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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茧成蝶 ——节选自《躬身》第二章 任林举 文 尼巴和江车两村深陷于相互仇视和械斗的那些年，人们并没有心思留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和衣着以及生活环境。两个村子就像两个不懂事的顽童，为了争夺一幅心爱的图画厮打到一处，打得头破血流，滚得满身满脸泥污。伤都顾不过来，痛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和心情洗去脸上的泥污？ 60年间，一批接一批干部陆续进入尼江两村，尝试给尼江两村治治“病”，虽然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尼江之病”总是得不到根治。而俞成辉悄悄来到尼巴和江车调查之后，回来却一个人杵着下巴久久发呆，一脸悲戚之色，喃喃地说：“几十年来，他们被仇恨之茧紧紧地捆绑在黑暗之中，见不得生活的光亮，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不得解脱，耗尽了所有的情感、希望、快乐和资源而不自知。” 那些天，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几个问题：我和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面对他们的苦难我应该做点什么？假如他们是一些陷入梦魇的人或溺水的人，我有没有责任、要不要把他们从噩梦中唤醒或从水中救起？要以哪种角度介入或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有效施救？那时，他还是甘南州的州委副书记，刚从甘肃省信访局局长的任上过来不久。虽然岗位变了，但他的心性却没有变。说到心性，并不是说这两个岗位变换之后，他的心性没变，其实从步入工作岗位以来，他的心性一直都没有变。他的心，始终愿意记挂那些由于自身或其他原因而深陷人生泥淖的可怜人。 凡去过车巴沟的人，无不为车巴沟的美景所折服，所震撼。 由沟口向纵深处徐行，你会发现，随着脚步和目光展开的，似乎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山水，而是哪一个绘画巨匠挖空心思精心描绘出的一幅画卷。沿河谷蜿蜒伸展的河水与道路，河谷两侧的山岩和树木，间杂的树丛和茂密的草场，绿色的草原和觅食的牛羊，山间各种景物之间的搭配、组合，似随意摆放，又胜过精心雕琢。200年前，曾有一个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扯着高原美丽的尾巴，徒步沿着这道山谷走过一次，至今，河谷两厢的石壁间还回荡着他由衷的赞叹。 好一处世外桃源、神仙美地！ 只可惜世间的事情从来难臻完美。所谓的神仙之地，无不是祥云缭绕、山岩奇绝的险峻之处。美则美矣，却容不得凡人驻足、栖身，也兼容不下纷纷扰扰的人间烟火。通常情况，这样的地方，这等境界，基本只能住下一两个神仙，最多不会超过八个。即便是不食人间烟火且觉悟很高的神仙，一多起来也容易起纷争。神仙多到八个的时候，聚会就不便在高山上了，要去大海之上，那里更加宽敞，也更便于施展。 谷底的河叫车巴河，是洮河的重要支流；路，叫江迭路，也是连接甘、川、藏三地的重要观景路。虽然曲曲弯弯颠簸不平，每年却有差不多十万过往车辆通过。这条路上接迭部的扎尕那、若尔盖大草原和九寨沟，下通卓尼县城、临潭和合作。到了这里，就已经到了甘南与川西的交融之地，地势复杂，人烟渐稀，山水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原始性和神秘性。 沿途车行半个小时后，便可见一个很大的村子出现在路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尼巴村，在尼巴乡仅有的四个行政村里，尼巴村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村了。全村共有近300户人家，两千多名藏族居民。“尼巴”藏语意为“阳坡”。 相传，在川西北草原上，居住一个半神半人的英雄家族，为了寻找新的家园，翻山越岭，沿着一条小溪顺流而下，当他们经过现在的尼巴村时被当地的美景所吸引，便扎了根，世代定居于此。到底是神仙之家，善于掌握和利用天地、山水间运行的规律，也善于抢占对自己最有利的地形、地势。村寨的建设很有讲究，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向阳而居，白天阳光明媚，夜晚北风不侵。清澈的车巴河穿村逶迤而过，村寨前几行错落有致的嘛呢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把美好的祝福传递给涓涓河水。河水绕了一个弯，从村寨的南侧左转，又把和平、吉祥的愿望载往下游……据可查可考的文字记载，这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传统村落，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13年，尼巴村正式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定为中国传统村落，成为甘南州唯一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寨。 沿车巴河前行，出村，左转，就直奔江车村而去。转过一座山，远远就能望见坐落在河边的另一个村寨，那就是传说中的江车村。离江车村村头不远的山坡上，隐约还能看到一处废墟，仅凭直觉已经没有人能看得出从前那是一个什么建筑了。据熟悉两村历史的人说，20多年前那东西还存在着，那是两个村庄的人现在都羞于提及的东西——一座用于对付“敌人”，也就是尼巴村的碉堡。 相对于尼巴村，江车村的规模要小一些，共270多户1400多口人。江车村的历史和尼巴村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或许建村稍晚一些。虽然距离上相隔不远，且在河流的下游，好像江车的水比尼巴的水更神奇。江车历来出美人，这一点连曾经的死对头尼巴人也不得不承认。江车村的男人多面部棱角分明、高大英俊；江车村的女人多窈窕妩媚、婀娜多姿。人漂亮、爱美，房子建得也讲究，村子里的很多房屋都堪称中国乡土民居建筑中的奇葩。除了建筑，还有艺术，江车村业余南木特藏戏团，自1978年成立至今，排练并演出了多部深受广大藏族同胞喜爱的藏戏，先后在州内各县演出达200多场次。  江车村也有自己的传说，据说江车村人的先祖属于当时的吐蕃王赤热巴坚统辖西藏觉摩隆部落，因为经商，曾有部分族民组成一支商队从堆隆羊巴井出发，用牦牛驮着商品向东走。商队经过几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景色秀美的阿尼华干山麓的尕日玉多(就在车巴沟上游)，牛困人乏，不想再继续走下去，眼见这山清水秀的无人区是一个发展畜牧业的好地方，干脆一横心就定居下来。600年后，他们的后裔继续沿河而下，迁移至现在江车村，过起了半定居式牧民生活。“江车”在藏语里就是“外来的”意思。 故事讲到当代的时候，就不再是传说，而是人们隐隐约约的记忆。 据两个村庄的老人们回忆，起初两村人是亲密的亲戚加朋友关系。当江车人从上游迁来的时候，是尼巴人慷慨大方地将自己的草山拿出来与江车人分享、共牧，并允许他们在河流下游不远处立村定居。如胶似漆的岁月谁也说不清延续了多少年。在这种地广人稀的高原上，有一个相邻的村落和部族，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两村可以互通有无，往来走动，满足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排解孤独寂寞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广泛的基因交流，避免部族内近亲婚姻造成人口素质和智力的下降。实际上，两村人历史上也多有往来和联姻，彼此间都真诚地需要过对方，也得到过对方的给予和帮助。 只是人们走着走着，就把目光垂下来，只看到脚前的方寸之地，忘记了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是怎么走过的，也忘记了抬起头看看前方的路应该怎么走。人只顾眼前时，心胸和境界也就随之变小。细小的得失看得清，算得细，较得真，斗得狠，就会把大的成败扔在脑后，或置之度外。另外，自古“恩”“怨”总是相伴相生的孪生姐妹，没有那么多的恩，也就没有那么深的怨。按理说，恩应当能化解后来的怨，可事实总令人大失所望，结果是恩有多深怨就有多大。这是人性中很糟糕的弱点。 