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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苍，赐予自己这份福分，能在花甲之年陪伴在老妈左右，沏茶倒水，端餐递药，谈天说地，叙古论今。和老妈聊天是一种享受，心里安静且温暖。老妈今年八十有七，虽因脑梗行动不便，但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强。 老妈叫金淑珍，小名西玲。1934年出生于八里罕北梁村一普通人家。在我儿时记忆里，姥姥家门前有口水井，院内有棵海棠果树，状如华盖，笼罩着西面半个院子。姥爷叫金殿荣，人送绰号“金小个子”。姥爷年轻时参加八路军，任区小队队长和八里罕解放区三区（蒙古族自治小区）区长。穿制服骑大马挎盒子炮。区部就设在八里罕河南的蒙古沙里营子。 是年腊月（应该是一九四七年），一天夜里，八里罕北边的松树梁上枪声大作，姥爷一骨碌从炕上跳起来，骑上马直奔区小队，赶到时全队人马已整装待命，因不了解敌情，姥爷带着小队人员朝热水方向躲进深山。后来得知，是八里罕孔家大院孔老太爷有一儿子在国军中当大官儿，带领着一大队人马回乡来接家眷。孔家人临走时把淘好的米蒸好的干粮备好的年货都送给了周围的乡亲。孔家大院几十口人从此一去再无音信。到腊月根儿眼看要过年了姥爷才回来，见家里人正忙活着，激动的说，还准备过年呢，我以为你们都没了呢。 妈妈兄弟姐妹五个，上边一个姐姐，老妈行二，下边两弟弟一妹妹。大姨金淑春，嫁到承德小三叉口。大舅金守天，读书较多，中专毕业参军，转业后在内蒙电影制片任编审，电影《狼迹》大舅是编剧。二舅和老姨务农。 妈妈的童年是在战乱年代度过的。十岁那年上了小学一年级，但只读半年就辍学了。那是伪满时期，学堂在八里罕，离家三里多地，家和学校之间有一片空旷的坟地，靠近路边还有两个新“丘子坟＂。上学路上经常碰见扛枪的日本人，有时还看见日本兵趴在坟后边，把枪架在攻头上，枪口对着路口。因为害怕，要和村里的大孩子们成帮结伙的一起去上学，一旦离帮儿落单儿，自己就不敢上学。学校的老师还挺厉害的，逃学的学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所以只半年就不去了。后来“事变”，日本人走了，八路军在这里建了解放区，也没有再上学。 妈妈十五岁就嫁到了我们家。我爷爷陈占柱，在土改时是八里罕解放区农会干部，和姥爷很熟，两人结为儿女亲家。爷爷当时在八里罕那趟川也算是个人物，每天穿着制服挎着盒子炮去区农会上班。本村一邻家嫂子跟我爷爷开玩笑，“占柱，看你天天挎个盒子炮晃来晃去的，会打枪吗？你要是把树顶上的那个老鸹（乌鸦）给我打下来，我就吃了它。”爷爷举起手枪扣动扳机，树顶上的老鸹应声而落，邻家嫂子“妈呀”一声撒腿就跑。后来曾在宁城县当县长的台登春台县长，当年是爷爷手下的一个“小鬼”。 老陈家是个大家族。我上有大太爷二太爷。大太爷是我的亲太爷，有四个儿子俩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三。大太爷跟着老儿子也就是我四爷爷过。我二太爷年轻时行武，一生未娶，没有子嗣，后来跟着我们过。就是说我爷爷把自己的叔叔接过来赡养。 妈妈刚嫁过来时，我们家上有我二太爷，爷爷奶奶，我爸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三姑刚出满月，两年后又添了我老姑。 妈妈共生了七个孩子，头一个十个月时夭折。我上边俩姐，下边一弟弟两妹妹。 爸爸陈玉江，读过几年私塾和“民校”，在塔其营子也算是个文化人，任大队会计，当“夜校”老师，会拉马头琴，打的一手好算盘，三位数加减乘除无所不能，人称“大胡子铁算盘”。教我爸珠算的老师叫叶茂德，本村邻居，村里人都叫他“叶老茂”，此人学问大，博古通今，毛笔字了得，每到年底给全村人写对联儿，和我二太爷特要好，我的乳名“天增”，还是二太爷和“叶老茂”两人商量着起的呢。 那年代，我们家的礼教家规是很严的。妈妈自嫁过来，每天都要起早抱柴烧火做饭干家务。结婚的头几天，每天晚饭后还要给我的两个太爷爷和几个爷爷们去点烟，以示对长辈们的孝敬。过去人们抽烟都用烟袋锅，敬烟要先把烟袋锅装好，递到长辈手中，再用取灯给点着了，垂手站立一旁，长辈们说声回去歇着吧，才能回来睡觉。 不得不说，奶奶绝对是个厉害的婆婆。一家之长，掌握着全家十来口人的财政大权，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妈妈在奶奶手下是真真领教了什么叫做儿媳妇。