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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崔向东
摘 要 辽西走廊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民族/文化区域。它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直达中原；北端连接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进入到东北亚腹地，是沟通东北亚与中原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在历史上，它属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经济、文化、民族交融之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不断建构及多元一体化特征等，都可从辽西走廊得到最好的说明。（1）从文明起源来说，它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基本形成。根据考古发现，辽西地区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历程，红山文化最早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区的文明起源与辽西走廊密不可分，辽西地域与周边考古学文化通过辽西走廊实现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交流、碰撞，催生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2）从民族融合来说，它既是古代民族起源和活动之地，如古商族、古燕族、孤竹、箕、肃慎、伊虑、屠何、山戎、东胡、俞、契丹等；也是众多民族（部族）的迁徙聚居地，如汉族、乌桓、鲜卑、库莫奚、靺鞨、粟特、女真、蒙古、满洲、锡伯等，因此具有鲜明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特征，是最活跃的民族融合大熔炉，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发挥着民族迁徙往来的廊道作用。（3）从文化建构来说，它是中华文化不同区域的连接信道，把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交流、融汇，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奠定了基础。“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从地理看，是四周向中心的聚合；从民族看，是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从文化看，是多元文化的凝聚。“最初的中国”自其肇始就是民族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形成壮大的。 关键词 辽西走廊 文明起源 民族融合 文化交流 多元一体 人类是在既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活动并进行历史创造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和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有些地理区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持续发挥作用，可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种枢纽有时表现为点、有时表现为线（廊道）、有时表现为面（区域）。辽西走廊便是属于线性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在古代文明起源、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传播与交流、国家认同与边疆内陆化、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辽西古廊道的形成与路线 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在讨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时，提出了区域板块和“民族走廊”的概念，很好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 他讲的这一地理格局，是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分布而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断互动融合。而连接不同地理板块和民族区域的便是具有地理、民族、文化等多重意义的民族走廊。费孝通认为，民族走廊是重要的线性“历史的地理枢纽”： 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他谈到了沟通中原与西北、西南、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但对于东北地区的民族走廊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实，历史上东北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存在一条民族走廊，即“辽西走廊”。 “辽西”是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大体指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以北、七老图山以东和医巫闾山以西的区域范围,处于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的交界处，是东北与中原的连接部位。该区域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由蒙古高原向丘陵过渡，西高东低。辽西区域自古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这一地区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前后延续五千多年，“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作为单一体系传承更替的诸考古学文化，是辽西地区贯穿始终的一条文化发展主线”，在文化内涵上表现为一定的文化承继关系，是具有相同文化内涵和文化连续性的“古文化区”。 辽西区域内自南向北主要有滦河、青龙河、大凌河、小凌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等，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和松岭两大山系。区域东部是渤海，渤海西部海岸绵延数百里。辽西区域内河流与山脉交错，山脉和大海相间，形成了数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河谷谷地和狭长的滨海地带，成为天然的交通廊道，总称为“辽西走廊”。 