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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谈读书方法

 杏坛归客 2021-10-10

为纪念东坡逝世920周年,也为此书再版做点宣传推广,笔者打算陆续推送一组“闲话苏东坡”的短文。开篇说说苏东坡谈如何读书,笔者在《苏东坡》“辑六”中有一小节专谈这个话题,文字不长,不妨转录于此,并将意犹未尽处再进一步阐发。

凡事都讲个方法。方法不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读书自然也有个方法问题。读书的方法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哪种方法最好,哪种方法不好,恐怕很难做这种分辨。一般来说,方法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因书而异的。

东坡先生知识很渊博,也很有学问。他读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对我们还有些启发作用。

在海南岛时,东坡弟弟苏辙的女婿写信向东坡讨教读书的方法,东坡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

“人读书就像跳进了大海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而人的精力呢,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不可能兼收尽取,只好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便是一本书,有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

“读一本书,我们可以尝试这样进行:每读一遍,只从一个中心意思去探求掌握它。如想了解古今兴亡治乱的情况,圣贤的历史作用,那么就一门心思从这个角度去读一本书,别的东西一概不管。再读一遍,着眼点在历史事实、典章文物之类的东西,其他内容便视而不见。就这样,每读一遍,关注一个方面。这个办法可能有点笨拙,但往往能有较大收获,日后对这本书各方面的问题和需要,都能应付。”(《又答王庠书》)

这种读书方法,东坡称为“八面受敌”。

东坡先生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若实际试一试可能会有大收获。比如读《红楼梦》,读它个三五遍,一遍只看故事情节,一遍专门欣赏中间的诗词楹联,一遍仔细注意其中的风俗、习惯、礼仪,一遍特别致力于饮食文化。如此反复,多读几遍,那你对《红楼梦》的了解就不是一般泛泛看过的人所能相比的了。

这种读书法,有点像兵家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它是读书的方法和道理,但对我们的启迪恐怕又不只限于读书了。

在《苏东坡》一书中,我们仅有这段文字专谈读书方法。而事实上,历史上有关苏东坡读书的事迹、他本人讨论读书方法的地方还有不少。苏东坡一生坎坎坷坷,虽有短暂的顺境,但大多数时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他屡遭贬谪,许多地方留下宦迹,也留下了宝贵诗文。河南光山县城西南二十多公里处的净居山上,留有苏轼读书台;陕西周至县城南边的中兴寺,有“苏公藏书处”。此外,四川乐山亦有“东坡读书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谓胜迹处处,书香绵延,苏东坡英名千古流芳。

读书方法无疑是重要的,但兴趣更是不可小觑。对此,苏东坡有过探讨,曾夫子自道:“……幼时,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川归》)喜欢读书,多读好书,熟能生巧,再加上阅读与思考结合,自然其乐无穷,收益多多。所谓“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尔自知。”(同上)他进而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甥求笔迹))。关于“八面受敌法”,苏东坡也联系自己的亲身实践,予以阐发:“尝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升庵集》卷七二《苏公读书法》)

在苏轼看来,“抄书”不失为读书的好办法之一。这个《汉书》,他就下苦功夫认真抄写过不止一次。对于前人的“抄书”经验,他也是充分肯定、高度赞赏的,认为“多读史书,仍手自抄为妙”(《与王定国书》)。东坡曾经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李氏山房藏书记》)“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上面我们略述苏东坡读书方法之大概。倘若就此深入挖掘,仔细爬梳,一定还会找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如今,人们已从“读书”时代,到“读图”时代,再到了“读屏”时代。面对数字化的挑战、信息化的浪潮、娱乐化的冲击,苏东坡倡导的读书方法未见得还需要也不可能一一模仿或借鉴,但他注重读书方法,培养读书兴趣,形成良好读书品格的经验依然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光大。

2021年8月26日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等。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国际友人协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等。
出版个人论著有《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合著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专题研究》、《历代笔记小品》;主编有《中外大学出版史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多辑)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其中论文4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个人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人物)奖、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等荣誉,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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