也是，那年月，生活太困难，物质太匮乏，这一家之主也确实不好当，生活用度必须精打细算，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奶奶除了把家里的钱粮布票等重要资产完全掌控外，还把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也都严格管控起来。奶奶独有一节堂柜，长期挂锁，自己掐着钥匙。一些稀罕粮食、腊肉、浑油、鸡蛋、灯油唔的，都锁在柜里，现用现开柜。晚上没什么事绝不许点灯费油，做针线活也只能点一盏油灯，婆婆媳妇小姑围着一盏灯做活。妈妈做月子时例外，每晚可给一小灯碗儿麻油。 妈妈性情温顺，脾气随和，通情达理，对奶奶总能百依百顺，对小叔小姑子照顾有加，从没跟奶奶顶过嘴红过脸。对奶奶的严厉苛刻，妈妈既使有些小小的抵抗，也是恶作剧式，比如到做饭的时候奶奶没有及时开柜拿油，那就干脆不炝锅，清水煮白菜。 妈妈唯一一次和奶奶抗争维权，是在60年代末。那时候我和两个姐姐及弟弟妹妹都渐渐长大了，孩子大了，穿衣服是个大问题，做衣服买布必须用布票，那年头布票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全家人的布票都掌握在奶奶手里，给谁做衣服不给谁做衣服全由奶奶说了算。一年一度的布票下来了，要到大队部去领取。妈妈不知从哪借来的胆儿，竟然跑到大队部把自己和几个孩子的布票单独领了回来。这下可惹祸了，奶奶知道后在家里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妈妈一声不吭，也不争辩，默默呆在自己屋里。那时我已八九岁，很懂事了，怕妈妈委屈就坐在妈妈身边陪着。爸爸回家得知情况后也是站在奶奶一边，或为表示孝道或为让奶奶消气，总之，爸爸也大声斥责妈妈，最后喊了一句“还翻天了呢，给我滚！”这时候妈妈不卑不亢的说了一句话，既象是和我爸说的，又象是自言自语，“滚？哼！没那么容易，怎么抬来的怎么给我送回去！”就这一句，老爸彻底没了电。这是我记事以来听老妈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几十年了，我也一直在心里为老妈这句话默默点赞。 在我记忆中，妈妈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每天要做三顿饭，到了晚上点灯熬油推碾子做针线活。吃饭的时候，炕上摆一炕桌，全家人围坐一炕，妈妈总是在地下站着吃，偶尔一脚点地侧身偏坐在炕沿上。妈妈要负责给炕上的每个人盛饭，一会这个把空碗伸过来，一会儿那个把空碗伸过来，等大家都吃完，妈妈还没怎么吃，饭菜就没多少的了。 最近这些年，老妈经常念叨，“现在的媳妇儿们啊，真是太享福了，不推碾子不挑水不做针线活儿”。我知道，老妈这番话，是由衷的羡慕和感慨。因为妈妈的前半生，吃的所有苦受的所有累，都和这三件事有关。老妈说的挑水推碾子做针线，那是过去一个农村妇女，尤其是家庭主妇，每天必做的日常家务。 就说推碾子，每天如果不抱着碾棍在碾道里转上个把小时，你第二天吃什么？白天劳动一天，即使再累再困，晚上点个油灯你也得推碾子，把第二天的干粮面或粥面压出来。 再说挑水，过去农村没电没自来水，家家屋里摆个大水缸，全靠从井上往回挑水吃。虽然挑水是爸爸的活儿，但有时候要做饭了缸里却没水，爸爸又不在家，妈妈就得先去跳水。刚结婚时妈妈还小，满桶水挑不动只能挑半桶。到了冬天，因为不断有人打水，井口的冰层越冻越厚，井口变得越来越小，白花花光溜溜的冰像镜子面儿一样，看着都吓人。站在井口用辘轳往上拧水非常危险。经常是当营子其他打水的人帮着妈妈把水打上来，再倒掉一半，把半桶水挑回来。每当说起这些妈妈还经常念叨，孙继堂大哥、刘金希大哥都没少帮我打水。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已嫁到北梁的大姐给爸爸六十元钱在院里砸了一口洋井，才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 针线活儿就更不用说了，女人专利。那个年代，无论大人小孩衣服，无论是单衣还是棉衣，都要手工缝制。做鞋就更麻烦啦，扒线麻粘布壳搓麻绳纳鞋底子上鞋帮，样样都是棘手活儿。小时候常听邻居的姑姑婶子们跟我爸妈开玩笑，“嫂子，让我大哥给你搓纳底子绳儿呗”。因为搓麻绳儿要在小腿肚子上搓，我爸腿上汗毛特别重，搓麻绳卷汗毛一定是件很难堪的事儿。尤其到了年根儿，越是活儿最忙的时候越要赶着做衣服做鞋，经常是到了年三十儿晚上，那边忙着和馅包饺子，这边还在续棉花缝棉裤纳鞋底子上鞋帮，无论如何也要在发纸前让孩子把新衣服新鞋穿上。 