从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文化等方面看，辽西走廊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民族—文化区域，历史上属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辽西走廊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直达中原；北端连接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进入到东北亚腹地，是沟通东北亚与中原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 从“自然交通”到“部族交通”再到“社会交通”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1912—2001）认为：“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即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辽西走廊便有人类迁徙往来。据研究，喀左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人使用和打制的石器、石核、石片，均与北京猿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鸽子洞人是从华北北部迁徙而来。随着人类的迁移和拓展，华北平原和大凌河流域已经有了部落间的交往，也就有了最初的自然交通道路。 远古道路的形成有其基本条件要求：一是定居和物资供给。道路的形成表现为使用的稳定性，居无定所和随意迁徙则很难形成固定的道路。“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道路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开辟，考虑通行和用水的便利，远古时期人们多沿河谷地带居住，“各分散居溪谷”，聚落之间有道路相连通。定居聚落能为道路交通提供各种物资供给和保障，这是实现交通持续稳定的基本条件。二是社会分工促进物品交换和文化交流，因而需要道路的开通。因资源分布、社会分工、文化需求的差异，贸易交换在氏族部落内部或各氏族部落之间是不断发生的。尤其是社会分工的强化和社会等级的出现，贸易交换也成为复杂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同文化共同体因物产资源的需求而开辟和完善道路交通，尤其是家畜驯养的出现和车的发明，在交通中使用驯养的牲畜和车辆，无疑对道路的开辟提出更高要求。新石器时代，人们的贸易交换分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特殊品两个层次，特殊品如海贝、玉石、铜锡等，其贸易交换为少数特权人物所掌握，用以强化社会地位之差异。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众多贝、蚌装饰饰品，应该是来自沿海诸部族，这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远距离贸易交换的证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青铜冶炼，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冶炼较为发达。从辽西矿产资源分布看，铜、锡主要分布在辽西走廊沿线。“种种迹象显示，锡矿当是青铜时代辽西强盛的资源要素之一，很可能又是青铜时代早期联系中原与辽西的物质纽带。在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方面，这一问题应予足够的重视。”三是道路走向根据自然地理沿河谷延伸。《考工记》曰：“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在“部族交通”时代，人们对交通路线的选择主要是利用自然条件，因此在高山丘陵地区，沿河谷地带而行便是最佳选择。从地形地貌看，辽西属于丘陵多山地区，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三级阶梯式倾斜。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松岭、医巫闾山四大山脉与河流相间。高山多分布在努鲁尔虎山脉和松岭山脉的西南部，海拔超过1000米，山谷相连，山势险峻。大凌河、小凌河蜿蜒迂回其间，河谷两侧山脉夹峙，古道多沿河谷而行，在河流分水岭处，选择低缓之处跨越垭口进入另一条河流的河谷，道路沿河谷逶迤而行，形成交通孔道。 红山文化已经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可以看出，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呈南北纵向的条状分布，基本连成一线，形成线性交通廊道。聚落选址在近水的丘陵或台地上，既有利于交通，又便于防御。“从古代自然地理上看，这里既是古人适合居住的邑落，同时也是古代的交通必经之地。大凌河两岸原古居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为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红山文化区域范围看，红山文化时期交通廊道是从内蒙古赤峰沿老哈河南下，到老哈河上游，或从朝阳溯流而上，进入今大凌河西源上游。这两条道路在老哈河上游和大凌河西源上游相会合，然后进入濡水、青龙河上游，再沿濡水、青龙河而下，翻越燕山山脉进入中原。在这条廊道上，已经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沿老哈河、大凌河、濡水、青龙河分布，都在这条新石器时代形成的廊道上。可以说，辽西大凌河古廊道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古廊道基本形成，并为历代所沿用，成为北方、东北众多民族频繁迁徙和南下的最主要的交通廊道。 历史上，辽西走廊由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凌河古道和傍海道组成。大凌河古道以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冈（凌源安杖子古城遗址）为重要枢纽，分为三条支路穿越燕山进入华北北部，形成柳城—平冈—古北口道、柳城—白狼—卢龙道、柳城—平冈—无终道。商周时期，大凌河古道发挥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作用。“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通向我国辽阔的东北地区，正是周初自燕国至肃慎的重要通道，这一线多有商周遗物出土。”青龙河谷、大凌河谷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在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刻画有人物狩猎和车马图形；中下部是两辆驾双马的单辕马车，车厢呈长方形；后一辆车的双马之前各有一狗。马车的使用，无疑证明当时廊道的畅通，“故大凌河谷堪称一条名符其实的走廊”，“辽西大凌河谷道，是东北地区古代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交通孔道”。傍海道是出临渝关（今河北省抚宁县东）沿渤海岸向东北行进，经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抵达锦州，进入东北。但在辽金以前，由于海浸和潦泽的阻隔，人们经常从碣石逆六股河西北行，进入大凌河流域的白狼城（今辽宁省喀左县西南），再顺大凌河直达柳城。辽金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入，傍海地道位逐渐提升，碣石至锦州段州县相连，民族杂居，逐渐变为常行之路。明清时期，“辽西走廊”滨海地道位日益上升，“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 二 辽西走廊与文明起源 古代文明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普遍将文字、城邑、礼制、冶铜技术等视为文明的要素。对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从社会组织的复杂化、社会分工、交换需要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如果从社会组织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角度看，文明起源与交通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道路交通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加以思考。 