江车村和尼巴村的恩怨、纷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随着两村人口的膨胀，牛羊的大量增加，原来的草山就显得紧张了，并且越来越紧张。这个时候，就有了谁应该让着谁的问题。 “你说应该谁让谁？你们今天居住的村庄都是我们前辈给你们的！”尼巴人当然理直气壮。 “那都是哪辈子的事情啦？800年前，这里还空无一人呢。草山本是国家的，谁使用就应该算谁的！”江车人也毫不示弱。 新中国成立后，江车村和尼巴村的问题，本应该来一个清算和了结。可能因为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多问题都很敏感，不敢轻易触碰吧，久而久之就拖成了历史问题。 问题一直拖到1958年，两村又发生了一些矛盾。进入了激烈对峙和冲突状态。鉴于当时车巴沟的复杂情况，卓尼县专门派驻了一支武装工作队，长年驻扎在车巴沟维持秩序，解决冲突，一直驻到1978年。 1963年人民公社时期，尼巴村和江车村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商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于是，产生了草山争议方面的第一份协议，首次实行了两村分牧，这样的放牧形式一直维持到了包产到户时期。 1980年8月，国家的土地使用政策再次发生变化，两村又把历史问题拿到桌面上进行争论。经双方谈判，依据历史习惯，产生了《卓尼县尼巴·江车草山协议书》，江车村承认所争议的草山的自主权属尼巴村，江车村从1980年起每年给尼巴村交纳草山使用费。 草山使用权分到个人手里后，人们对使用权就更加重视，也更加计较。1983年3月，两村又因为草山的使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县政府批复了车巴沟草山调解委员会拟定的《尼巴·江车草山纠纷调解裁决书》，再次明确了草山所属权归尼巴村所有，江车村使用草山要向尼巴村交纳草山费，双方草山使用界线仍按1958年前的惯例进行共牧。 1986年8月，纷争再起，两村村民打到了一处。在州、县、乡派驻工作组调查研究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卓尼县人民政府做出了《关于对尼巴·江车两村草山纠纷的补充处理决定》，明确要求维护1983年3月县政府批复的裁决书，并进一步细化了共牧区域。 其间，两村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不断，村民的火气越来越大，由争议升级为激烈冲突，由不平升级为愤怒。 1995年10月18日，两村长期酝酿的愤怒情绪，以个别村民的不友好行为为导火索，暴发为流血事件。两村的民众又在仇恨、伤亡和动乱的阴影下，满腔仇恨并心惊胆战地度过了17年苦难的时光，空负了天赐的一片神仙佳境。 从1997年到2017年一直在车巴沟乡工作的杨世栋，几乎见证了江车和尼巴两村激烈冲突的全过程。提起往事，他立即神情索然，哀叹连连：“对我来说，那也是噩梦般的20年。” 杨世栋站在江车村外、巴河转弯处的小桥上，向远处的山坡一指，刚刚说出了“就在……”两个字，就骤然中断。也许他是因为情绪激动而无法把话说下去，也许是某个激烈的场景突然闪现让他又一次感到不知所措。稍稍停顿一下，他还是把话说了下去。 1995年10月18日江车和尼巴两个村子第一次发生流血事件时，他还没有来到车巴沟乡工作。那次大规模械斗的场景和细节，都是他过后全面了解情况时从村民口中断续听到的。一个个回放的画面拼接到一起时，便是一个完整的场面，那场面常常让他感觉惊恐，仿佛他曾亲临现场。那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后来就成了他思维和情感通道里的一个巨大“结子”或疤痕，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都会像车轮遇到石块一样，“咯噔”卡那么一下。他20年人生的基层工作经历，就是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的。它就像提前埋伏到那里的宿命，刚好在两年后他辗转赶来时与他在命运的轨道上会合。 “就在那个山坡上。”杨世栋伸出的手并没有收回来，接着说了下去。 江车村200余众，尼巴村300余众，像两股黑色的水流，逆着绿色的山岗迅速向坡顶聚合。千差万别的意愿和意志如今都被一种无意识的意志裹挟着，奔向了一个无法左右和更改的方向。在人流巨大惯性的冲击下，本来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是非善恶判断的人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个被动作胁迫的行尸走肉。 械斗进行到傍晚的时候，闻讯赶来劝架的邻村100多名村民，用木棒把江车、尼巴两村缠斗在一处的人强行驱散。稍晚，去县里汇报的乡干部领着公安干警也赶到了械斗现场，并按例进行了现场勘查、拍照、验尸、记录……清点战场，江车村4人死，伤若干；尼巴村无死亡，伤若干。 第二天，在同一个地点，两村又一次集兵开战。因为在前一天的打斗中江车村吃了大亏，心有不甘，第二天改变策略，致尼巴村2人死，己方无伤。 按照当地藏族的规矩，人死后，都要在家里停尸7日。在这7天里，不但要花钱请寺庙里的喇嘛或活佛来念经超度亡灵，村里以及相邻村子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等，只要有些来往的都要来帮助念玛尼。程序走完，亡灵安妥，再将死者进行吉祥天葬。但在两村打斗中死去的村民不能享受这些待遇，只能在作为战场的草山山坡就地烧掉。停战之后，两村人都变得垂头丧气，暂时把草山之争搁置一边，各自忙着将自己村子的死人烧掉。处理后事时，两村也是各占山坡的一边，像亡者生前对阵时一样。大约担心这些亡灵死后只能在山间游荡、布撒冤气，所以，死者家属和亲友们的哭声显得特别凄惨。 一场争斗之后，原来想解决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却白白地搭上了6条人命。各种程度、各种状态的伤者就不要细说了，不管怎样，还有一条命在呢。所有肉体上的伤口都痊愈有日，唯有死去的人给活着、有知的人心灵留下的黑洞，永远不能弥合。 父亲在那场械斗中死去的时候，尕玛达杰刚满20岁。天塌地陷的打击和疼痛过后，他只能暂时把满心的悲伤和关于父亲的记忆打一个包，放在心的角落里。然后，一点点抬起头、直起腰、挺起胸，面对必须由自己面对的现实。不论如何，日子终归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家里只剩下母亲、妹妹和一个年幼的弟弟，一切都落在了他的肩头。嘴巴上的胡须还没有长出来，就要像成年人一样担起家中和村里的一切义务。 父亲去世后，村子里拿出一点钱，象征性地进行了些补偿，有的人还对他说：“你要以你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英雄，坚持草山斗争。你也不小了，以后要积极参加村里的活动和斗争，为你死去的父亲报仇……” 那时尕玛达杰还小，他也认为父亲是一个为大家利益而牺牲的英雄，所以他每年上山去悼念父亲时都忍住心里的难过，不让眼泪流下来。他要让长眠地下的父亲看到他的儿子是有出息的，和他一样有英雄气概。 想起父亲死后那个悲惨的样子，尕玛达杰的心头有时还是会蹿起无名的怒火，但奇怪的是竟然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这怒火应该烧向哪里。就如公安局的人来了几趟都找不到杀害父亲的凶手究竟是谁一样，他也不知道要向谁来报这个仇。那就痛恨尼巴村所有的人吧！可有时又觉得也不太对劲，因为尼巴村也有那么多人死伤，看他们的样子也挺可怜。有一天，他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尼巴村的小女孩，本想趁大人不在场时揍她一顿出出心头的恶气，可是看她的眼神，怯怯的，柔柔的，他的心就软了下来。想想还是算了，成人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伤害她干吗？ 江车和尼巴两个村子之间好像仇恨越来越深。为了保证自己村子的草场不被对方侵占，每年春天搬牧的时候，两村都要集兵，约定的日子一到，两边的队伍先集结在边界线上，如果对方稍有不规范的举动或语言，两个村子就会打起来。在最敏感的草场，两村平时都有执勤的人，随时保护自己村子的草山和村民，也随时可能发生冲突造成人员死伤。 村上的几个组织发动什么集体打斗和暗杀行动，都喊着要为死者报仇，可是尕玛达杰越来越觉得那些事情和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了。自己家的30头牦牛每天由母亲和妹妹照看着，似乎随便找一个山坡放一下，就能养活，也用不着豁出命来去争草场，反倒是那些有钱有势却不用参战的人家，动不动就几百头牛、几千只羊的，需要很大很大的草场。