妈妈的大半生都是伴随着贫穷和苦难过来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那时候，集体分配的粮食年年不够吃，每到青黄不接时就靠野菜度日。1960年春（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村人断粮。有孕在身的妈妈怀着我到处挖野菜采树叶，地里的曲麻菜吃光了，开始吃灰菜，灰菜是有毒的，吃多了浑身浮肿，人们把灰菜挖回来后，用开水煮过，再用凉水反复浸泡去毒去苦味儿，然后食用。后来地里的野菜挖光了，村里的树叶都吃光了，妈妈跟村里人一起到南山上去找野菜采树叶，不满三岁的二姐非要跟着去，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让妈妈心如刀绞。妈妈记得那年夏天全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带粮食的“午饭”，是把家里仅剩的一点小豆熬熟了，下面是半锅野菜，上面铺上一层小豆，煮熟拌匀后再吃。接下来一粒粮食都没有了，一家人就靠蔬菜活命。茄子下来了顿顿吃茄子，豆角下来了顿顿吃豆角，土豆红薯下来了，上顿下顿土豆红薯红薯土豆。 因为怀孕期间吃了一春一夏的野菜树叶和瓜果青菜，妈妈当时想，这孩子生下来还不得是绿色（shǎi）的呀。还好，到了秋天出生的我不仅不是绿色的，还给家里带来一些转机。因为妈妈生我坐月子，生产队补助了90斤谷子。这样妈妈可以吃稀饭，全家人跟着喝米汤。而且秋后分粮食时，我还给家里多填了一份口粮。 虽然日子过的清苦，可妈妈心地善良，菩萨心肠，能帮人处且帮人，谁家有个为难招窄的，能搭手尽量搭把手，人缘儿好，在村子里有口皆碑。 那些年我家在东边有个菜园子，园子里有口水井。我从小就跟着爷爷侍弄菜园子，爷爷拧辘轳打水我拨畦口子，后来我渐渐长大，我拧辘轳打水爷爷拨畦口子。每到春夏，园子里菠菜生菜茄子辣椒等应时蔬菜下来时，妈妈总要把菜分一些给左邻右舍乡亲们一起吃。 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妈妈巳把午饭做好，是用谷稗子做的贴饼子，里面有谷糠，略粘，但金灿灿的好看又好吃，当时那可是美餐呢。做好的干粮放在锅里，只等爸爸收工开饭。这时北梁那个“疯舅舅”（其实不怎么疯，只是很少说话）领着四五岁的女儿又来了，孩子光着脚穿的破烂不堪。“疯舅舅”叫长明，虽然也姓金，但和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同村邻居。锅里的饼子数量有限，一家人是要分着吃的。妈妈却先放上桌端上两个饼子，让他们爷儿俩吃，我们只能在一旁干巴巴的看着。这爷儿俩吃完下地就走，也不说话，出门路过堂屋时，掀开锅盖又从锅里拿走了一个饼子。妈妈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一脸无奈和同情。 老妈最让人敬佩的是善良和孝道。我们东院的二爷爷二奶奶只一个女儿，出嫁后二老相依为命，二奶奶去世后，我二爷成了孤寡老人。我爸妈就把老人家接过来赡养，和我爷爷一铺炕，同吃同住，养老送终。在我二爷爷病重弥留之际，妈妈包了几个饺子，一边喂一边劝着，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当时在院里窗户下为我二爷打寿材的本村木匠陈富贵，听了被深深感动，一边干活一边落泪。 或许是因为劳累、贫困、缺乏营养，妈妈30多岁开始就疾病缠身。先是神经衰弱，失眠，气血亏。后来膝关节类风湿，骨质增生，冠心病，心衰，脑梗。过去农村医疗条件太差，看病全靠中医和蒙医。因吃了太多的中药蒙药，老妈62岁时牙齿就全部脱落，镶了满口假牙。1996年在北京肿瘤医院行甲状腺瘤切除术和子宫肌瘤切除术。2013年在赤峰市医院行胆囊切除术。2017年和2021年两次脑梗住院。几十年来，给老妈看过病的大夫，能说出长长一串名字，他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仓营子迟先生，大城子索先生，八里罕王襄臣先生、于振波先生（这两位老中医都是爷爷的好朋友），喇嘛沟的文生舅爷（喇嘛，蒙医，爸爸的远房舅舅），赤峰市医院的张丽敏、刘曙光、张晶晶大夫，北京肿瘤医院的刘丽影教授等等。