国外学者在讨论中亚、西亚地区文明起源时，将车轮的发明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车轮的发明带动车的使用，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交通，提高社会组织管理效率，推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交流，导致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化。可以说，文明起源与交通是共生互动、相互促进的。对此，王子今教授指出：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看法不仅适用于国家产生以后的社会，同样也适用于文明起源过程。道路因人类需要而形成，而人工道路的出现，则是以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为前提的。从“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到“社会交通”的演变，是社会需要不断强化的结果。这种演变，既说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不断增强，又体现了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进步。 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曾提出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即文化上的裂变，文化上的撞击，文化上的融合。“裂变”产生新生势力，“撞击”产生新的选择，“融合”产生文化再造。这三者既包含了文明产生的内在动力，也包含了外在动力。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兼而有之、相互影响的。无论是裂变、撞击还是融合，都与道路交通密切相关。很多关于文明起源阶段的记载，都与道路交通有关。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驾牛，禹时奚仲驾马”，禹时“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岛，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些记载不可简单地以传说视之，而是文明起源阶段从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到社会交通的真实历史的反映，它充分说明文明起源与交通的关系。 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文明火花爆发形式是三种形式兼而有之，但以文化上的碰撞、交流为主。考古发现证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有着碰撞、交流，尤其是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与关中仰韶文化交流突出，而大凌河古道便是这种大规模远距离交流的重要廊道。这两种文化接触交流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 文明起源标志之一是社会组织的发达。红山文化已经有了发达的社会组织，这可以从其聚落形式反映出来。聚落考古学主要研究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聚落内部形态研究社会组织，二是研究聚落与聚落之间的联系，后者则涉及交通。红山文化聚落考古发掘证明，红山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了聚落层级化，形成一般聚落、中心聚落和中心聚落群多层级。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的出现说明，“中心聚落中的若干村落不再是各自分立的单一体，而是相互依存的社会共同体”。众多聚落组成聚落群，聚落是以血缘来组织的，但聚落群则是以不同血缘的聚落组成，体现了以聚落为单位的地缘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进一步复杂化和严密化，因此具有早期国家的性质。“聚落明显的集中化，反映出当地小区组织的形成，这一过程与当地村落之间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有关。大型聚落及由此而产生的聚落等级化，显示到红山文化晚期某种程度的社会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已开始出现。”与聚落分化相适应，形成多级公共权力，出现“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这种日益密切的社会组织形式，需要在众多的“聚”“邑”“都”之间通过道路建立联系，形成更高形式的文明共同体。 交通对社会组织、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具有联系、整合作用。随着社会组织结构完善和功能的增加，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军事、宗教活动造成大量的人群与物资流动，道路成为社会运行与控制的必要条件。中心聚落要对次一级聚落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除了依靠宗教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基于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以及社会生活中各种职业的互相服务、互相补充。而上述种种控制与运行，又必须借助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来实现。尤其在车、舟发明和马、牛驯化用于交通和运输之后，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对专门化特定道路的依赖变得非常突出，道路就成为联系社会组织的不可或缺的网络，成为社会控制与运行的必要条件。 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以骨干道路为主的内外交通廊道。这可从五个方面来说明。（1）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范围的重叠和文化的连续性有利于道路的固定化。辽西考古学文化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地域范围上重叠，文化内涵具有相对延续性，有利于道路的开辟和沿用。而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核心区域的重叠，则反映主要道路的固定性。（2）聚落遗址沿河分布与道路走向相一致。聚落选择“缘水而居”，部落群在文化上的共同性，是由各聚落间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史前文化之间联系的背后，一定是不同聚落共同体人们的交往。文化圈的形成和交互作用的出现，不能不考虑人们因沿河而居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交往上的便利。”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聚落遗址主要集中在河流的沿岸和干、支流之间的地带。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大多位于今大凌河、老哈河及其支流近旁，集结成群，呈现出沿河一线排列的态势，两条大河的汇流处分布尤为密集，体现了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居住的选址原则。