到医院救治，二战中，把血浆送往战场，就如同把医院送到士兵手中战争中，大部分伤员并非子弹穿透要害位置直接死亡，而是伤口失血过多致死。通过输血可以极大的增强士兵生存能力。一战中，将全血输给重伤员以续命，虽然治疗效果不错，但是有致命的问题，全血不易保存与运输，在冷藏状态下全血质保期只有一周，战场上并不具备储存条件，只能在医院对伤员使用。因此，只能把伤员送到医院输血救治，寻找储存血液的方法成为医学上的优先事项。 （血库之父，查尔斯·德鲁） 20世纪三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医学中心的血液专家查尔斯·德鲁尝试将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淡黄色液体进行保存，在冷藏条件下，可坚持两个月不变质，这种液体就是血浆。血浆由90％的水组成，另外10%包含白蛋白，纤维蛋白原和球蛋白。把血浆输入到伤员身体内，可维持血压、抵抗伤口感染，帮助血液凝结，从效果看，血浆几乎可以代替全血，最重要的是，其保存时间远超过全血的质保期。甚至血浆还可以被干燥成粉末，更加容易存放、运输，使用的时候按比例混合蒸馏水，便能复原出救命的血浆。 二战期间，红十字会收集了大概730万升的血液，然后将其运送到制药实验室进行分离，进而生产出冷冻干燥的血浆和白蛋白，其中580万升血浆被加工成干燥的粉末。250毫升规格血浆生产300万个，500毫升规格血浆生产230万个，最后运输到各大战场的血库中。为了更好的输液悬挂，医疗人员相继使用血浆瓶、血浆罐、血浆袋进行输液，为避免白色标签引起日军狙击手的注意，又将瓶子的颜色换成了橄榄色。 查尔斯·德鲁的研究推动了血浆输血的革命，使血浆更容易提供给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提大的提高了伤员的存活率。在诺曼底登陆当天，盟军后勤飞机将一吨血浆运往前线，当日便挽救了900多名士兵的生命。血浆储存技术带给战争中挣扎的士兵一线活命的希望，相当于把医院送到士兵的手中，进行最及时的救治。 德国人最先发现了磺胺类药物，盟军却用它赢得了战争1932年德国拜耳公司的化学家多马克偶然发现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该染料能控制链球菌感染。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听说了他的发现，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发现这种染料不但对小白鼠有效，对人也同样有效，科学家们将这种药物的活性部分磺胺提炼出来，1935年磺胺类药正式应用于临床。二战中，每个盟军士兵都配发了挂在腰带上的急救包，包中装有磺胺粉和绷带，一旦受伤，便在开放性伤口撒上磺胺粉以防感染。磺胺类药物对盟军而言，有效地降低了士兵的死亡率，为盟军赢得战争做出贡献。 青霉素为士兵战斗，就像士兵为国家战斗一样勇敢磺胺类药物实际上并不能杀死细菌，而是阻止微生物繁殖，要靠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消灭细菌。在战争的早期，磺胺药物被大量使用后，很快就被人们发现所存在的不足，磺胺药物并不能抑制所有细菌，细菌在用药后容易产生耐药性，对人体也会产生各种副作用，比如皮疹、剧烈呕吐等不良反应。于是，既能有效杀灭细菌，又对人体伤害较小的青霉素被推广开来。1942年，随着美国的参战，对青霉素的需求量急剧增多，研发团队对霉进行放射，来增加产量。到了1944年，青霉素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此时，二战进入最后阶段，战事残酷，伤亡人数剧增，幸运的是，盟军几乎所有野战医院和医疗队所需要的青霉素都得到了充足供给。青霉素为士兵战斗，消灭身体内的各种细菌，就像士兵为国家战斗一样勇敢，它被盟军士兵亲切地称为“救命药”，盟军部队的宣传画中曾有这么一句话：“感谢盘尼西林，让伤兵安然返家”。 结语血浆能及时挽救伤员出血性休克，可以暂时脱离危险，如果没有血浆，许多士兵在接受手术救治前就会死亡，手术后，身体的恢复则需要青霉素或磺胺类药物辅助，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感染，三者互相配合，让士兵尽可能恢复健康。可以说，血浆、磺胺粉和青霉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医学创新。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战争与医学如同致命的伙伴，总能互相产生密切的联系，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倒逼医学迅速发展，医学的进步又能让社会受益，比如青霉素在现今广泛的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事物的两面性，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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