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远桥挖掘现场 2017年秋初，在太原市解放路与北大街路口的地铁2号线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挖掘机忽然触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在清理了上面的覆土层后，一座明代古桥呈现在人们面前。 镇远桥，这座太原城北护城河上石桥在1949年后，随着城市建设，被深埋在黄土下，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70年后的重见天日，却以重要物证和见证者的身份，揭开了明清时期古太原城城市防汛体系的完整面纱。 镇远桥下，洪水安澜 据乾隆《太原府志》卷十“津梁”记载，“镇远桥在北门镇远门外”。旧时，太原城共有八座城门，分别是迎晖门（小东门）、宜春门（大东门）、承恩门（新南门）、迎泽门（大南门）、振武门（水西门）、阜城门（旱西门）、镇远门（大北门）、拱极门（小北门）。镇远门俗称大北门，明初太原城竣工后，曾以“镇朔门”命名，有镇守朔方的意思，充分表明太原城的战略位置和军事意义。 考虑到太原城周边地势以北高南地、并且处于狭长型地势中，因此太原城还得考虑战争之外的防洪、抗洪以及敌人利用水攻办法攻陷太原城，因此太原城东面、北面和西面就成为防洪、抗洪的重点部位。 由于古代城墙出于冷兵器时代治安和战争防御考虑目的，内部大多为夯土、外部包砖结构，但对洪涝灾害的抵抗力极低。为此聪明的古人首先在城池外边挖一条护城河，战时阻挡敌人的进攻；汛期则有效地缓解了洪水对太原城墙墙体的直接冲击。 镇远桥就坐落在北护城河上。从当时现场挖掘考古的结果看，镇远桥拱券跨径6米，半桥长度15 米，桥宽9米，与史料中记载太原护城河（壕）池深三丈（约9.6米）、阔十丈（约33米）基本吻合。 公元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的军队从元朝的统治者手中夺回了太原城，第三子朱棡被封为晋王，驻节太原。太原城在经过军阀混战以及明军克城二百四十年间的多次战乱，早已凋败残破，朱棡就藩太原之前，派遣他的岳父谢成修缮扩建太原城。 明代太原城示意图 扩建后的太原府城无论建制还是规模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城池，“崇墉雉堞，壮丽甲天下”，南至今迎泽大街，西至今新建路，北至今北大街，东至今建设路，城墙周长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并在太原城四周借助自然河流和地势深挖护城河。 但是护城河仅可以直接阻挡数十年一遇的洪水，对于百年一遇的洪水，除了借助护城河借助西城水系汇入汾河外，太原城墙将起到重要的堤坝作用。 太原拱极门 宋代时的太原城墙，分内外两重，即外城和子城，为了抵抗洪水的横向冲击，即管涌，外城仅设两座城门。但是到了明朝，由于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的变化，特别是烧制砖的广泛采用，城墙的抗击打能力和防洪能力大为增强，因此在明太原城修建时候，取消了外城，但为了使城门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和城市防守的需求，特意在城门外设立的了瓮城，通过外城的阻挡，使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得到有效控制。 这一点，可以从太原现在仅存的拱极门即小北门中可以清晰看出，即便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跨过护城河夺门而入，由于瓮城门与城门之间不是直线连接，洪水冲击力会大为减小，对城墙和城内建筑起到了最大化的保护。 如今，镇远桥已经被文物机构妥善保存。尽管它经历了六百年的风雨和七十年的尘封，但依然从桥身上可以看到深深的车辙，精美的护栏和厚重的桥墩。可以看出，太原作为山西南北交通的重要中枢，除去战争原因外，太原城在修建之时，充分考虑到了自然灾害对城市安全的威胁，从而使太原城在此后六百年来保持着繁荣和稳定，有了锦绣太原城的美誉。 水系纵横，海绵城市 最晚在明末清初，以”烈石寒泉、汾河晚渡、双塔凌霄、巽水烟波、崛围红叶、土堂神柏、天门积雪、蒙山晓月”命名的太原古八景基本定型，其中，巽水烟波作为太原城内唯一景观，凭借着娟秀雅致的风格而入选。 巽水烟波一景，现藏身于太原海子边的文瀛公园内，即现在的文瀛湖水。文瀛湖在明代最初叫的海子堰，系由雨水汇集而成。文瀛公园从明代起经过五个世纪，历经明、清、民国三个朝代：辛亥革命后始称文瀛公园，此后至解放前分别以中山公园、新民公园、民众公园为名，解放后改为人民公园，1982年更名为儿童公园，2009年底，正式定名为文瀛公园，恢复原名。 海子，是太原及晋中地区对地势低洼且有雨水聚集地的特有称呼，即所谓唐诗中所说的“北方有水皆名海，积水成潭强号湖”。在老太原城内，除文瀛湖外，现在还存有西海子、南海子、新南海和龙潭湖等。 