道路走向基本依河流走向沿河谷延伸，如孟克河份子地红山文化遗址群10余个群体分布在河谷两岸台地上，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4公里，遗址之间距离平均1公里。牤牛河上源红山文化遗址群可分为11个群体，有遗址点69个，平均10公里一处。（3）聚落遗址的使用时间长，道路较为固定。定居是道路开辟的基础，长期定居某地有利于道路固定化。在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利用型经济时代，人们依据资源的变化而迁移性很大，聚落经常变更，使用时间一般不长，道路处于不固定状态。到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型经济时代，人们依赖于农耕，更加固着于土地上，因此聚落使用延续时间长，道路固定化。红山文化中晚期，原始农业在各种生业中日益重要，人口增加，聚落更加稳定，持续使用，各种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道路的固定化。据敖汉旗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统计，红山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期在60—120年的占89%，在130—183年的占7.1%，在195—244年的占0.7%。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使用表现为前后长期沿用，较为稳定。（4）道路的高程区域。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以海拔400—600米的丘陵地带最为集中，多数聚落与河流、沟谷距离小于1000米，这反映了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400—600米高程区的近河坡地便于汲水又防洪避害，适宜农耕。“在水源条件的基础上，随着聚落的出现傍河地带逐渐形成道路，道路又加大了聚落环境选择对400—600米高程区的趋向性。”各级聚落与主干道相连，形成内部交通网络。（5）传说时代的交通工具的发明。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大体与五帝时代前期相对应，属于黄帝文化区。传说黄帝开路、发明交通工具，远古记忆因子的流传反映了当时的交通状况。 红山文化时期，辽西走廊已见雏形，道路交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强化了社会控制。在红山文化内部，出现了宗教、文化和政治中心区域，“牛河梁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文明起源过程与交通由“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再向“社会交通”演变相伴生，道路与文明起源相互促进。辽西走廊对红山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实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速了辽西地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进程并最早放射出文明的曙光。 辽西地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对中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红山文化，其很多文化因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红山文化中如玉文化、龙崇拜、日崇拜、坛冢庙祭祀制度等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元素，并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一直得以延续。有学者对红山文化与殷商文化因素诸如宗教祭祀、玉器造型、女性崇拜、骨骼人种等进行了比较，认为商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商先文化的源头，应是广被于幽燕之域的红山文化。只有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才能看到商先传说的踪影和商殷文化的本源。”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源头，而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 三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 “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民族走廊既是地理通道，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民族走廊的这种地理特征和民族、文化多元性有助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交流与碰撞，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辽西走廊同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一样，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辽西走廊是多民族的起源地和迁徙聚居地，具有鲜明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特征，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和活动于辽西走廊所在的辽西地区的古代民族（部族）众多，主要有古商族、古燕族、孤竹、箕、肃慎、伊虑、屠何、山戎、东胡、俞、契丹等。（1）商人先祖起源于东北，南迁北徙演为殷商与东夷。翦伯赞（1898—1968）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业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换言之，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其北徙者'巢山处海’，世称东夷；其南徙者'渐居中土’，世谓殷商。其实,东夷与殷商，实为同一种族的分支。”商人先祖起源于东北西南部和河北北部，这一地区正是辽西地域；与这一地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2）古燕族属于东夷族支系，很早就居住于燕山南北地区。古燕族与商族源相同，是商的重要方国，为商镇守东北。（3）孤竹亦作“觚竹”“竹氏”，“竹”之本义应是氏族名或国名，孤竹与殷商为同族源，至迟在商初年已被封为子姓方国，活动在辽西地区。（4）箕，甲骨文作，也是一个古老的氏族，与商是同族。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方鼎有“侯亚”铭文，“在已出土的箕族器中，北洞方鼎时代最早，因此辽西一带至少是箕族早期主要居地之一”。可见，箕作为商的同姓方国很早就存在。（5）肃慎，属于东北夷，原居于燕山以北辽西一带，与商先祖相邻而居,“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与古燕亳为邻，相去不远。（6）伊虑，是商周时期居住在辽西地区的古族，它与肃慎有着密切关系。（7）屠何，辽西古部族，居住在锦州女儿河流域。（8）山戎，“亦东北夷”。唐人孔颖达认为，“戎是山间之民”，故称之为山戎。山戎居地大体在冀北辽西地区，至春秋时，山戎强大，令支、孤竹“为其与国”。（9）东胡，很早就活动于辽西地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紫蒙之野在“柳城西北紫蒙川”，即今老哈河流域。