再看看自己家的日子，似乎比父亲去世时更破败了，要房没房，要钱没钱，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真不知自己天天在外打打杀杀是为了什么。父亲去世后母亲过日子的心气一下子就泄掉了，屋子脏得和羊圈一样，也懒得收拾，表面上一家人还是在过日子，可他和母亲都心照不宣，是因为还有两个小娃娃，没有办法不把日子过下去。 每次随其他人一起行动，打死了对方的人或把自己村子的死人抬回来埋掉，他都觉得人活着挺没有意思的，好好的人说死就死去，悄无声息，毫无意义。死了人的一方，内心既悲痛，又觉得窝囊、没有颜面；把人打死的人，也是天天提心吊胆，这么多的人能白白死掉吗？早晚都会有人找上门来算账的，杀了人也是要遭报应的。平时父母和庙里的僧人们总是说要积德行善，连踩死一只蚂蚁，抓了河里的一条鱼都被人骂个狗血喷头，或暗暗诅咒，可村里每年都在发生死人的事情咋就没有人管，没有人制止呢？这整天打打杀杀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天天盼着这种生活状态赶紧结束下来。 天渐晚，夜色如墨，从四面八方把车巴沟掩埋在黑暗之中。举目已经望不到四面的山，更看不到远处或近处的人影。这样的夜晚是安静、宁和的，也是蕴藏着巨大危险的，不知道突然在哪一个时刻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可怕声响。在这样的夜色里，一个妇女孤零零逗留在村头是反常的，也是令人担忧的。 沉浸在沮丧之中的丹朱草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但村子里和家里的人此时为寻找她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村里的人和家人找到她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话语从她两耳同时涌了进来。 但那天到底是哪些人说的，都是怎么说的，这么多年过去她已经完全记不清了。隐隐约约地，那些话的主要意思她算是记住了，大意是人伤了可以慢慢养好，人死了也有人再生出来，可是草山就那么一块，丢了却永远也回不来了。当时，她也弄不清他们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她，还是为了教训她。但从那以后，虽然她心里偶尔还会感到不安，但似乎也认识了一种逻辑。 对于这样的逻辑，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它在车巴沟这地方究竟能推演出什么结果，后来担任了车巴沟乡党委书记的杨世栋最有感触，也最有发言权。只要提起这个逻辑，他就会把头使劲地摇上三摇。在他表述非常明确的肢体语言里，谁都能读懂，那逻辑是有毒的。那逻辑，看起来就像厄里斯女神的金苹果一样漂亮，也像厄里斯女神的金苹果一样有毒。正是为了这丸漂亮的毒药，江车村和尼巴村打了17年的战争，比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战争还要持久。 在这17年间，杨世栋虽然像盐碱地里长出的一棵顽强的碱蓬草，从一个普通干部成长为乡党委书记，但终究还是没有体验到事业有成和价值实现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光荣感。他曾给那时的自己画了一张生动的画像——就是一个暴风雪中的撞钟人，无可奈何地日日 坚守。 17年里，没有事情他不敢轻易去尼江中任何一个村子，去了江车村，尼巴村的人认为你偏向了江车村；去了尼巴村，江车村又认为你和尼巴村伙穿了一条裤子。即便两村出了事情，他不得不战战兢兢赶到现场，也知道自己的作用，就是让两个村的村民臭骂一顿，发泄一下情绪消消气。 关键时刻，江车和尼巴二村的群众都会向他索要破解这个毒丸的解药；上边的领导也向他这个强撑的基层领导索要一个和平与宁静的结果。可是他很清楚，这个结果如果能轻易得来，早就来了，哪能拖到今天？在他的心里，那个无数人日夜期盼的结果，并不亚于石头开花。 这些年置身尼江，他深知尼江问题的复杂性，他也曾在州、县两级领导的指导下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过：“尼江问题”的成因，几条线索也基本摸得很清晰，但需要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时才发现，几方面的原因交织到一处时，又相互联动、相互制约、连锁反应，产生了新的问题。这是诸方面问题纠缠到了一处的一团乱麻，不碰感觉不到它的复杂，一碰便发现每一个人、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点，而是几何结构中的一个结，牵动着方方面面。 确切地说，“尼江问题”更像社会肌体上的一个病灶，虽然体积不大，但浸淫深远。这些年，陆续从尼江两村走出的200多名各界各层面的干部，如神经、如血管一样，与两村和两村的问题紧密牵连。气息相通，情感联动，能量互补，尼江两村的得失和疼痒，早已扩展、关联到了州县、省市以及寺院和有藏民居住的地区。与此相应，外界的矛盾和变故也为尼江两村的情绪提供了清晰的依据，对两村的关系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即便是村民个人的一件小事很多的时候都会越乡而县，越县而州，越州而省，越过行政管辖而至宗教领域。如此，两村之间的纠纷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村民纠纷，最初的草山之争也在年深月久的演绎中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利益、意气之争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 令人气恼的是，竟然还有人将尼江各种问题的存在和暂时调解当作制约各级政府和博取个人资本的砝码，阻碍一些根治措施的落实。每到问题面临根本性解决的关键时刻，都会节外生枝地出现意外情况，致使前功尽弃。于是，“尼江之痛”在绵延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缓解又不断发作。 面对一个如此难以处理的病灶，甘南州由州至乡几级政府，历任班子都相继做过清除和医治的努力，有的甚至不遗余力，但由于不得要领，或不能“对症”，或“药力”不逮，终至效果不佳。 至今，多年前一段恐怖的往事，仍如一片不散的阴云笼罩在前来尼江开展工作的干部的心头。 杨景华，是卓尼土司杨积庆的旧部。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为人谦和，敦厚老实，又酷爱军事，所以深得杨积庆的赏识。1933年春，他被任命为尖尼旗的旗长。1935年6月，杨景华被调任卓尼车巴沟旗旗长。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下迭地区时，杨景华奉杨土司之命，一方面派藏兵在花干山驻防，执行“守土自保”的政策，一方面按土司“在红军经过迭部时，不要对抗，对已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峡木桥迅速派人修复，任其顺利通过，更要严防群众从山林中向红军放冷枪。要设法暗中和红军联系，迭部几个仓的粮食，不必转运、窖藏，让红军取食，一切行动，必须高度保密，并严禁群众向外走漏消息”的密令，杨景华遵照土司的命令开仓济粮，援助过路红军。鉴于杨景华忠于职守，能秉公办事，1936年4月被杨土司提升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第二团副团长兼下迭8旗仓官。是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今迭部县境内后，他奉土司之命派人引路，并遵照杨积庆土司的指示，保护了40多名掉队红军。同时还收集了许多红军的钞票，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上交给县政府，赢得了组织上“有政治眼光”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卓尼县副县长。 1958年初，当甘南掀起合作化高潮之际，在卓尼车巴沟地区出现了一些反对合作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谣言。县委和县政府考虑到杨景华在车巴沟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决定派他和县委常委赵生鹏等10多名同志，去车巴沟和区乡干部一起宣传党的政策，做群众工作。3月18日晚，正当他在农户家做思想工作时，突然被房顶通风孔伸出的一支枪射中，子弹从头顶射入，当场牺牲。 卓尼县志是这样描述的：“不幸被匪徒杀害。”其实所谓的匪徒不过是怀有不同意见的村民。