三子朱棢被封晋王封藩太原时，其岳父永平侯谢成奉敕扩建太原城，将太原城扩展为东至现建设路、西至现新建路、北至北大街、南至迎泽大街一带，形成“周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外包以砖，池深三丈”的雄伟城池，成为当时仅次于京师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明太原城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上述海子和湖泊悉数包容在城内。 这些海子在城市内形成湿地，在全国建城史上极为罕见，特别是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更是绝无仅有。一泓湖水对于一座城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说是一处城市景观，也可以说是城市的绿肺，甚至可以代表一座城。 作为城市的建造者，将雨水汇集的低洼之处包容，需要的是高瞻远瞩的风险预判和独具匠心的勇气。太原三面环山，北面东面较高，西面南面较低，极易会使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但是通过几处海子对雨水的有效收集，城市蓄水能力大为增强，有效消弭了强降雨对城市的危害。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海子为山西最大的游泳场 直至现在，这些湖泊还或多或少承担着城市“海绵功能”，甚至有些还承担着汛期洪水分流的作用。受此启发，“海绵城市”的构建也参考了城市公园湖泊水体的吸纳功能。据太原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暴雨洪水来临前，太原一些公园都会把池里的水排走，打开暗涵，周围的排水便会进入湖里，当达到一定蓄水量，湖里的水会通过渠道排入下游，最终排入汾河。 先人的智慧一直在保护着古老的太原城。按照史料统计，自明太原城扩建后至太原城墙被拆的600年间，太原成功抵御大洪水和较大洪水42次。特别是清光绪十八年年六月至润六月，即公元1892年8月间的华北地区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大洪水，“汾水大涨淹没两岸民田无数”，太原烈石寒泉（清时汾河一库）以南至清徐段两岸淹没村庄房屋及淹毙人口甚多，受灾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而唯独太原城安然度汛。 同时，由于雨水汇集，城内的小气候和自然风光大为改观，特别是以海子堰为代表，形成太原独特的风景。千年并州，半城碧水，也为太原留下了众多的人文古迹和历史传说。 值得一提的是，太原周边的“海子”和湖泊均为雨水聚集形成，只是通过人工智慧加以巧妙利用，不断完善功能的。如太原著名迎泽公园内的迎泽湖，就是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夏末的一场罕见暴雨形成，在解放后后通过改造，成为太原著名的旅游景点的。 特别是后2002年，太原市政府将太钢凉水池、黑龙潭、饮马河、西海子、南海子、迎泽湖用暗渠和明沟相连，形成了集园林艺术和水体治理、抗洪防洪为一体的生态工程，为城市内涝的防范增添了有效手段，也为市民休闲提供了绝佳场所，太原城内的景致也不再是只有“巽水烟波”这样的孤独了。 不过在太原古城墙存在的时候，以饮马河、西海子、南海子为主的西城湿地，还担负着比防范城市内涝更为重要的功能。 如果不是翻阅古籍，现代人是很难了解明清太原城的美。宋元之后，曾有民谚“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之说，真定，即现在的河北正定县，旧时正太铁路的一端，与北京、保定共称北方三雄镇。而在正太铁路与之对衡的，就是锦绣太原城了。 明代太原城示意图 宋人沈唐曾有诗赞叹太原，即那首著名的《望海潮·上太原知府王君贶尚书》：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井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 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 这里的汾水，就是指现在太原城区以西的汾河段。汾河发源于充满传说的管芩山，流经忻州进入太原地区。古时的汾河水水面宽阔、水流湍急，春、夏、秋三季甚至要担负航运职责，有“万木下汾河”之说，因此对太原抗洪防汛工作造成了很大压力，构筑汾河东堤保卫太原城成为历届太原官员们的当务之急。 按照史料记载，太原城旁汾河真正筑堤始于宋真宗天禧年间，得益于宋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有“陈公堤”之称的陈尧佐任太原知事时的功绩。那是经历了战乱和草草初建的太原城，各项基础设施原始而落后，而陈尧佐首先面临的就是汾河水的泛滥之灾。