东胡文化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10）俞即渝人，居住在渝水流域，属于“东北夷”。孙进己认为，俞人当在“今牤牛河及大凌河下游”一带。俞人也称“郁人”，郭沫若认为，其地望在今大凌河流域喀左一带。（11）契丹，其先祖居住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两河流域之间，后来演化为契丹古八部。 历史上，辽西走廊也是众多民族（部族）的迁徙聚居地，东胡族系、濊貊族系、肃慎族系和华夏族系在此迁徙聚居，如汉族、乌桓、鲜卑、库莫奚、靺鞨、粟特、女真、蒙古、满洲、锡伯等。辽西走廊一直发挥着民族迁徙往来的廊道作用，众多民族在辽西走廊留下了历史与文化积淀。商周时期的古族、古国通过辽西走廊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奠定了幽燕文明的基础。战国秦汉时期，辽西地区成为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农耕与游牧民族在这里对峙、融合。魏晋时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和段部占据了整个辽西，尤其是慕容鲜卑，建立了前燕、后燕和北燕政权。“三燕”时期，辽西走廊成为鲜卑、契丹、扶余、高丽、汉族等多民族汇聚之地，慕容鲜卑“渐慕华风”，与汉族不断融合。隋唐时期，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辽西走廊的交汇之所，“其实唐代东北的营州也同西北的敦煌一样，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汇聚，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辽西走廊分布着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突厥、粟特和杂胡等，一度呈现胡化倾向。辽金元明清时期，北方、东北少数民族通过辽西走廊不断南下，形成一次次朔方冲击波。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民族之间以及北方诸民族之间不断碰撞融合，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民族迁徙、融合，形成了近代以来辽西走廊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辽西走廊是最活跃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这一“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古代中国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形成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这便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多元一体化进程。每一次民族融合，都促进了国家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 民族迁徙必然带来文化传播与交流，从而形成文化互动，推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我们知道，辽西走廊是不同文化区的连接通道，它沟通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和渔猎文化，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北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辽西古文化与周边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相互传播、交流。在辽西走廊，红山文化以“龙”为图腾，仰韶文化以“花”为图腾。这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在辽西大凌河上游相遇、交融，产生了新的文化—政治群体。在凌源牛河梁和阜新县胡头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筒形器，均以龙纹和玫瑰花纹相结合的图案为主要特征，反映了辽西走廊多元文化的结合。苏秉琦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对此，考古专家郭大顺补充道：“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这一成功结合，却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群体间的结合，是东北地区渔猎文化吸收农耕文化先进因素的结果……所以，这一南北不同文化间的结合，不仅是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原动力，而且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如果这是东北渔猎文化区吸收中原农耕文化区先进因素的结果，那么对渔猎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作用，就应予以重新估计。”小河沿文化时期，陶器纹饰因受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由之字纹转变为中原盛行的绳纹。从辽西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看，本地铸造的器物既有商文化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体现了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从出土的青铜短剑看，其传播路线是辽西→辽东→朝鲜半岛，“如果说辽西是中原人从陆地来的第一站，而辽东郡是从山东海路及陆路迁来的第二站，而真番、乐浪是从辽东继续东迁的第三站，也就是中原人迁来东北的第三个故乡”。显然，这是以辽西走廊为基础实现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由冲突到认同，无疑体现了文化的结合与再造。辽西走廊作为民族/文化廊道，把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交流、融汇，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奠定了基础。 秦汉以后，辽西走廊一直是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独特区域，不同民族以自己的文化特色塑造着辽西走廊的文化面貌。秦汉时期，乌桓、鲜卑人居于塞内外，他们学习汉人的制度和文字，掌握锻铁、酿酒技术，日渐与汉人同化。“三燕”时期，慕容鲜卑，“渐慕诸夏之风”“法制同于上国”；同时，也以“步摇冠”等民族特色冠饰影响着汉族服饰文化。这一时期，佛教也通过辽西走廊传入辽西，朝阳龙翔佛寺是东北第一座佛寺；之后，又通过辽西走廊传入朝鲜半岛及东北腹地。隋唐时期，辽西走廊除营州外，呈现一片“胡风”。幽州长城之外为奚族聚居区，故古北口又称“奚关”，奚人的“奚车”“奚琴”最具特色，为汉人所喜欢。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真实地反映了唐代辽西地区民族杂居和“胡”化为主的文化倾向。辽金元明清时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激荡、融汇。契丹人大规模吸收学习汉文化，“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兼容。东丹王耶律倍（899—937）在闾山建读书堂，购置中原典籍，学习汉文化。