然而，由于“匪徒”当时并未获罪伏法，这种无法无天的暴戾之气便在某些村民的心里留存、延宕下来。以致每一个来尼江解决问题的干部都不得不心怀忌惮，时刻担心着从哪一个屋顶上或墙壁后探出一个乌黑的枪口。 这些年，唯一能让杨世栋坚持和坚守下去的理由，是他始终相信，这个死局有一天一定会破掉，这个盖子有一天一定会被揭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苦和愿望，也懂得大多数村民的苦和愿望。人心不可违，国法不可违，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志不可违。 俞成辉第一次去车巴沟是2013年初。 2月的甘南大地，即将走出冬天的笼罩，只是山阴的坡地上还有星星点点未化的残雪。空气中已经丝丝袅袅地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打开车窗虽然还能感觉到刺痛皮肤的寒冷，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说，已经能够捕捉到阳光深处的温暖，正如一个扇动着明亮翅膀的鸟群，由远及近，以不可阻挡之势迎面扑来。 启程之前，他已经对车巴沟的情况做了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对解决江车和尼巴两个村子问题的难度也有过客观的评估。关于两个村子复杂的外部关系以及一些在暗中发挥着推波助澜作用的重点人物，也有了初步的调查了解。至于一些人对自己介入两村问题表示出的轻蔑、反感和抵触，他心里也一清二楚。 这些天他耳边总会时不时地回想起他在州会议室走廊里听到的那句扔给他的话：“他的本事还大着呢！看他咋解决尼江问题？”他原本就没有被这些人的话吓倒，而是当作解决好尼江问题的动力。这些，现在他都不需要去细想，“我到尼江是代表党和政府去工作，相信除了少数心中有鬼和既得利益者，大多数群众将会知道我去要干什么，最终是会欢迎和支持我的，问题会妥善解决的。” 现在，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具体细节的设想上，他在想，这样一些坚持十多年恶斗、至今不肯罢手的人，都长什么样子？三头六臂还是横眉竖眼？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内心和情感又如何？内心的愿望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会提出什么要求？自己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心态出现在他们面前？ 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告诉俞成辉，老百姓的情感、理解力和包容力往往出乎人们的想象。过去很多干部并不真正了解老百姓心理和诉求，动不动就凭借一些表象妄下结论和断言。包括那些长期上访的人，都有一份埋藏在强硬外表下的柔软。很多案例证明，凡是那些表现得刁蛮或纠缠不休的人，往往心中都有大悲、大冤、大苦。 这些年，他把自己亲自处理过的100个在全国挂号的重点信访案件，戏称为“那100块硬骨头”，并做过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在100个缠访户中，有95%以上是合理诉求或部分合理诉求，只有那么几个是真正的无理取闹。但你也不要小看老百姓，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老百姓看干部的眼神刁着呢。只要他和你对视两分钟，就会在短时间内读懂你，你是官架子还是花架子，你是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他们能看出来。只要真诚地对他们，尊重他们，凡事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他们又是最通情达理的。 这些年，有一些干部一提上访事件就头疼，最怕见上访者，可是俞成辉不怕，一个党的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和排忧解难的，不见怎么排忧解难？这些年，不论30年的上访老户，还是20年的、10年的上访户，他都要亲自接访，和老百姓直接对话，几百次、上千次面见上访群众。每一次都是去时面对着如冰的冷脸，出来时身后留下笑容和掌声。再复杂的上访案件没有一件是他拿不下来的。 走到车巴沟沟口时，俞成辉突然想起有人在张口闭口妄谈贵族。俞成辉哑然失笑：你懂什么叫贵族吗？你以为贵族就是有钱有地位，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可以在一些普通人面前仰着头走路？真正的贵族重要的标志就是具有高贵的品质。贵族是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传承积淀下来的性格和品格，它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一种文化，是骨子里、灵魂里的高贵。是对国家、民族和事业的担当，是对天地的敬畏，是对苍生的悲悯，是在困难面前的不屈不挠，是在危险面前的镇定从容，是对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躬身扶掖…… 来之前，他就听说车巴沟这地方很多年干部们都不敢进来。不敢来，一是怕来了解决不了问题没法交代；二是怕有人身危险，怕挨黑枪。这次来车巴沟，州委的人建议他带两个公安干警，以防万一，可是他想了想，除了带一个工作人员，其他人一律没带，并且还特意对县里交代，县里的干部一个也不要陪同。只要求乡里去一个熟悉江车和尼巴两村情况的干部，召集群众、介绍人员，兼做翻译。他要让村民们看看，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他们的。 俞成辉的突然到来，是江车村的村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听说州里来了大领导，要真心解决村里的事情，村里的人都非常高兴。其实，村里的人谁都知道，两个村打打杀杀这么多年，死了那么多的人，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可是，明明知道是一场灾难，就是找不到破解的办法。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心里啥都清楚，就是自己救不了自己，越是挣扎，向下沉得越快、越深。这么多年，都盼望着谁能从岸边伸出一只有力的手来呀！ 电话一打，村部马上聚集了六七十号村民。简单介绍过双方身份之后，俞成辉仔细地观察了站在面前的那些村民代表。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从他们的神情和眼神中，俞成辉读出了深深的苦楚和急切的盼望。有几个人的表情一闪现，他感觉自己的心如电击一样，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不知道怎样的经历，能把一个人的面部神情雕刻成如此状态。这也再一次验证他自己的一个体会：要知道黄连到底有多苦，只有尝过的人才会知道；群众到底有多难，只有设身处地之后才能明白。很多时候，困难群众的心比黄连还要苦，想要体会和解决他们的“心之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摆进去，尝其苦、知其味，懂得群众的急难怨盼，掌握群众的心理心态，这样我们的良心、公心和为民之心就能被充分激活，就能真正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尽管如此，俞成辉也深深知道，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光靠态度，还要靠正确的方法和足够的时间。他对这次见面，是心中有数的，不能定位太高，也不能抱有太多的期待。如果说沉积了60年的尼江问题是一本大书，今天算翻开了第一页；如果说这是一道难解的大题，今天才是解题的第一行算式。一切都需要慢慢来。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个场、见个面、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让群众感觉到党和政府对于解决尼江问题的决心和自己的诚意。同时，也感受一下两村群众的真实情绪和愿望。所以，他的开场听起来倒像是春天里实实在在的一声闷雷，不那么惊天动地，却让有经验的人听出，雨水马上就会来了。 当时的俞成辉刚过五十，面相上还没有如今这样苍老、憔悴。精神饱满、身板挺直，说起话来声音也洪亮，一派血气旺盛的劲头：“我今天来，主要是和大家见个面，认认门，向大家表个态，告诉大家一声，我从省里下来到甘南，重点就是要把尼江的问题解决好。