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长安城遗址到成吉思汗陵（成陵），跨越一千四百年的历史，行程约七百公里，开车几乎一整天。我们到陵区所在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镇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远远望去，三座巨大的蒙古包华伟壮观，巍峨耸立，接云头于草地，坐肃杀而迎和风[①]，金黄色的穹顶在夕阳的斜辉里熠熠闪光，不愠自威。
这是一条与1939年成陵西迁完全相反的路线。是时为防止日本鬼子破坏和掠夺，蒙古地方当局动议迁陵青海，没想到得到了势同水火的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灵柩途径延安时，抗大、鲁艺和边区政府机关万人迎陵，中共中央在十里铺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毛泽东还给灵堂题写了“世界巨人”的横额。灵柩到达西安后，国民党政府更是组织了从安定门到钟楼的入城式，在钟楼举行了十万人参加的公祭活动，还增派护送人员西行。
八十年前战火纷飞，满目疮痍，一个民族英雄的英灵，联络了东方大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感情。
八十年后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一座重修并多次扩建于伊金霍洛的成陵，依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朝拜者和游客。
我们对成陵的了解，是从一个给酒店拉托的人的开始的。
这是个脸膛黑红的小伙子，头发微卷，身体魁梧，骑一辆川崎250摩托车，打包茂高速的出口就一直尾随我们，时不时加大油门超到我们车前，死缠烂打，推销酒店。直到我们住进预定的酒店，下楼去找饭馆，他还撺掇我们退订，声称由他帮办能优惠。我们一车四人，两对老夫妻，都是当兵的出身，不喜欢这种小把戏，一笑置之，径直往一家网红小饭馆去吃猪灌肠，顺便了解一些达尔扈特守墓人的历史，以为知识的预备。
饭馆的老板自称是晋北雁门关里人，四十来岁，拍着突兀的肚皮自嘲地说，里头只有油水，没有墨水。让问门外的红脸大汉，也就是刚才纠缠我们的那个人，他是达尔扈特。我硬着头皮过去，右手抚胸，对没有让他经手住店之事诚恳道歉，然后邀其一起喝酒，这“梁子”就解了，一上餐桌话也投机起来。
达尔扈特是蒙古语“担负神圣使命者”的意思，这使命便是专门为成吉思汗守陵，而“伊金霍洛”这个地名，恰是“君王陵寝所在地”。1227年孛儿只斤·铁木真生天后，他身边的五百近卫就成了护陵军。至今近八百年间，这五百户达尔扈特人以守陵祭典为使命，一代传一代，不管是在安多西藏、陇西黄土高原还是内蒙古河套地区，汗陵迁到哪里，他们就安定在哪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忠于职守，从无懈怠。
然而，这一群身份特殊的群体所护卫的成吉思汗陵寝，实际上有陵无寝，铁木真的金身到底埋在哪里，至今是一个谜。这里供奉的只是“吸收了大汗最后一口气的骆驼毛”，以及大汗生前所用过的的一些器具，如“苏勒德”（象征战神的大纛）、宫帐、鞍辔、弓箭等。铁木真一生崇尚萨满教和长生天，按照其教义，人的灵魂是不会死亡的，那骆驼毛应该吸附了大汗的灵魂，寄无形于有形。
魂兮，神兮！
予以为，灵魂这个东西，并非封建迷信的传说，而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灵魂者，精神也。人的肉体可以灭失，但精神之树长青，无论是一代天骄“拥有海洋四方”的雄心壮志，还是当代伟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磅礴气势，或者无数先贤的雄气、豪气、英气、美气、善气、和气、骨气、灵气和文气，都是凝聚华夏民族意识的不朽灵魂，循山川而不散，借江河以流淌，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正是有了这种不死的灵魂，华夏血脉才得以生生不息，一次次从灾难中崛起。
从护陵就是守精神的角度出发，对达尔扈特人神圣的职业，我们是发乎心底的认同。而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扬，又通过庄严的祭奠仪式来体现。
成陵的祭典习俗，始于铁木真的继任者窝阔台时代，到元世祖忽必烈坐龙椅时正式颁旨成制，一般分为日祭、月祭、季祭和其它专项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一年举行几十次，尤以阴历3月21日的春祭最为隆重。届时，蒙古各地都派代表前来，伫立在成吉思汗陵的高大雕像前，给献上哈达、炼烛、香炷、整羊以及牛羊奶、酥油、马奶酒等最圣洁的祭品，以表达对这位旷古传奇人物的崇敬。
祭奠仪式法定由达尔扈待人主持。他们中间有奇尔必（斟酒人），库呼克（念“窝奇特”经的人），太保（点燃火堆的人），哈斯卡（念“额拉格乐”经的人），太师（管理成吉思汗灵柩上的钥匙的人），栽桑（负责在祭奠时拉马头琴的人），昏真（在祭奠时呼号的人），图拉（献祭者），合称“八大亚门特”，而且世袭罔替，不纳税，不服役，必要时还可以护着成吉思汗的遗物到“不过黄河、不越长城”的广大草原巡游，募集和征收祭祀财物。以后历朝历代，也循此例，给了达尔扈特人特殊的照顾。