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无法描述当时太原城西汾河堤岸的雏形，或许当时太原城与唐朝太原城相距较远，堤岸根本不存在。而且太原当地土质酥松，并不适合筑坝与围堰。当时居住在太原城的百姓忧心忡忡，整日为汾河的肆孽寝食难安。 陈尧佐对汾河大堤的处理不同于在滑州“造木龙以杀水怒”的办法，而是在堤岸之上大肆种植柳树。宋史上说，“徙并州，每汾水暴涨，州民辄忧扰，尧佐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民赖其利。” 柳溪，这个原本起于凶澜却又诗意十足的街巷名称，成为宋以后太原城首条在史书中的街巷记载。此后，柳溪街以汾河为背景，在堤岸和城垣之间，作为缓解汾河洪峰泄洪池，形成了一处湿地，是太原城的第一道防线。 也就是这个防线，为“锦绣太原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包括陈尧佐在内的历代太原郡守们，在不断修缮的同时，也不断美化和提升。最晚在明朝时，形成了杨柳叠翠，华堂楼阁林立，曲径通幽水色山光的灵秀风景。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汾河东岸柳溪街一带建有彤霞阁、柳溪亭，湖中还有四照亭、水心亭等等。太原古八景之一的“汾河晚渡”就在此时形成。 汾河晚渡（当代） 同时，随着太原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建筑材料的不断发展，最迟于明朝初年在扩建太原城之时，在如今胜利桥至迎泽桥之间，智慧的太原先民们开始采用堤岸中打入树干、夯实三合土“混凝土”般的方式巩固堤坝，并且不断对堤岸的建筑材料进行多样化探索，达到万无一失的目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太原市人民政府选址新建路后，对市府身后一些道路和泥潭进行整治，也包含明清汾河东堤的遗址。当时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些粗瓷大瓮，被紧致地排列在夯土层中。经专家考证，此为古代汾河堤岸“混凝土”的升级版。由于树干易于腐烂，改用粗瓷大瓮，极大延长了堤坝的使用周期，减轻了修建和维护堤坝的劳动强度。 原来，从胜利桥到迎泽区9里堤岸中，建造者还按照不同的地形、地势和土壤区别，还划分了八个堤段，分别以“长、堤、永、固、汾、水、安、澜”字命名。其中，首段长堤就位于现在金刚里一带，在宋代和明初，这里是太原城的梦魇。 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汾河水冲开此处堤岸，夺阜成门而入，太原城内半壁泽国。而采用瓷瓮筑堤后，安全系数大为提高。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汾河决口，水淹入城内，而这段河堤却安然如故。为此百姓将此堤段美誉为金刚堰，取金刚不坏之身的寓意。 阜成门（旱西门） 当然，对于汾河的防范，不仅局限于汾河大堤的安然稳固。太原城市在建造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城市对洪水的吸纳功能。一但汾河决堤，除护城河和城墙的阻挡外，甚至可以利用洪水入城减轻对城市民居的压力，阜成门、镇武门成为洪水流入流出的必经之口。 阜成门，因为地势较高，汾河水很难进犯，民间形象称之为旱西门，反之，西面南门的镇武门则称之为水西门。考虑到这一地势特点，直至1949年解放前，水西门一带都少有民房和建筑，如果碰上特大洪水，汾河一但决堤，借助太原城墙的阻挡，在减轻水势的前提下，洪水可由旱西门而入，顺城内西部低洼处由水西门和大南门而出，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压力。
镇武门（水西门） 也正因因循了洪水流动性的特征，太原城才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美化人居环境，也才有了明清时期“锦绣太原城”的说法。古代农耕文明需要与水结缘，因此几乎世界上每座城市都依河流而建。但水的桀骜不驯又使这些城市饱受水患的困扰。在世界远古传说中，不同的文明均有浩瀚洪水的传说存在。但唯独中国的传说，不是借助诺亚方舟，也不是借助神力战胜洪水，而是凭着改天换地的决心，以坚强的斗争意志以人定胜天的决心战胜洪魔的。 归根结底，治理洪水，还是依靠人的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工匠的决心和高超的智慧维护着城市安全。比如在洪水进入太原城后，如何对城内的洪水进行二次防御，就是摆在太原城面前的巨大难题。 大禹后世，凡人治水 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太原府通判杜宸、阳曲县知县梁之垣铸造了一只镇水神兽，安放在太原汾河上游的上兰村附近。后来被人从上兰村请到太原城外的水西门汾河岸边镇守。过去治理水患，除了修建堤岸外，官府或者百姓还会在堤岸高处修建避水神庙等，求得心里寄托和安慰，其中镇水神兽就是一种。