这件事可能会多费周折，但我的决心比事情的难度还大，不把这里的问题解决好，我发誓，坚决不出车巴沟。所以，以后我们还要常来常往，来往多了，我们也就成亲戚了。”因为两个村子的人，特别是老人们，几乎都不会讲普通话，很多人听也听不懂，所以说几句，他就要停下来，让同来的乡党委书记、藏族干部杨世栋翻译一阵子。 室内除了杨世栋的藏语翻译，一片安静。看来，之前所说的两个村的村民围攻、殴打上级干部的事，也是有一定原因和过程的，不可能一开始他们的情绪就那么激烈。 杨世栋翻译结束，俞成辉接着往下说：“事前，我就两个村的情况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利用中午、晚上、双休日的时间多次约见了州县领导、尼巴籍退休老干部，贡巴寺的活佛、僧侣等，广泛听取了大家对尼江问题的看法。当然，仅凭这些还远远不够，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两个村子的群众。今天，我就是要听听大家的心里话，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每个人心里是什么感受，大家心里有什么盼望，如何破解这些问题？今天，我就是来听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感受和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老人组织的牵头人次正，他也是村子里的老干部，20世纪7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虽然这些年尼江两村的事情他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但说起往事的时候仍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拉着俞成辉的手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似乎他心里埋藏有比别人更多的无奈、委屈和悲痛。接下来是资历稍浅，威信、影响稍小一点的老人，然后是死者家属和普通村民，每一个人说起尼江往事，说起这些年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上的苦楚时，都不能自已，大放悲声。说起死去的亲人，有些妇女甚至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痛苦和绝望。面对此情此景，俞成辉不但没有打断和阻止他们有些偏离理性的倾诉，反而任他们把心头之怨、心中之苦、心底之气倾完倒尽，并一同和他们进入情感的共振，听到伤心处也泪水潸然。因为他知道群众这个诉苦、申冤的过程是一个释放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的过程，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年深月久是承受不了的石头，释放出来便是随风散去的气体。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只有认真把握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从中掌握更多事实真相，才能充分了解群众的所怨所盼，才能引起群众的共鸣和呼应，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打开心结的钥匙。 每一个发言者陈述的事情和内心的情感大体相似，从总体上看只是一个事件和一种情感的几十遍重复，随行的工作人员和乡党委书记心里有些着急，几次用目光询问俞成辉，要不要结束。见俞成辉面沉如水，无动于衷，就只好和他一样耐心地、“饶有兴趣”地听下去。等每个到场的村民都讲完，已经日影西斜了。还有下一站尼巴村，那边打来电话说很多村民已经在那里等候了。按照俞成辉的安排，无论谈到几点，今天也要让两个村子的村民都谈完，不能让他们感到接触一个忽略一个，厚此薄彼。只要村民们有这个意愿，只要他们真心想解决问题，不管想说啥都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说够、说透。 等他们到尼巴村时，果然有几十个村民也在那里等着。尼巴村的开场俞成辉当然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语气和态度，如果有一个江车村的村民跟来旁听，一定会觉得俞成辉是一碗水端平的，没有任何情绪上或语言上的偏差，这正是俞成辉努力追求的效果。还特意强调了大家要放下包袱、开诚布公、畅所欲言，他说：“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给大家解决问题呢。你们都不要有什么顾虑，只有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我才知道你们的委屈和想法，才知道怎么帮你们。今天，大家有理的说理，有气的撒气，有冤的诉冤。同时，大家也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评价两个村子之间的矛盾……” 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村发生的情景宛若按脚本事先排练好似的，几乎一模一样。说起几十年的恩怨和纷争也都是满心的伤痛和满眼的泪水。这说明经过多年的苦难折磨，两村老百姓都已经感到厌倦和无法忍受了，人心向好，脱离争斗的愿望已经趋于一致，只不过内心里仍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平衡。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尼巴村的村民们还在不知疲倦地诉说。俞成辉和同来的几个人似乎也忘记了时间。等最后一个村民说完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在座谈会的结尾，俞成辉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说了他对尼江事件的总体评价和基本判断：“源头在草山，根子在杀戮，桎梏在裁决，祸端在枉法，问题在认识，关键在方法，本质在民心，核心在发展。”同时，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信息提出下一步处理两村之间纠纷的基本原则：“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人性人本、依法依策、合情合理，上下联动、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端正态度、改进方法、因情施策，争取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对俞成辉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尼江问题，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和条理清晰的处理原则，村民们无不感到震惊和振奋。他们凭直觉感觉到这是一个头脑清晰、能力很强的领导。当俞成辉转身道别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看着这几个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村子里的人感觉到这么多年，心里从来没有这么亮堂过。 尼江问题是一个被两村人用仇恨之火煨熟的山芋。这一点俞成辉心里清楚得很，否则他也不会一开始就把战线拉得如此之长。如果说煨熟一个山芋要花很长时间，等它真正凉下来，同样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他还没有把握。随着他对两村群众的深入接触，才渐渐发现，这个山芋的烫手程度，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因为它并不是单独暴露于空气之中的，它还通过许多明的或暗的根系连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现在，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要让两个村的村民接受2012年5月10日卓尼县人民政府印发的那个文件（简称“5·10决定”）。从1958年以来，围绕尼江两村的草山纠纷问题，卓尼县历任班子与两村村民协商出台了几个管理办法。每一个文件或办法出台前都是经过两村仔细磋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但每个办法运行一段时间后仍然会出现新的矛盾、纠纷，反反复复，几经反悔。