中国的守墓制度，大约始于战国时期[②]，汉代更是以帝陵所在地设县，如长陵邑、安陵县、霸陵县、平陵县、阳陵县、茂陵县、杜陵邑等。是时，守墓人的地位也很高，但往往随着改朝换代便弃规抛制，甚至被盗掘凌辱，能享受到成吉思汗这样不因朝代更替而祭祀如旧礼遇的，绝无二例，哪怕是大唐盛世的创建者李世民，也只能在九嵕山的巨冢里默默叹息。
达尔扈特小伙子特别能饮，五十二度的河套老窖，一杯接一杯喝，居然毫无醉意。而就着达尔扈特故事的猪灌肠片，油脂都浸到了荞面糁子里，荤不腻，素不淡，外焦里嫩，香辣可口，用竹签扎食，别有风趣。
从餐馆出来，已经星寒夜冷了。来自阴山的风，在这八月的夜里，硬是吹得人缩手缩脚，直打冷颤，有心看看鄂尔多斯市草原的满天星闪，在幽蓝的太空寻找指路的北斗，也被受不得寒冷的夫人们给拽走了。
次日一大早，我们就进入陵区，票是达尔扈特小伙给买的半票。拍照参观一阵，正赶上当日的祭奠活动。那日非年非季，就是个平常的日祭。只见近百人的队伍，在绕着陵南的“阿拉腾嘎都苏”（金柱）”走圈，走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有人牵来一匹大白马和一匹小马驹，由一人将盛有奶子的银碗猛扣在大白马背上，大白马马受惊腾跃，银碗落地，这种令人一头雾水的仪式便结束，然后转入献酒程序。
献酒人托着方盘跪于成陵的大殿之外，由祭酒的人斟酒两盅，然后由献酒人捧入陵殿，再由一管事之人接过酒盘置于羊肉上，献酒人行礼后退出跪于原处。献酒之后，进献者悉数进殿跪于祭案前毡上，再行献哈达，献灯，献羊，献香。献毕，每人投一块羊尾肉入案前火盆中，接着烧哈达碎片，用大银杯轮流跪饮烧酒，最后跪食羊肉一小块。整个过程，都有诸如“库乎克”或者“哈斯卡”之类身份的人，在一旁念经祝词。据说这些词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就是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也没有人能够破译其意，因而被称之为“天语”。
在殿祭的同时，也有人祭成吉思汗跃马疆场的雕像、苏德勒祭坛以及大殿旁边的敖包。
作为游客，我们且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种仪式，一种蒙古人对旷古大英雄的纪念，不需牵强附会，探究其中包含什么意义。我们的兴趣更多在孛儿只斤·铁木真这个大汗，以及他所创建的大蒙古帝国。次日专门去呼和浩特市参观蒙古博物馆，却赶上闭门大装修，没能如愿。好在之前都读过有关成吉思汗的书，也看过电视剧《成吉思汗》，便在广袤的草原和阡陌间驱车巡行，观谷穗低头，望羊群漫山，谒古遗址村落，经海子河湾，信马由缰似的寻访昔日万马奔腾的古战场，顺便听几声牧羊人没头没尾的长调。
自伊金霍洛经包头、四子王旗、锡林郭勒到东乌珠穆沁旗一线，曾经是成吉思汗吞并主儿乞、塔塔尔、克烈、乃蛮等部落，第三次攻打金国和五次攻打西夏的行军路线。这里的每一寸沙土，都受过蒙古铁骑的无情践踏，这里的每一棵草根上，都遗留着是蒙古士兵和战马的汗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忆起那些战争的壮烈场面时，两个家庭在观点上就成了男人和女人两个阵营。
男人认为：孛儿只斤·铁木真这个人是举世公认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他不但是统一蒙古的大英雄，更是征服世界的超级枭雄。他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十三世纪成了天翻地覆、战火纷飞、国界不断更新的世纪，成了分裂四百年的中国完成第四次统一的世纪，也成了中国打破闭塞状态，真正走上世界舞台的世纪。作为推翻元末顺帝的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祭奠忽必烈时这样评价成吉思汗：“曩者，天弃金、宋，历数在殿下祖宗，故以鞑靼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国与民为主，传及百年，至于殿下。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强，亘古所无。”[③]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指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④] 印度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⑤]就连美国军事家、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承认，“（铁木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⑥]