通过辽西走廊，契丹文化传入中原，尤其是契丹人的音乐颇受汉人的喜欢，“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士大夫亦皆歌之”；契丹的物品如“番笛”“番刀”在市场上出售，“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可见契丹器物受到人们的喜爱。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化，设立译经所,把《尚书》《孝经》《论语》《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翻译成女真文，“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女真“燕饮音乐，皆习汉风”，其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加速了国家认同，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再度形成。“当元代统治者来到中原时，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契丹人、奚人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民族特征，与汉人已没有多大差别，几百万女真人也把中原认作自己的故乡了。因此，元代统治者不再区分汉、女真、契丹、奚等民族，一律称之为汉人。至此，金代的民族融合宣告完成。”明清时期，辽西走廊蒙古族、满族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蒙古族、满族在生产、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普遍汉化。如蒙古族在居住上由“韦鞲毡幕御风雨”到“荒略渐开知室处”，在饮食文化上“肉食酪浆易旧俗，刀耕火种期嘉禾”，在语言文字上“有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等；另一方面，汉族也“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在很大程度上受蒙古族文化影响。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以其独特的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反复构建着辽西走廊文化。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民族都对“中国多元一体”“中国”认同意识的形成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不同民族，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正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均具有'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得他们分别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的一个远源或近源，都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认识辽西走廊的历史作用时，还应注意到辽西走廊的地理和文化延伸意义。辽西古廊道的进一步延伸，使其成为连接农耕与游牧、内陆与边疆、中国与世界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边疆控制，其中开通道路、设置驿站，保证交通、信息畅通即是其一。在东北亚交通体系中，辽西走廊最为根本。战国秦汉时期，东北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实现国家、疆域一体化，唐代营州道与渤海朝贡道相接，实现对东北民族的控制。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向东北与以开原“丝关”为枢纽的丝路连接，向北进入“海西东水陆城站”路，直达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境内；向西进入蒙古“兀良哈”部，与草原丝绸之路衔接；向东与朝鲜的“朝贡道”相连，“贡道由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以辽西走廊为骨干，构成了支撑古代东北亚藩属朝贡体系的交通网络。明朝为控御东北边疆，开辟“海西东水陆城站”路，直达奴儿干都司。沿线设置驿站和卫所，保证道路畅通，具有鲜明的“国家走廊”的性质。沿此道路，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土著民族通过“以时朝贡”方式纳入中国的“藩属”体系。从历史看，这是辽西走廊的延伸，从辽西走廊到“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体现了国家边疆控制。“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悉境来附”，皆为藩属，“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奴儿干、乞里迷等处女真头目“来朝贡方物”，接受中原政权的赏赐册封，承认政治统辖关系，“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其地则纳入中国“疆域”版图范围之内，其民成为统一国家中的一员，纳入东北边疆防御体系及王朝政治体系。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与民族走廊密不可分。如同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将民族地区和中原紧密联系起来一样，“辽西走廊”在东北与中原的民族、文化交流上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辽西走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及心理认同，由“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防，到“华夷同源”“车书一家”“胡越一家”的多元文化认同，从而形成文化的一致性，进而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大一统”。民族走廊在统一国家构建、民族认同和区域社会整合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多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汇，使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内聚的吸附力，形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从地理看，是四周向中心的聚合；从民族看，是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从文化看，是多元文化的凝聚。“最初的中国”自其肇始就是民族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 辽西走廊是族群迁徙、文化传播、经贸交流和边疆控制等重要廊道，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不断重构及多元一体化特征等都可以从辽西走廊显现出来。