每次反悔都会让已经得到缓解的纷争回到原来的水平，甚至变本加厉，逐次深化和激化。 考虑历史原因和两村村民的认可程度以及历次管理办法的运行效果，“5·10决定”是最趋于合理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制定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以历史为依据、为基础制定的一个解决方案。除了进一步明确草山的归属权和草山的合理使用方法之外，还增加了减畜、收枪、经济扶持和依法追究历次流血、违规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犯罪嫌疑人等根本治乱措施。俞成辉组织州县乡三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反复对这个决定进行论证、推敲，确认只有顺利执行了这个决定，尼江两村才能回归法治轨道和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尼江两村群众的生活后患也才能彻底根除。 这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堡垒，其难度之大不亚于战场上真实的堡垒。但不管投入多少的精力、时间和心血，不管要付出多大的耐力和代价，都必须把这个堡垒拿下来。攻坚战不行，打持久战。再不行，持久加攻坚。这不仅涉及党和政府的尊严，也涉及大多数群众的福祉。表面上看，这是草山之争，是两个村子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果任少数人随心所欲地把持着尼江两村，这辆不受法治约束的“无闸之车”早晚会载着几千个群众一起冲到悬崖之下。 看透了问题的实质，俞成辉终于想到了一个不仅能把所有人都罩住，又很平和的词——大局。现在他要讲大局，讲大局的意义，讲大家如何放下私利和个人想法维护大局。这个大局，就是两村不再发生冲突，两村群众都能过上安生、太平日子；就是让村子重回社会和法治轨道；就是再也看不到群众脸上的泪水。谁不讲大局，破坏大局，谁就是两村群众的共同仇人、敌人。为了营造大局、维护大局，俞成辉成立了专门的尼江工作领导小组，把州委常委、秘书长杨武调整到卓尼担任县委书记。曾获“全国优秀信访局长”称号的刘志勇也从兰州市调到了甘南州，任甘南州信访局副局长兼车巴沟乡党委副书记。于是，形成了“尼江问题”州、县、乡、村四级联动工作机制，长年驻守车巴沟，展开持久战，针对一户户、一个个村民做工作，一个一个地转化，一尺一寸地推进，把不容易消化的“5·10决定”逐条落到实处，历史问题一项项清理，现实问题一项项解决。 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俞成辉自己也没有当“甩手掌柜”，他给自己确定的攻坚对象是村子里的重点人物、重大情况、新动向和新问题。他像一个沉着、老练的“解题高手”，面对随时出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面对面、硬碰硬，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一个一个地突破，一个一个地解决。几年来，他就那么不辞辛苦、不顾安危地跑，200多公里的山路，一趟下来要3个多小时，他在几年中跑了130多个往返，仅2014年一年，他就跑了58趟。 每次到车巴沟，俞成辉都要和两村的群众见面。久而久之，他们被俞成辉的真诚所感动，被他不辞辛劳、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打动。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和俞成辉成了无话不谈的交心朋友，不但配合工作组推进“5·10决定”的落实工作、做群众的恩怨化解工作，遇大事还要主动和俞成辉商量。 但有时候，个别群众的不理解、阻挠甚至言语上的刺激，也会让俞成辉觉得很伤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也会久久地萦绕在他心里。有一天离开车巴沟已是夜里11点钟了，只有他一台车驶在车巴沟去合作市的路上，在黝黑的荒野上他睁大着眼睛静静地思考。夜深人静，四野苍茫，这应该是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苦口婆心腿跑断，心肝全被狼吃了。”这样的情形在他的工作进程中很少见，如果打个比方，也就是响晴的天空里飘过一朵乌云，瞬间的阴影一闪而过。少顷，他又把思路转到了关于尼江问题的思考和部署上来，接着写：“跳出尼江看尼江，跳出草山谋发展，走出仇恨的死胡同……” 早上7点左右，俞成辉准时起床，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他2012年从省城下到甘南时，已经50岁了，对高原上稀薄的空气，一直无法适应。他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失眠上，有时夜里思考点事情，就会整夜睡不着。睡不着他就接着思考，或者把白天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曾有人赞美生活在高原的人，只喘着半口气，却干着一口气的活儿。其实，这话只适用于后到高原生活的人，对从小在高原长大的人来说，倒是有一点夸张。 无论如何，对俞成辉来说，每一个清晨都让他很开心，他说，他开心的理由就是又度过了一个夜晚，睁眼时发现自己还活着。活着就要开心，就要阳光灿烂，自己阳光灿烂，就要把这灿烂的阳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生活很美好，明天比今天更好。 昨天夜里，临下车时秘书告诉他，他已经第20次单独去车巴沟了。他只在昏暗的灯光下低低地反问了一句：“是吗？”他自己真的记不清去了多少次。 如果正好是20次的话，这一次倒是有重要意义。前天，他刚刚在兰州开完会回到家里，夜里就突然接到尼巴乡那边传来信息。说车巴沟又出事了，两村的村民又要集结闹事，约好次日早晨在扎呵高山口械斗。 深夜11点钟，俞成辉马上叫车，立即赶往车巴。赶到甘南州自己的办公室时，是凌晨1点多钟，他简单地收拾了一点儿必要的东西接着赶路。州公安局副局长听说他要赶到车巴沟，提议随着他一同去，被他拒绝了。这是他一贯的原则，从进车巴沟以来，他已经跑很多趟了，一个公安和武警都没带过，他认定尼江之间的矛盾只是群众之间的打架斗殴，没有必要动那么大的干戈。那么多年，警察常驻车巴沟仿佛也没有真正阻止过他们闹事，反而给他们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造成了他们对干部和政府的不信任。哪有干部害怕自己的群众，这不是从情感上把自己人往敌对面上推吗？他来来往往都是单独一人，就是要给群众传递一个信息——他没对他们加以防范，他在心里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这是他做出的姿态，也是他先向群众出示了自己的信任。他坚信，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一定有感觉、有感触。如果真的付出爱心，就连一个动物都能感觉到，都能懂得，更何况人！ 在路上时，就有信息传来，几百名干警、几十辆警车已经布置在尼江两村之间的草山上，专等明天早晨领导的指示，保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制止暴乱。俞成辉一听，立即火了：“马上给我撤下去！坚决不能让村民们看到一个警察，我跑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把他们对我的信任建立起来，你们这么一搞全完了，村民会说是我把警察引来收拾他们的。我要自己进去……”非常了解尼江两村村民性情的乡干部认为他一个人这么闯进去很危险，所以在电话里劝他坚决不要去：“村民们打起仗来，哪儿管得了那么多，他们手里还有私藏的枪支，很容易出大事啊！”他们还是并不充分了解俞成辉的性格，这个从来不听邪、不怕难的人，骨子里天生了一股刚硬之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危急，他才不会顾及那么多呢。 凌晨4点多，俞成辉赶到江车村，立即召集江车村的老人组织开会。据乡党委书记杨世栋提供的信息，这次聚斗很可能是因为尼巴村又占据了江车村的冬牧场，主动集结的一方是江车村。由于村里的干部和青壮年人集体关机，一个人也联系不上，更不知道他们的集结地点。他要向村里的老人组织确认一些情况，还要动员他们和工作组配合，有效阻止这场聚斗。很快，老人们集合到了次正家。 老人们都感到很吃惊也很感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没有一个干部像俞成辉这么干。