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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溍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慈波 著。 今日治中国古代文史之学者，恐怕大抵有种感觉：常规性选题已然开掘殆尽，欲更鞭辟入里，不得不穷探力索，寻求切入研究对象的新角度。“怎么做”相对于“做什么”的重要性，空前突显出来。然而“黄溍评传”这题目，或可算作一个小小的例外。作为元代在道、学、政、文等方面皆有所表现、“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士人，黄溍所获关注，远不足以同其成就、地位相称。有关论述寥寥，对他个人的整体研究，更是未之前闻。慈波先生有见于是，费数年之功成此一编，通论其人，倘以兵事为喻，允属堂堂正正之师，看似不预刻下学术潮流，却是这一特定论题所亟须的。 书凡十章：第一章梳理黄溍家世渊源，第二章勾勒其师友网络，第三章叙述其宦海生涯，用三章的篇幅，交代了传主生平；之后七章，分从政治关怀、儒学素养、佛教观念、道家思想、艺论书画、文学批评、诗文创作等领域，全面总结黄氏的文化贡献，结构布局乃评传之正体。稍有学术经验者类能体会，这样的写法，易行而难精。敷衍成篇，人尽可为；要每章原原本本，无过不及，均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便难了。本书各部分取材丰赡、持论得体，读者览卷即知，毋庸详述。于评传而言，仅此已堪称合作，而著者的学术追求，更有越出这些基本条件以外者。其宏观视野的运用与细部论析的深入，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部评传焦点虽在黄溍一人，但时时把他置于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加以定位。如介绍其从学经历，指出南宋以降士阶层分化，大量士人流向社会中下层，文化散在民间，地方性色彩日益浓重，黄溍的成长与此走势正相同步（第二章第一节）；阐说其儒学成就，指出元代儒者之特长，不在理论内容推陈出新，而在将理论导入各种学术、实践领域，实现思想的学术化、生活形态化，因此评价元儒包括黄溍，便须另换一套衡量标准，始得其平（第五章第三节），凡此都为准确理解传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又如讨论“文气说”，则在孟子、曹丕、韩愈、苏辙一系脉络内比勘异同，指出“在黄溍的话语体系中，文气的地位有所下移，它似有指向于具体而微的文章气脉的意味，而缺乏形而上的理论内涵”。进而统观黄氏所搭建的“学—志—气—文”四层结构，复上溯至南宋魏了翁，同时不忘点出魏氏尚未对四者“进行细致层级化论说”，及至黄溍为之厘定次第，“学”居其首，下贯入“文”，这才“突出了性理之学对于文辞的决定性意义”。讨论文类划分意识，则把黄溍载道之文、纪事之文的二分法，同南宋真德秀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相较。后者“已有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之意”，开黄氏之先声，惜乎其四大文类概念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不若黄溍“在理论上更能自洽”（以上均见第九章第二节）。这几处溯源工作，落实到个别人物的个别论点，绝非仅具普通常识所能为功，足见著者之博洽；而其勾连比较，析入毫芒，亦非泛泛而谈。闳通与深微，可谓兼而有之。在某些时刻，对于传主个体的考察，又能反过来纠正原有的宏观印象。如学界提及元代中后期浙东士人文学趋向，惯以“由理入文”概括，认为文掩过了理，而黄溍师生理、文并举，奉为轨则，恰是一例重要的反证（第五章第四节）。这最能彰显人物个案研究，对宏观结论所起的基础支撑功能。 著者论析之深入，观乎上文，尝脔已可知味。实则此一特点，乃是通贯全书、且体现于多个层面的。首先，文献发掘与估定多所发明。如黄溍乡试经疑和试策文字，今人编校《全元文》、《黄溍全集》皆失载，著者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补出并作细密解读（第五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二节），对把握传主思想面貌极有裨益。黄氏《日损斋笔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著者究其版本源流，断定“四库本”实较精善（第五章第二节）。“四库”书的版本价值通常不高，可问题自不能一概而论。