镇水神兽为犀牛，或称独角龙，民间传说他可以镇住来犯洪水。但对于暴雨，镇水神兽则无能为力。此时的太原百姓，会用纸剪出人形，黏上一根笤帚条，名曰“扫天娃娃”或者“晴天娃娃”，祈求雨过天晴。如果碰上冰雹，则从屋内扔出剪刀、菜刀等利器，以实施巫术一般的办法，乞求风雨、冰雹地休憩。 这是一种精神慰藉，表现了太原先民们对水既有依赖又存恐惧的心态。很少有这样的城市对水爱恨交加。从现有文献看，《春秋》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年记载“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被史学界认为是太原建城的初始时间就与洪水有着不解之缘。 这也是一个战乱年代，也正是因为赵氏家族占据晋阳城，四十年后，古晋阳城毁于一场“萧墙之祸”。当时晋国国君软弱无能，国家朝政被大臣赵、韩、魏、智家把持着。但是韩、魏、智三家又觊觎晋阳的富庶，在公元前454年突然联合起兵包围了晋阳城，试图消灭赵家。谁也没想到一场偷袭居然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两年以后晋阳城居然固若金汤。 就在双方骑虎难下的时候，智伯于“山北高阜处掘成大渠，预为蓄水之地，然后将晋水上流坝断，水尽注入新渠”。一场暴雨后山洪暴发水位陡涨，智伯决堤淹没晋阳，使全城浸没在滔天洪水中。 智伯当时感慨：“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但是“亡人之水”并没毁掉赵家，而是智伯自己。 水灌晋阳一年以后，晋阳城中可以沉灶产蛙，百姓只好悬釜而炊。就连城墙也不过区区几尺厚。此时守城的赵襄子秘密派出使臣，游说韩、魏两家，诉说唇亡齿寒的故事。韩、魏两家看到晋阳城易子而食的悲剧，想到自己都城也有被洪水围困的隐患，一夜之间调转矛头决堤反水淹智家军。
历史上将这段历史称为“三家分晋”，也是我国春秋时期结束的标志。智伯水淹晋阳所开凿的渠，后世却改造后加以利用，成为防汛和农田灌溉为一体的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并且现在还在灌溉着晋阳大地。智伯渠比魏国大将西门豹修建引漳十二渠至少早了近50年，比李冰父子（公元前256-251年）修建四川都江堰早了200年左右；比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公元前246-236年）修建陕西的郑国渠早210年左右。 从历史事件可看出，当时“三家分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原人在当时已掌握和拥有了大量水利工程技术人才和抗洪防洪的经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难找到像太原这样城市文明源头就是与洪水共生的城市，甚至他的名字均拜洪水所赐。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称大禹““既载壶口，治滩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诗经·小雅》里也写道，“薄伐严狁，至于太原”。 这两段史料表明，在上古时期太原就作为地名存在，有先民在此定居。作为上古时期治水的大禹，对太原作为居住地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世有学者认为，大禹时期或许全球爆发过大洪水，如《圣经》中描述到：2月17日，天空像打开天窗，大雨下了整整四十个昼夜，大水淹没了整片大地”。诺亚方舟，在水中漂流了40余天，最后才停靠在一座高山之上。 此外，苏美尔文明资料、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古希腊《荷马史诗》等均有记载，并且时间基本定格在大约在公元前8000——14000年左右。 不仅如此，在上古时代有关太原或者山西的神话中，大多与洪水有关。比如著名的女娲补天，就是因为天河倒泄而导致神话的源起。
但是面对大洪水，中国人与国外文明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外国人都在疯狂逃命，而华夏族却是治水，处处充满着英雄主义和责任担当。事实上大禹之前，太原已经有了治水大师台骀。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天福年间，台骀被追封为昌宁公，宋代又被追谥灵感元应公。 上古时代中国传说中的人物，台骀治水早于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成功治理江河的创始人。金代有《台骀祠》诗详细记载了台骀治水的全过程，说他“分野扪参次、山川奠禹先。”诗中赞扬台骀治水时摸着天上的星辰来划分地上的水路与疆域，早在大禹治水前已奠定了山川。 