面对面跟老百姓沟通的人没有，一趟一趟不顾一切跑来的人没有，孤身一人不顾安危的人更没有。一个外地干部，年岁也不小了，在尼江既无亲无故，也无大儿小女，却像自己家出了事情一样，急急火火地，连觉都顾不上睡。再看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里，我们都做了什么？面对俞成辉那双熬红了的眼睛和那张显得十分疲惫的脸，以及急切的神情，老人们都低下了头。 “赶紧上山去找人，再晚就怕来不及了，现在集结的队伍可能已经在路上了。”突然有个老人提醒俞成辉。问清了大概的集结地点，俞成辉拉上杨世栋转身就出了院子，告诉司机马上上山，不管有没有路，只要车能开动就一直往上开。车转下牧道之后，行走就很艰难了，有几次车差点儿翻入路边的沟里。司机有点儿不想开了，回过头用目光征求俞成辉的意见，这样太危险，搞不好要车毁人亡。 “开，尽快开！我要赶在两伙人到达山顶之前站到他们中间，他们要打就先把我打死！” 司机沉吟半晌没说出话来。接着车便像一头发疯了的公牛一样蹦跳着奔向前去。还有500多米的距离，车抛锚在半山腰。俞成辉开始弃车步行，4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普通人走得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来，一个50多岁的人一路小跑往山上爬，爬一会儿喘一会儿，艰难前行。走到半山时，就听到巨大的轰鸣声从两边的山头传来。俞成辉举头一看，两边各有一个摩托队，加一起差不多有四五百人。骑摩托的人个个头蒙着黑布，背着刀或棍棒。有一侧摩托队骑手们头盔上的反光，正好投射到俞成辉站立的位置，给人的感觉就是道道寒光。大约是两边的人都认出了俞成辉，他挡在中间，这仗没法打，稍过片刻，升腾起来的气焰一点点消退，两边的群众稍微安静了一些。 紧接着，工作组成员也兵分两路，一组由俞成辉负责继续做江车村村民的安抚工作，另一组负责说服尼巴村村民按照“5·10决定”退出冬牧场。在现场，俞成辉再一次重申了稳定的重要性，教育村民要放下历史恩怨，抬起头往前看、往远看，跳出草山谋发展；也通报了州县两级政府正在为改善尼江两村村民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规划，包括减牧补偿资金的落实情况。让村民们认识到只要妥善解决人与人、村与村和草山与畜牧之间的矛盾，尼江两村未来的前景和人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连续三天的透彻工作，使两村秩序重归“5·10决定”。山洪得控，河水入槽。直到第三天夜里12点钟，俞成辉才放心地回到合作市的公寓。 之后，俞成辉就带领工作组多措并举，统筹推进，依法惩治了报复杀人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使尼江两村回归法治轨道。 相关刑事案件的依法处置，对“尼江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天，俞成辉睡了几年来难得的一个好觉，第二天一睁眼已经8点多了。黑暗、疲惫、梦幻的一个夜晚，随着新一天太阳的升起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俞成辉深深地舒展一下腰肢，开始考虑车巴沟下一步的走向和走法。之后的数月时间是一年多来俞成辉过得最安逸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让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车巴沟未来蓝图的描绘上。 某日，俞成辉又是在深夜一个人坐车从车巴沟回来，面对漫天星斗，他在手机的小小屏幕上记下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天蒙蒙亮时在路上，繁星满天时还在路上。到今天，才感觉自己老去的印痕，也才发现，老的印痕就是在不断跋涉的路上所流失的芳华。生命正是因此而显露它的苍凉、深刻与美丽。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车一路情，有喜悦有悲凉，有感动也有愤慨，我们辛苦着也快乐着。自己的幸福来自人民的幸福，而人民的幸福则来自我们共产党人。当我们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时候，自己就更一般，并且你复制的一般就会成千上万，当我们向优秀看齐的时候，优秀的种子就会撒播到我们品格的土壤，你的卓越就会让一般偃旗息鼓，让优秀花开满园。虽然我们做不到最优秀，但只要我们做到最辛苦，优秀就会牵住我们的手，人民的幸福就会照耀我们的幸福……” 这段心灵独白，蕴含的信息量很大，短短的不到300字里，我们能体会到一个平常人内心的柔软和脆弱，也能感受到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境界与情怀。不知道这段话让尼巴和江车两村的村民看到后会不会领会其中的甘苦，会不会为这个曾为他们呕心沥血的人而感动；可是杨世栋，这个从青春年少一直到不惑之年，把20多年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于尼江纷争的基层干部，看了这段文字后却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谁能说得清，那一刻他心底翻腾的，到底有多少种滋味呢？ 当涉案的几个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消息传来后，尼巴村的加羊东珠的心情很复杂，他知道过往的一切该彻底结束了。虽然自己的弟弟并不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但杀人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也代表着自己的仇怨报了。至少，受害和受冤屈的人已经有人帮他们报仇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可以把一些难以承担的东西放下了。这些年，他深深体会到了把一份仇恨放在心头时的沉重和沉痛。 1999年那个悲惨的场面又一次浮现在他眼前，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想起，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那天车巴沟的天是阴还是晴呢？后来有人说是晴天，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却是阴天，灰蒙蒙没有日光的感觉。听到弟弟出事的消息时，他还在院子里晾晒青稞。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新婚不久的弟弟，赶着牦牛去田里收青稞。也许那个年轻人边割青稞边惦记着媳妇肚子里的孩子，再过几个月小家伙就要出生了，这个很久没有小孩子的家庭就会多很多的乐趣。 可是，那天加羊东珠在院子向远处望了很久，也没有望见弟弟驮着青稞运回家，而是等来了弟弟的死讯。当村里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弟弟被江车村人打死了的消息，他一点儿都不信。村子里那几个年轻人整天惹是生非，总那么没头没脑的，从他们嘴里就没听到过什么正经话。如果说他们中谁死了还有人信，弟弟从来老老实实，不招惹谁，怎么会出事？这也不是搬牧的季节，尼江两村一般是不发生冲突的。他心里虽然不信，但却和做梦一样跟着他们跑出村子。 从1995年开始，通往江车村的这条路就彻底断了，两村之间不再有人走动，路面上的草长到了两尺高。江车村那边的人想去卓尼县城，就得绕道几十公里，从碌曲那边走。尼巴村的人也不往江车村那边去，出自己村，走一小段路，到了农田那边就拐进了自己的田地。再往远走，大家也觉得不安全，怕遇到对面的人有麻烦。 加羊东珠随村里的人刚走到地边，就看到了那边的现场，黑乎乎的一堆，倒在地上的是一头牛。再走近些时，才看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这时他还是觉得不真实，还是恍惚如在梦里。但是，心里的悲痛却如浓雾般涌起，一下子挡住了他的视线，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弟弟真的不在人世了，心里只有疼痛，只有仇恨。他虽然并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大汉，但身体里一阵阵涌动的力量怂恿着他想抓到仇人将他撕碎。 江车村的人，不但把弟弟打死了，把弟弟的牛也打死了，把弟弟的枪也抢走了。公安介入之后，结论是对方集体作案。县公安局的人来了几趟，问一些情况，走了之后再没有音信。