尤其是我们村的村医胡景林，几乎成了老妈的保健医，虽然腿脚不好架着双拐，但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有回年三十晚上快要发纸了，老妈呕吐不止，赶紧打电话，正在吃年夜饺子的胡大夫撂下筷子，赶过来给老妈打针用药。 虽然体弱多病，但老妈的内心却是强大的，有坚韧的意志力和良好的心态。1989年秋天，爸爸摔成重度脑挫裂伤，丧失记忆，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走丢。直到1998年去世，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寸步不离，精心照料。期间爷爷去世，妈妈和我们几个料理爷爷后事，怕爸爸填乱，暂送大姐家派人看护。那段时光，妈妈把内心的痛苦深埋心底，坚强的扛着，给孩子们以精神支撑。爸爸过世后，妈妈又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两个孙子身上，把两个孙子从小带大。由于受到奶奶的耳濡目染和良好教育，我两个侄子也都特别懂事儿，学有所成，非常出色。 说起年轻时的开心事儿，最让老妈开心的莫过于赶大明庙会了。那年妈妈20岁，跟着我爸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去赶庙会，身上带一些干粮，七十多里地，走了一天。到了大明，晚上没地方住，就在大明塔塔根坐了一夜。第二天下雨，几个人就在附近村庄找一农户家借宿，一人掏了一毛钱。要去庙会玩，可自己手里一分私房钱都没有，怎么办？出发前先回娘家，跟我老爷要了六毛钱。妈妈用这六毛钱在庙会上买了一副耳环，还买了一朵头花。多少年了，每当提起年轻时赶庙会的情景，老妈总是津津乐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细数妈妈八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实在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妈妈就一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扶老携幼，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一辈子和锅碗瓢盆打交道，当了大半辈子“火头军”、“锅台转儿”。妈妈没读几天书不识多少字，但是绝不能说妈妈没文化，在妈妈的认知理念和为人处事中，渗透着浓浓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优良品格。妈妈身上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坚韧乐观，开通豁达，善良厚道，和邻认亲，崇德善，尊孝道。这些精神财富，对儿孙们来说，是无价的。
老妈的晚年是幸福的。孩子们长大成人，顶门立户。经济条件好了，衣食无忧。在子女们陪伴下，也能出去旅旅游，承德、北戴河、笔架山、菊花岛，坐坐游轮，看看大海。老妈80岁那年的正月初一早上，自己一边穿衣服一边偷偷的抿嘴乐，问她笑什么呢，老妈说：“又长了一岁，没心思能活这么大岁数。”
现在的老妈，推着她那四个腿的“轮拐”，在屋里走动，虽然行动迟缓，但生活基本自理，更多时间是躺在床上守着八频道，乐此不疲的观看连续剧。好多剧都已看过无数遍了，剧情都能背得出来。每当陪她看会儿电视，老妈就头头是道的给你讲述剧情。
老妈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也着实让我敬佩。或许是一生勤劳铸就的作息时间已成习惯，每天早晨五点钟准时起床，穿好衣服、袜子，叠好被，洗脸、涮牙、梳头、擦雪花膏。然后回到床上再来一觉儿。有时睡毛愣了，半夜起来穿好衣服再躺着。每次叫老妈吃早饭，都是衣着整齐的在床上躺着呢。 无论如何，自己是幸运的，我们兄弟姐妹是幸运的。感恩岁月，感恩时光，感恩拥有。家里有尊佛，就这么敬着，守着，思索着，沉淀着，感悟着，升华着。幸运不？幸运！温馨不？温馨的很！
陈明山，蒙古族。生于1960年，宁城县八里罕镇塔其营子人。1983年于辽宁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赤峰学院工作。现已退休。 天下掌故 —天下掌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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