作为早期人类治水尝试，台骀以“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的自然地理特征，采用疏导方式治水，取得了巨大成功，至少在汾河流域获得空前成功，为后世治理汾河和处理地质灾害留下了宝贵经验。 千百年来，台骀治汾的故事在汾河流域广为传播，专家曾对汾河流域进行了考察，沿汾河的发源地宁武管涔山顺河而下，结合各地文物普查资料，共发现五处台骀庙，从上到下为宁武台骀庙、晋祠台骀庙、太原王郭村台骀庙、汾阳台骀庙、侯马台骀庙，太原独霸两处，可见太原对汾河治水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国最早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源头治理成功的典范。 如今，智伯渠的水静静流淌，晋祠圣境风景如画。谁能想到，在其背后是太原先民为保卫古太原城的英雄史诗。面对猛兽般洪水，稍微疏忽或者破坏规律就会招惹灭顶之灾。特别是阳曲县知县梁之垣继任者一次失误的决策，或许是对汾河水较长时间内没有肆孽的现实产生麻痹思想，使他精心铸造的镇水神兽失去光环，更使明清两代太原城近600年的一批精美建筑葬身鱼凫。 天灾可避，人祸难防 清顺治朝的时候，太原城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直接影响到太原城市建设，也间接造成对太原的防洪体系毁灭性的打击。 满清入关后，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士兵骚扰百姓，但总有一些士卒有恃无恐欺压百姓。一天阳曲人阳曲人杜逢年在太原城的西米市卖粮，不幸与正在汲水的八旗兵发生争执，继而引发武斗。传说杜逢年力抗千钧，自然将好不准备的八旗兵打得人仰马翻。岂料记仇的八旗兵半夜寻仇，居然找到杜逢年所在的客栈，一拥而上试图至其死地。传说当晚杜逢年赤手空拳打死一百多八旗兵，消息让顺治皇帝龙颜震惊。 当时，满汉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满清政府强制推行的剃头之举，遭到了汉人的天然抵抗，由战争转为地方治安的八旗兵受到汉人地方武装的骚扰，士兵伤亡亦很惨重。顺治皇帝出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考虑，撤销了满汉混局的政令，颁布以建“满洲城”为主的新城防体系：即在全国二十个城市内兴建城中之城，供满族八旗兵居住，既保留兵营体制，又能保障驻城士兵的安全。 太原的满洲城在全国率先建成，早于杭州1年、广州34年、成都69年、广安131年。满洲城位于太原城东南角，即现西米市以南，解放路以西，“南北二百六十丈，东西一百六十一丈七尺，周围共八百四十三丈四尺”，由八旗军正蓝旗，南镶黄旗驻扎。 对于满清政府来说，选择低洼之地修建满洲城，或许属于无奈之举。因为除去此处，太原城内已经很难找到如此集中的土地了。在他的正北方，阳曲县衙早已捷足先登了。在太原历史上，作为三晋首邑，阳曲县管理着现今太原除小店区和晋源区之外的大部分行政区划，最繁盛时，“县治东西广一百四十五里，南部袤一百二十里，自县达京师一千二百里。县治东至孟家井榆次界三十里、王胡庄寿阳界六十里，西至火山村交城界八十五里，南至杨家堡太原界十里，北至关城子忻州界一百四十里。” 明朝开国将领、永平侯谢成在扩建太原城的时候，将饮马河、黑龙潭以及南海子，现今西城水系的近半城的面积，预留做防洪、蓄洪和缓洪的通道，以确保东城晋王府的安然无恙。但到了金元时期，朝廷改革的宋代的行政制度，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处于太原城外的阳曲县县衙就有必要搬回太原城里了。
阳曲县县衙一直居无定所。宋代修建太原城时，阳泉县县衙由原木井城（今阳曲故县村）迁到了宋太原城西郊，即春秋时窦大夫村邑，今古城一带，直到金太宗天会年间，才由古城搬迁至太原城边，即现在府西街以北、解放路以西的旱西门街一带，虽然历代修建时，偶有移动，但大致不超过这个范围。到了清朝末期，阳曲县衙终于在今府西街国贸大厦双子座下找到了他的位置，并将府西街命名为府前街。 但无论是阳曲县令的决策，还是谢成为城市发展预留空间，以及满洲城的建设者，他们都忽略了阳曲县衙后面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南北走向小街道的存在：坡子街。 现在的坡子街，至今还保留着六百年前的宽度和走向，沿着他一直南去，便是临汾。而他之所以成为坡子街，是因为从北大街开始，这段路明显呈现上坡走势，直到府西街为止。当然，这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以城内筑堤的形式防范饮马河之水向城东扩散，同时对汾河水灌城后，能使水势减缓，并顺堤南行。