村里的人都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因为从1995年以后，先后又死了些人，都没找到和处理凶手，这一次他们还是束手无策。加羊东珠也知道，公安处理不了尼江两村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抱什么希望。要想找回公道，只能依靠村里找到对方的杀人凶手。但村里的组织也很难找到具体的人，只知道是江车村的人，找到合适的机会和理由打死他们村两个人，也就算给死者报仇了。当然，打死的很有可能是完全无辜的人。管他呢！ 弟弟走后，他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女孩。弟弟的媳妇还很年轻，那年才19岁，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守寡呀。最后只能动员弟媳改嫁，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抚养。这些年，只要一看到那个孩子，加羊东珠就会想起自己死去的弟弟；一想起弟弟就想起了多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场景，一想起那个场景心中就涌起了仇恨。家里人和亲友们不断劝加羊东珠要放下，可是如何放下？一个男人活着什么都不承担还叫男人吗？可是，他真的感觉自己快无法承受了。仇恨之火在胸膛里燃烧时，就感受不到人生的快乐，也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未来的希望。那种没有尽头的灼烧，让人看不到任何快乐，也看不到任何光亮，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做极端的事情，就是不想让年迈的父母再失去一个儿子，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失去父亲。 对俞成辉的到来，说实在的，开始时，加羊东珠和一些村民一样真的不欢迎。那么多年，谁都没办法的事情，到了他这里就有办法啦？很多人对俞成辉寄予很大的希望，有些人还痛哭流涕，像遇到了大救星，可加羊东珠却不那么想。他在想，什么时候这个人把自己的仇报了，再相信他不晚。但俞成辉并不提报仇的事情，天天给村民们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跟放下其实是一回事。要是能放下早就放下了，凭什么要放下？一开始加羊东珠听不下去。一个小人物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听那么远的事情干吗？我们就生在尼江，为什么要跳出尼江；我们就指着草山过日子，为什么要跳出草山？ 有一天俞成辉说急了，开始骂人，他骂车巴沟的人“死要面子”。这次加羊东珠不再无动于衷，他的心被刺痛了：“我们是死要面子，可那不应该吗？我们为亲人报仇是件可耻的事情吗？”但是，紧接着他就没有底气了。俞成辉继续说，让人感到没面子的并不是复仇本身，而是引发仇恨的原因。就那么不值当的一点儿小事，值得你们这么多年打得头破血流、家破人亡吗？一个草场的使用权，这么多年争来争去的，草山没有多出一米，却白白搭上了人命。就为了拼抢一块“没有肉的骨头”，连命都不知道珍惜和尊重了，都不要了，难道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吗？俞成辉的话虽然说得难听、刺耳，可是，加羊东珠这次真往心里去了，睡不着觉时想一想，还真有道理。 加羊东珠是一个不愿意服软的人，虽然心里服气嘴上也不说。直到2014年春节过后，谈起俞成辉，他嘴上才有了赞美之词：“俞成辉骂人是骂人，可心软着呢，对我们真心地好着呢！” 那年要过春节的时候，村里的几个老人商量一下，觉得村民这些年过得太苦了，连个像样的春节都没有过过。现在村民都很听话，都不闹了，尤其是那些家里有人员死伤的村民，能不能协调一点经费安抚一下？俞成辉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立即答应下来。可回头一想这钱从哪里出呢？州里和县里都没有这笔经费，一分钱也出不来。咋办呢？想办法！就是自己从腰包里掏，这个钱也得花。这里的老百姓太可怜啦，是得有人伸出温暖的手抚慰一下啦！ 那几天，俞成辉苦苦地想了很多办法筹措了慰问金，他和杨世栋一起一家一家去慰问，从腊月二十七那天开始一直到腊月二十九，慰问完都夜里两点了。 慰问金发到加羊东珠的手里时，加羊东珠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弟弟都死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来家里慰问过。别处死了一头牛还能得个几千元补偿呢，我们老百姓在械斗中死了都是白白地死。这钱是在告诉我，我弟弟的命也是命啊……” 后来，俞成辉又想方设法让两个村子1000多个村民去华西村，以及天津、兰州等地参观学习，去培训让大家开眼界、变观念、学技能，学会“跳出尼江”。去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愿意去。和那些冤家对头一起坐车，一起开会，一起参观心里不舒坦。可是出去到外边一看，人家都能把日子过得像天堂一样，我们还在这里彼此争斗，心一下子就开窍了。其实，两村老百姓的本意都是想把日子过好，只不过路走错了，为了过好日子反把日子毁了。回来时，大家好像都想通了，一起吃饭，一起开会，有时还给对方端个水、递个东西，都不觉得心里不舒坦了。 现在，两村人走在路上时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殴打或杀害了，心里放松了，感觉活得也轻松了，再看对方村的人好像也都不是坏人了。以前最能打仗也最能挑起事端的尼巴村的“疙瘩娃”丹智才让，如今也回村里来了，不但被重新选上了村主任，还自己开了一个什么经济开发中心，带领村里人去致富了。也正是因为他首先把自己的牛羊卖掉带领大家走出村子去创业致富，大家才对他刮目相看。他现在的公司里，不仅吸收了尼巴村的人入股，还吸纳不少江车村的人入股。人家那些能人都成合伙人了，普通老百姓还何苦彼此过不去呢？人们的目光和心思都转了。那天，听村子里的丹智扎西说，“疙瘩娃”最近看上了一个江车村的姑娘，张罗要给儿子说到家里当媳妇儿呢。 有一段时间，村民们又开始情绪波动了，他们听说俞成辉要走了，于是就到处打听消息是真是假。见到村干部也问，见到乡里的杨书记也问：“俞成辉要走了吗？他走了，我们又没人管了，那咋办？要不你代表我们到县里说一说，不要让俞成辉走啊。”这时江车村的支部书记道吉仁钦也跟着火上浇油：“俞成辉是我们心里的活菩萨呀，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一走怕是又回去了……”说着说着还流了泪。看他们惊慌失措的表情，听了他们天真的想法，杨世栋笑了，但还是满口答应着。俞成辉走不走又不是县里说了算，和县里说有什么用？不过，杨世栋还真去县里把群众的意见很正式地做了汇报，县里例行公事也向州里表达了群众的意愿。他们想的是：“万一起作用呢？” 后来，俞成辉果然没走，不但没走，还从副书记变成了书记，大家心里很高兴；杨世栋也从乡里调到县上去当统战部部长，但仍然“包”着这两个村子，村民心里也很高兴。村民们心地纯朴、实在，一高兴就直接对杨世栋说：“今后，你和俞成辉说咋干我们就咋干！”俞成辉在甘南发动“环境革命”和小康村建设时，尼江两个村子是最积极响应的。新房子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村里的人就开始天天搞卫生，把破房子、土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家帮助他们把新房子建起来后，每天打扫得更起劲了，什么时候看都是一尘不染的样子。 加羊东珠是个认真的人，别人家打扫卫生仅限于在村子里和屋子里，他就收拾到了放牧点，夏牧场、冬窝子都收拾得利利索索。不但日用的东西摆放整齐、好看，牛圈也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湿的牛粪堆成一堆，粪堆方方正正；干的牛粪也码成一个垛，规规矩矩。 偶尔，杨世栋会到村里或牧点检查工作，赶上加羊东珠在收拾院子，就远远地和他开玩笑：“我说东珠，你要歇歇呢，不用那么不停地打扫嘛！” 这时，加羊东珠会郑重地抬起头对杨世栋说：“哎，说啥呢？俞成辉说要无垃圾，我们就得打扫，打扫干净了人真的舒坦了呢。下次你见到俞成辉给他捎个信，就说我真的转变了呢，往后就是他让我去打仗我也不去，我要认真过日子呢！” 请点击标题欣赏 任林举老师的精彩诗文 1、“新冠”启示录 3、向海之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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