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WW2016002）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2期第239—25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wptian@”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投稿，请将电子版发到“ias.scq@”信箱；如果还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2018-contents/ 《南国学术》2018年分栏总目录 (括弧内数字，前为期数，后为页码) 主办：澳门大学 ·前沿聚焦· ◇ 余潇枫 浙江大学 教授 和合主义:“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1·4) ◇ 高小康 南京大学 教授 多元文化：景观·共享·互享(1·12) ◇ 夏德元 上海理工大学 教授 知识的数字化传播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重构(1·23) ◇ 杨虎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发展型国家”视域下的中国镜像 ——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发展型国家(2·180） ◇ 樊 浩 东南大学 教授 伦理道德的“形态”理念与“形态学”理论(2·196） ◇蔡恒进/张祥龙/黄裕生 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 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的理性、道德与信仰(3·356) ◇ 崔 平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仁说”传统的方法论迷失 ——管窥中国儒学的四种无意识(3·366) ◇[美]阿诺德·柏林特 长岛大学 教授 “美”被颠覆 ——消费文化对审美感知力的强行征用(3·376) ◇ 赵 玉 济南大学 教授 “美”的救赎 ——为何与如何“恰当审美”(3·382) ◇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4·532) ◇晏 辉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哲学基础(4·541) ◇童 星 南京大学 教授 “灾害”研究的四个关键概念 ——多学科透视下的公共政策意涵(4·552) ·时代问题论争· ◇ 张建军 南京大学 教授 再论“广义逻辑悖论”的基本构成要素 ——兼答陈波、王天思教授(1·32) ◇ 小 田 苏州大学 教授 对“历史人类学”及其问题的检讨(1·48) ◇ 王天思 上海大学 教授 关于悖论的基本构成 ——兼与张建军教授商讨(3·416) ◇ 张 俊 湖南大学 教授 儒耶终极信仰该如何比较 ——与谢文郁教授商榷(3·429） ◇ 谢文郁 山东大学 教授 情感对象是在情感中被界定的 ——对张俊教授商榷文章的回应(3·446） ·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 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甲骨文“徒”字说 ——关于商代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一个考察(1·58) ◇ 李 凭 澳门大学 教授 隐蔽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精神世界 ——北魏常太后与代王夫人的思想契合(1·68） ◇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从《知新报》看上海与澳门之间的信息走廊(1·75) ◇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 晚清“三集团”大员与北南洋的“两职一体” ——从制度与实际两个层面体现的权力格局审视(1·86) ◇ 崔向东 渤海大学 教授 “辽西走廊”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2·239) ◇ 胡发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从“尽亲戚”到“礼新亲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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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期”“四期”说的驳议(2·284) ◇陈 新 浙江大学 教授 制造“断裂”与建构“连续” ——史学家预设的历史叙事单元(2·302) ◇ 林 岗 中山大学 教授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革命”话语演变(2·312) ◇董乃斌 上海大学 教授 《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 ——《诗经》研读笔记之一(3·486) ◇ 龚 隽 中山大学 教授 中古禅学思想史中的《维摩经》(3·503) ◇ 王晓华 深圳大学 教授 重构生态文化中的“身体学”(3·518) ◇ 陈嘉明 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 特聘教授 自然主义与形上学 ——孔子哲学与孟子哲学之不同(4·652)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事”与“理” ——由“事”而思“理”(4·660) ◇ 洪汉鼎 山东大学 特聘教授 诠释学与传统继承问题 ——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讲起(4·672) ·域外传真· ◇ 陈晓律 南京大学 教授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兼论制度性拖累的化解之道(1·131) ◇ 林闽钢 南京大学 教授 如何面对贫困和消除贫困 ——贫困视角及其政策转换的社会历程(1·148） ·汉语新文学研究· ◇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 论莫言文学世界的生态维度(1·156) ◇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高行健戏剧实验的世界性意义(1·166) ·独家评论· 批评与回应：“人本伦理学”争鸣(2·322) ◇ 江 畅 湖北大学 教授 道德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吗？ ——就“道德工具论”与韩东屏教授商榷(2·324) ◇ 陈 真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伦理学如何研究才能以人为本？ ——《人本伦理学》失误举要(3·327) ◇ 陈泽环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道德不仅仅是人的创造物 ——《人本伦理学》的哲学缺陷(2·330) ◇ 阎孟伟 南开大学 教授 对《人本伦理学》的三个质疑(3·333) ◇ 鲁 鹏 山东大学 教授 “人本伦理学”在阐释、论证方面存在的缺陷(2·336) ◇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对批评“人本伦理学”的答辩(3·339) ◇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物化：从“承认的遗忘”到“错误承认”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的霍耐特物化分析(4·690) ·信息速递·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 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 2017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345) ◇ 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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