阳曲县衙、满洲城的兴建，基本上将太原城的最后泄洪通道堵死，繁荣兴盛的古太原城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灭顶之灾。 至清光绪初年，经过两百年的休养生息，太原城已经迎来了明朝建城后的第二次辉煌，其建筑规模和数量已经逼近明太原城建城规模（注：明朝初年修建的晋王府在清初被一场“莫名”的大火焚毁，现存崇善寺不足当初修建规模的五十分之一。关于此事，将另文作述。）。以阳曲县衙为依次有城隍庙、太原文庙、阳曲文庙、军政司，督察府、督军府，向北渐次还有城隍庙、真武庙等，特别是横贯东西的十数座牌楼，错落有致的表现出府城的威仪和教化。近年来太原市复原了一座“扶绥三晋”的牌楼，立于帽儿巷（俗称食品街）北口、督军府对面，从这座牌匾上依稀可见当年的盛况。 但是，大自然暴虐无偿的冲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在占用原本属于自然的领地时，人类将加倍偿还短暂的得到。更可怕的是，人类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长、堤、永、固、汾、水、安、澜”金刚堰大堤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力保太原城的平安。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汾河洪水冲垮金刚堰大堤，夺阜成门进入太原城，首先在水道不畅通的情况下，率先冲毁了阳曲县衙、太原文庙、阳曲文庙、学台衙门等重地，再次往南，直接水灌满洲城。 当时的满洲城已经不是顺治朝的满洲城，已经成为兵痞、贪官藏污纳垢的场所。特别是城垣和太原城墙的年久失修，在设计初起缺失科学规划和隐患排查的基础上，更难以满足其基本避难要求，基本上一夜之间，满洲城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这一次的水灾等级明显小于明太原城建城以来的历史记录，但对老太原城却是毁灭性的打击。满洲城被迫废弃后，迁往太原城东南，遗址北部那条街现在人们习惯称之为旧城街，而新址则称新城街。同时，当时名人雅士汇集的府前街一片狼藉。那次洪水整整占据了太原城三个月，惊慌失措的人们将破败的大南门西面的太原城墙拆除，才空干城内洪水。但城西已经一片狼藉。 太原城瞬间又回到1368年，明朝洪武元间。 洪水退后，出于对太原半壁城池的修建需求，在阳曲县县衙废墟上，自发形成了建筑材料交易市场，被人们称作灰市街。直到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嫌弃灰市街没有儒雅之风，随将以过去以三桥街南口为界，向西的县前街、向东的府前街以及中间不足百米的府门口街统一称之为府西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太原城西城，才稍许恢复点元气。改革开放后，原阳曲县衙被太原制药厂中药加工车间占据，即现在山西国贸双子座的位置。
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6年，一个已过而立的中年人，被汾河岸边的一座浩大城池所折服，他一改往昔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是用写实的笔法，留下了一段优美的话语：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 这个人，便是诗仙李白。李白所看到的太原城是历史上最恢弘和壮观的景象。史书上记载当时的太原城周长四十二里，城门二十四座，东西两城有中城跨汾河而建，连接两端。 至今，人们都无法想象唐朝太原城的壮观和被称作连城的中城是如何而建。当年武则天在回乡省亲时，以飞梁凌空而起的建筑妙想，将两座孤立的城池合二为一，城中水巷烟笼，流水滔滔。 作为建城二千五百年的城市，太原先后被涛涛洪水淹没过两次。在“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之上，太原城反复沉沦的悲剧，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如今这些故城遗址被深埋在厚厚的黄土下。现代人也只能透过时空，想象他们的曾经辉煌和被洪水淹没瞬间，先民们的哀嚎。 赵匡义，生于939年，卒于997年，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因避宋太祖赵光胤名讳，先改名为赵广义，登基后更名为炅。太平兴国三年，赵匡义御驾亲征太原，在消灭了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以后，下令火烧太原城。 当时的太原城已经历经一千余年，是公元前497年三家分晋水淹晋阳城重新修建，并历经数代、数十代人逐渐完善起来的，至唐朝已经成为仅次于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但在赵匡义眼中，太原属于龙城，是历代帝王龙兴之地，与其兴兵造反的源头在方位上有极大的堪舆冲突。而太原作为北汉政权的中心，在对宋作战中由于城高水深，给宋军的推进造成很大的麻烦。 公元 968年秋天，北汉皇帝刘承钧驾崩，宫廷发生内乱。从未放弃攻打太原的宋太祖赵匡胤听从丞相赵普建议，放弃了“先南后北”的既定战略，亲率大军攻打太原。在完成对太原城的战略合围后，赵匡胤决汾河水、晋水对太原城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浸泡。 水淹后的太原城岌岌可危。但守城的士兵和百姓却用砖块加干材的办法迅速将坍塌的城垣迅速补齐修葺。太原城内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应急管理，大大出乎赵匡胤的意料。
