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 | 教育，为什么需要协同创新？

开心的桂花鱼ay 202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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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什么需要协同创新？教育，为什么尤为渴求协同创新？这是基于怎样的现实思考与深层洞察？对于众多教育实践者而言，这是大家在进行有效且持续的教育创新探索中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在2021年一丹教育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教授给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刘教授认为，创新不可能凭空而来，教育的复杂性与超稳定性，决定了它需要协同创新，持续有效的教育创新必然来自于社会各领域的共同推动。

*下文为刘坚教授的论坛分享，内容有删减，已经过讲者确认，转载自陈一丹基金会。

教育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成为社会创新的源头。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凭空而来，教育创新更是如此。一者，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决定它需要构建共同体，才能激励创新、实现创新；二者，教育的超稳定结构呼唤与社会的协同共进。教育创新仍然迫切需要社会各领域共同关注。

应对教育复杂性，需走协同创新之路

关于教育的复杂性，我想引用一张图来说明，这张图来自于一份报告《学习罗盘2030》。该报告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9年发布，由各国政府代表、智库领袖、学校、家长、社会机构等合作完成，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参与机构，是想说明教育这件事的复杂性，它需要政府，需要智库，需要各方面的领袖，还需要家长。

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同事们研制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份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在有机会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数学课程标准的主持人MAX教授交流时得知，澳洲的数学课程标准审议必须包括宗教、家长、企业、农厂主等各方面人士。为什么？因为义务教育课程是面向每一个人的。

《学习罗盘2030》

回到《学习罗盘2030》，OECD在这份报告之中特别强调了两个概念：一是要引领，二是自我导航，要帮助未成年人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自定航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罗盘结构，像是在大海中航行，教育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自我驾驭未来的方向，走向2030。

所谓自定航向，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性（Agency）”，每个个体都应拥有自己的学习与成长罗盘；二是协作“主体性（Co-agency）”，教师、同辈、学校管理者、家庭、社区，对学生成长与发展同样重要。

发展共同体，成人在助力儿童成长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我个人在解读《学习罗盘2030》这个报告和准备这次会议发言的过程中，还想到了第三句话，即“发展共同体”。成人在助力儿童成长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The self-redemption of adults in the process of helping children grow.）

我认为，成长者和帮助成长者是一个学习共同体。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未成人的存在,教育者必须不停息地思考教育应该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教育者和学生应是一体的，是共同成长的。老师帮助学习者成长的同时，学习者同样也在帮助老师发展。教师和学习者在共同寻找、共同发现教育的本源，找到什么叫善良、责任、担当、勇气，什么是社会责任感、合作与沟通、审辨与创新。因为儿童，迫使成人社会经年累月、世世代代不断思考教育的意义、成长的价值、生存的哲学，乃至人类发展的逻辑。成人社会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儿童获得学习和成长的同时，家长、教师、社会公众、政府机构也在不断进化。这是我特别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教育，是因应儿童带来的社会共同事业！

另外一个我想要谈论的报告，是201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Syed Kamal-Ud-Din Shah发布的Investigating The Contextual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报告。作者谈到影响学生成长的大概有三个各占1/3比重的因素（请见左下图）：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2017年，麦肯锡基于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分析影响学生科学学科成绩的因素，也运用了这三个各占1/3比重的因素：个体、学校、家庭和其他。麦肯锡的研究指出学生个体因素（包括学生心态，学生行为等）对成绩的影响占比总计约42%；学校因素（包括学校、教师等）占比34%；家庭因素及其他社会因素（包括家庭、其他因素）占比24%（请见右下图）。

显然，这些研究旨在揭示，无论个体、家庭、社区还是学校，大家都有共同责任去实现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而不是如惯常大家认为的那样，由学校去承担这个责任。