著者就《笔记》所作实证研究，结论同常识相悖，适可见出他实事求是、不为成见所囿的学风。通行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前三卷向被视为黄溍进士及第前之作，著者大体承认此说，而又从中甄辨出少许混入的后来诗文（第十章第一节），足当心细如发之誉。 其次，史实考订多所推进。对黄溍的研究，迄今不数数见，故其生平许多细节，犹在若明若晦之间。著者钩沉索隐，有不少新发现。如黄氏六度参与科举衡文之役，各次时、地，史无明言，本书逐一考出（第四章第一节），传主文化活动的重要构成之一，从此全幅呈露。黄溍又与佛教颇多关涉，著者穷尽性排比其文集中相关文字，审其撰作时间，察觉这类书写在至顺年间初步集中，至正年间乃达至一高峰，为观察传主佛教因缘，增添了动态的历时维度。然后扣合他这段时期遭遇，如至顺二年（1331）丁父忧等，深探心曲，对其涉佛倾向作出了合理说明（第六章第二节）。考据之于诠释的奠基作用，在这里充分呈现出来。 最后，现象认识多所更新。如黄溍壮岁应举，其弟子宋濂《行状》谓系县令迫致，后人递相祖述，仿佛黄氏入仕纯出于不得已。本书则据传主本人及师友诗文，详论其赴考之前，早年任教职，复由儒充吏，直至漫游湖州的过程，对他时有所待的心态进行“深描”（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这令人意识到，黄溍的仕隐态度充满张力，并不似往常所以为的那样简单。黄氏《日损斋笔记》围绕宋代朝廷郊礼是否天地合祭的问题，纠驳周密《齐东野语》卷六“二苏议礼”条的种种误判。清代陈熙晋为《笔记》作“考证”，又于黄溍所举分祭地祇之例上，增列了建炎二年（1128）一则。本书则据《宋史》记载，指明此年只祭天不祭地，陈氏补所不当补（第五章第二节）。细处不苟如此，精审可钦。以往学人探究黄氏文学思想，大都“混杂诗、文而论”，本书则提出传主刻意区分两者，因而有必要分体论列，以“发见黄溍文学主张的细致面相”（第九章引言），遂为以下讨论开一新局。《元史》称黄氏与虞集、揭傒斯、柳贯齐名，号“儒林四杰”。本书则揭出四人并列，着眼点主要在文章，又联系此书合传统正史“儒林传”与“文苑传”为一的特殊体例，径直把“儒林四杰”转读为“元文四家”（第十章第五节）。这称呼的实质内涵，自此方得确解。上述几例所关系者轻重有别，著者一皆详取而明辨之，恰可证明其运思之深透，是彻上彻下、贯穿到每一细部的。 博观与精思固然难能，不过，衡以评传通行体例，毕竟仍属题中可有之义。前已提过，此书写法比于战事，乃系堂堂正正之师。行文至此，益信所言不虚。略须申说者，无非这支军队，特别兵精粮足罢了。可是《孙子兵法·势》篇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道之中杂以诡道，时出不意，亦为良将必备的才略。本书若干局部论题，不易把捉，著者每能巧取角度，善用史料，将研讨推向纵深。以正为主而外，更以奇为辅，使得这部著作有时又跳脱了评传所具的通论性质，展现出专题研究的魅力。如黄溍诗文疏离时事，政治态度暧昧，今人对此不乏讥弹，本书却专辟一章，谈他的政治关怀。由资料角度看，近乎无米下炊。著者独拈出其科举对策与策问，条分缕析（第四章）。此虽官样文章，向为学界所轻，而内容例重经世之学，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认知。书中以此为据，最大限度还原了传主这方面的观点。关于黄溍诗，元代以来直接评论无多，他的诗史位置也难确指。著者择取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十四种，自元人顾瑛所编《草堂雅集》至清人宋景星等所编《元诗别裁集》，统计选入传主之作数量及体裁分布，断言他在元诗史上“已属于必须论列的对象”。而黄氏全部诗作体裁比例，较之各书所选又不无出入。他本人用力所在，当推五古、七律与七绝；各选本所侧重的，却多在七古、五古与五律。本书就此入手，进一步深究传主诗歌造诣与诗史影响，所论莫不立足于数据，便觉信而有征（第十章第二节）。文章风格无形而有质，可意会不可言传，著者评黄溍之文，则全从宋濂与危素两人意见分歧处突破。前者称黄氏文风类欧阳修，后者称其类王安石，各有洞见与盲点。评传紧扣两说往复辨析，有效清理了传主文风的复杂面向（第十章第四节）。类此之处旁通曲证，论辨技巧远超出一般评传的范围。兵法所标举的“奇正相生”，也是本书最显著的方法特色。 读罢掩卷，若说有何不满足的地方，应该是著者为文整饬有余，灵动则似稍逊。如历数黄溍任宁海县丞、诸暨州判期间善政，泰半直钞宋濂《行状》（第三章第二节）。其实《行状》所述，颇富于情节性，假使用语体文改写，甚或略加点染，想会更添风致。当然，对于一部学术性评传来说，这可能是个分外的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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