铩羽而归八年后，公元976年，赵匡胤的大军兵分五路再次卷土而来志在必得。但不料祸起萧墙，在与弟弟张匡义一顿酒足饭饱后，赵光胤“暴病而亡”，北汉军队不战而胜，太原再次幸免于难。 公元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十五，赵匡义率数十万大军第三次对完成了对太原的合围，太原城也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五月甲申日，公元6月3日，北汉政权灭亡，赵匡义展开了太原城的疯狂报复。
“万炬皆发，宫寺民舍，一日俱尽”。一千五百年历史、里外三城，现在看来都是超大规模的宏伟城市群成了一片废墟。焚烧太原城之后，赵匡义又引汾河水浸漫太原城。至此历史上那座唐太原城以灰烬的方式尘封地下。 此后赵匡义对太原进行了大规模的龙脉破坏行为，直至宋太原城的出现为止。但宋太原城的面积已经小到不能再小，大致区间约为五一路、起凤街、三桥街、上肖墙范围内，除了必要权利和军事象征外，太原城的防洪功能全部丧失。 当时赵匡义为了加强对太原城的防御功能，在此外还修建了一道外城，勉强做太原防洪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太原城建好后，百姓们突然发现东山洪水成为宋太原城的最大威胁。
五龙倒灌，白龙临凡 沿太原东山，由北向南，直到现在长风街附近山势渐远，与老太原城相距不到两里的有白龙庙、五龙口，而南端则有龙堡村，均与龙有关。 龙，在中国古代是司水的神灵。以龙为名，一方面是祈求龙王爷保佑风调雨顺，求得心里巨大慰藉，另一方面也是因循其自然态势，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当时的成因和水患风险。 五龙口，目前已经作为太原火车站下最繁华的街道而闻名。但是在正太铁路修建以前，这里却是一片狼藉。在这条街道一直向东延伸的方向上有殷家沟、郝家沟、大枣沟、小枣沟、耙儿沟五道沟，每到汛期，则如五龙吐水，将太原东南，变成一片泽国。而太原城内的文瀛湖、城外的迎泽湖均由此洪水慢慢积聚而成。 由于水患丛生，明朝前太原百姓就在五龙口北面建筑了一座白龙庙，祈求风雨平安。“五龙口，五条沟；白天行入少，黑天狐狼稠；旱年黄土飞，涝年洪水流”。这段流传在清末的童谣真实反映了五龙口当时的状况，并且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07年正太铁路正式通车后，拆除承恩门以东的南城墙改为正太街（现称五一东街）后才有所改观。
但正太铁路的修建者们防微杜渐，在设计和建造时，利用南护城河进行泄洪防涝，确保铁路车站运行安全。同时，将满族人公共墓地满洲坟洲坟以南的广大地区作为泄洪场所。 此举对现代太原城市最少还带来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加剧了满洲坟西南湿地向湖泊转变，继而形成现在的迎泽湖雏形，另一个则是使太原市留下了桥东街的名称。 原来，正太铁路在穿越南护城河时，曾修建铁路桥横跨其上，此桥在后来的历次城市改造以及火车站修建中，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而正太铁路的火车站原址，则是现在的太原长途汽车站。这也就是现代人们寻找不到桥东街之桥的秘密。 由于太原东山地势向南逐渐平缓，因此东山之水大多顺山势向南流去，因此很难对太原城造成威胁。但是沿途村庄就遭受了极大打击，特别是现迎泽大街以南至长风街以北的村子，经常泡于洪水之中，如寇庄、搬迁以前的杨家堡村等，而唯独王村和龙堡村例外。
从地形上分析，这两个村庄处于高地而免受洪水之扰，均认为是龙王爷保佑，所以龙堡村的意思是龙天爷保佑，由明朝太原十八王坟的钱家坟更名而来；而王村也源于此。值得一提的是，王村与寇庄同源，是因为寇庄部分村民躲避水灾迁移而来，并在村中建有龙王庙。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王未必真的能保佑太原城，真正保佑太原城的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东山百姓利用地形和水的特性，将大部分洪水引入沟壑，从而保全家园。对于地势较为平缓的山村，则采取明暗水渠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排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榆次后沟古村水利设施。而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则采用小型水库和泄洪池的办法，对村落及重点工程给予防护。 