教育从来不应该只是教育系统的事情。我们从来以为教育就是学校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有着这样普遍认知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协同创新”这一主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报告，是OECD于2020年发布的《回到教育的未来：学校教育发展的四种图景》报告，里面提到学校教育的四大图景：教育扩张、教育外包、学校作为中心以及无边界学习。其中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是第四种图景——无边界学习，全社会、全世界都是学习共同体。为了佐证这件事，我想分享一份来自以色列的经验。

以色列是全球公认的创新国家，或者说是经济、技术创新的领头羊国家。一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度，却成为了全球创新的领头羊，原因何在？教育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世界创新教育联盟主席雅克布·埃赫特（Yaacov Hecht）分享过一个概念，叫“教育城市”，即让城市成为一个教育体，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城市。他曾在报告中很直观地作了这样的论述：教育如何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从基于教学到基于学习，从金字塔到扁平化，从封闭到开放，这是城市学校很重要的概念。

目前全球用这位学者的理念创办的教育城市有2000多个。我们从中同样可以读到“个体主体性”、“协作主体性”以及“发展共同体”，即OECD报告的雏形。雅克布·埃赫特期待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从教室到教育城市再到世界，所有的资源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学生成长，教育成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情。

教育的超稳定性，呼吁社会协同创新

在谈教育的超稳定结构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那就是以日本为代表提出的“5.0社会”，即超智能社会。超智能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科学技术创新引领社会变革所诞生的新型社会。日本提出应对“5.0社会”的四大战略中，第一是教育，第二是产业创新，第三是技术体系，第四是全球化。在这当中，教育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之首，这是因为，在日本，教育被视作面向未来的超智能社会的发动机，教育牵动了社会整体的创新。

然而，教育在大部分国家和社会又都呈现超稳定状态。美国在1983年发布的一份总统咨询报告《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提到的问题，在2008年的报告《一个国家的责任》（A Nation Accountable）当中仍然存在。1/4世纪过去了，美国在生均投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学生学业成就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可见，美国面临着教育超稳定性的境遇。

于是，教育如何突破超稳定结构，真正实现创新，这就成为我们需要核心思考的问题了。

《自然》（Nature）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前不久报道了一项研究，研究比较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四个国家的工科学生，于大学四年期间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学业表现，看看他们的审辨思维、批判性思考是否有所进步。结果发现：中国精英高校入学得分1.612，普通高校0.741；与美国基本相当，高于印度和俄罗斯；中国精英高校毕业得分1.339，下降17%；普通高校0.234，下降68%，即读了四年书之后，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不但没提高，没保持住，反而下降了，且下降幅度惊人。

高等教育如此，那基础教育如何呢？我曾让学生针对PISA持续15年（2003年-2018年）的测试成绩做过一组简单的数据处理，你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的成绩几乎都处于第一方阵。

然而，201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的问题解决相对表现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这是一位美籍华人学者20年前做的一个研究，就中国和美国同龄人在学业成绩、问题解决、兴趣与自信等层面展开对比研究；他的报告当中有一句话：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上的优势并没有在问题解决阶段得以保持。

1998年，华人学者蔡金法教授的研究数据

其实，早在30年前，由中央教科所刘远图研究员承担的《国际教育成就测试评价》中国课题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学生在“问题解决”领域的劣势“30年一贯”。

1989年《国际教育成就测试评价》中国课题组

这些不同年代的数据引人深思。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引导学习者学会学习、学会解决问题，比记住答案、获得高分，对教育体系的挑战大得多。学会创造性解决这些问题，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协同创新的原动力。

最后我想引用《创新的起源》中的一句话：创新是自由之子（Innovation is the child of freedom）。正如本世纪初国家开启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下，希望通过课程改革建立一种新的课程文化、新的课堂文化、新的教研文化以及新的管理文化，希望藉此在师生之间、学生同伴之间、教师同僚之间、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民主、开放、科学、平等、对话、协商的建设性新型伙伴关系；希望通过课程改革影响学校，通过学校向全社会注入一种新的文化元素。我们有理由相信——集东西方优秀文化元素于一体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人，自尊心将得到保护，自信心会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社会责任感、合作意识、创造精神都将得到充分发展；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必将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