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原依次修建了枣沟水库、尹家沟水库、柏杨树水库。只是后来更好的水利和防洪措施产生，这些水库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功用。但一些小型泄洪池、防洪池依然使用。如今在太原火车站后面看到的缓洪池，在夏季暴雨来临时候，依然对火车站产生巨大的保护作用。 同汾河大堤一样，“水库”就得有维护和值守。明清之际，关于对防汛工作，早已有一套完整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严防死守，人定胜天 酒肆茶坊间，总有醒木敲响，说书人讲到河南汤阴县岳家嘴老岳家为公子弥月，公子姓岳名飞字鹏举…… 《岳飞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岳飞的出场就带有天然的悲剧——黄河水患。黄河水改变了岳飞的命运，也直接或间接将大宋王朝的命运彻底更改。
北宋王朝的风花雪月，却遗忘了早在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就在其治下核心区域的一次警示。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利用霸主的优势，召集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在葵丘（今河南商丘市民权县黄河故道），进行会盟，并结成五项盟约，其中一条是“无曲防”，即盟国内任何一国不能将水患引导至他国。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水患灾害群防群治的法律条文。由于农耕经济发展的本质，任何一方诸侯都无法忽略河防对境内居民和霸业的稳定，以至于诸侯争霸、各国纷争中齐桓公还是在葵丘会盟中将水患的预防提升到伦理和法务、国防的战略高度。 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使后世中历代朝廷都将河防放置在治国要务中，丝毫不敢予以松懈。但在宋以前，由于散居在河流周边的居民数量较少，同时大规模战争死亡的概率高于汛期中罹难的人群，更抑于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对洪水的预防还是以被动为主，难以做到主动预防、积极预防的作用，从著名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中就可见当事官员对治水的态度，很少有官员特别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去亲力亲为的，甚至沦为其贪腐的借口。
但北宋年间，黄河水异常暴躁，肆孽无常，对北宋的财政和军备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评述《岳家军》中所讲岳父满月时就碰到黄河打水，坐水缸而侥幸逃生的桥段，则是后世“讯报”的文艺化再现。 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河防令》（《河防令》属于《泰和律令》中的一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明确每年6——8月为“涨水月”，即汛期。汛期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特别是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同时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河防令》的颁布，使防汛防汛工作由一地地方官“守境安民”的道德约束变为国家行政命令，从法律的高度规定了河防的重要性。此后元、明、清虽有修改，但大体不出金《河防令》的框架。 而《河防令》的另一项伟大创举就是将河道治理、防汛防洪由城市的防范向全流域治理伸展，在统一规划下完成对水流域的全面治理。这个理念，基本上就对：葵丘会盟中“无曲防”的升级与改造。 在此理念下，明天启年间太原建造了烈石渠。作为防汛防洪和调解纠纷的产物，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烈石渠建成，成为汾河一坝的雏形，是迄今为止华北最早的枢纽鱼嘴式滚水坝。 与之辉映的，则是晋祠内的智伯渠。作为三家分晋的重要物证，总长达88.4公里的人造水渠一直到1994年晋祠古泉完全断流为止。
而两者之间，则是三晋母亲河——汾河的恣意流淌，汾河西堤就这样默默守护着太原城。在汛期，有官员去巡河镇守，而乡野乡甲里正则敲锣鸣钟示警。 由于《河防令》的存在，洪水治理由自发转向了自觉。 来源：原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