而且，成吉思汗是以弱胜强的典范。他的一生，战胜的大都是比他强大的敌人，无论是草原上的塔塔尔部、克烈部、乃蛮部，还是后来的大金国、南宋朝，甚至是远在大漠之西的花喇子模。成吉思汗的成功，让我们对前苏联人“落后就会挨打”的观点，产生了一些历史的审视。比如匈奴入侵汉北方，弄得汉帝国和亲求安，谁强谁弱？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魏国的实力远非蜀国能比。日俄战争，中国“中立”，但清楚谁落后于谁。二战时德国攻打英法，日军攻击美国英国，是英法落后于德国，日本比美英先进吗？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谁先进？2001年9月11日，乌萨马·本·拉登弄几架飞机去撞美国大楼，谁领先谁落后呢？
女士却认为：战争是需要理由的，但没有道理。当穷人的日子过得只剩下烂命一条时，便会萌发到富人那里去抢的念头，反正饿死是一死，抢劫大不了一死，万一像朱元璋一样成功了呢？成吉思汗的一生，正是为抢掠生，为抢掠而战，为抢掠而死。他向来以为“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其人性的认同仍处在动物状态，尤其拿女人不当人。他一直教唆子孙及部众，“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⑦]他“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的主张，令已经比较发达的封建社会架构一下子倒退到奴隶社会。为了一己私仇，他可以杀掉“所有高过车轮的塔塔尔人”；为了他的战马能够踏上金国西京（今大同）的城墙，他让无数士兵的尸体与沙袋一起变成填充马道的物料；他动辄一个屠城的命令，让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人口的繁华都城，瞬间变成冤魂游荡的坟场。同样是印度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批判“成吉思汗的马蹄所到之处，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旷野”。
两种观点，参辰卯酉，彼此对立，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这也代表了长期以来研究成吉思汗陵的两种观点，说明成吉思汗的确是一位颇具议的人物。但我对她们关于成吉思汗陵嗜杀成性的观点，也有自己的看法。战争就是减人的机器，哪有什么仁义可讲！中国从周开始，哪一次逐鹿兼并不是血流成河，财富无存，赤野千里，白骨成堆？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减半甚至十室九空？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重要战区陕甘五郡户口数减少了90%以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隋末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混战持续了十八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相、桂、豫、直部分地区，但使大清人口减少了整整一亿[⑧]。
就是屠城和杀俘，也是战争的特殊手段，且不是成吉思汗陵的首创。在他之前，既有“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兵，也有“巨鹿之战”后项羽屠杀了担心养不起的二十万降卒，还有曹操在彭城屠城鸡犬不留，以及“三箭定天山”后薛仁贵活埋十三万放下武器的鉄勒士兵；在他之后，亦有清军“扬州十日”屠城不封刀，张献忠离开四川时火烧成都，美国灭绝人种的“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庚子俄难，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大屠杀，德国苏联占领区大屠杀等。
我的妻子是个有一半镶黄旗血统的满族人，她听我说起满清入关的暴行，很有些不服气。她觉得清朝比元朝温和，对作为中华主体民族的汉人好很多。满清统治时期，满蒙是一等人，汉人是二等人；而元朝蒙古人一等，色目人二等，北方契丹和先征服的汉人三等，南方汉人四等。我笑她诡辩，那只是粗分与细分的关系。其实不管怎么划分族群等级，都只能体现在政治层面，比如在这两个朝代，原则上汉人再优秀也不能做一把手甚至二把手，而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说出大天也是被奴役被驱使，一等的蒙古人也有奴隶，四等的南人也有富商。一个社会好不好，不是看谁站在C位，而是要看统治集团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政策。
“快来看，狼粪！”
就在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有游客惊叫着。我们赶紧凑过去，果然有一堆灰白色的狼粪，已经干硬。往前走了走，又发现几堆，而且形状大小不一样。一种“狼来了”的潜意识，一下子冒了出来，不由得每人捡一块火山石，或者一根树枝，一边预防野狼来袭，一边往石头缝里寻找狼的踪迹。谁知一直爬到山顶，也没见个狼的影子，白白地浪费了许多警惕。
这里是一座叫做乌里雅斯太的小山，典型的中生代火山运动的隆起，脚下的碎石大都是黑的。伫立海拔千米的山顶，俯瞰周围高低起伏的草地，浓浓的绿色里已经染出一片一片的微黄，尚未凋谢的花团仍然撑着最后的绚丽。头顶飘移的云朵，不断挪移草原的荫凉。丝丝凉风来，“一览众山小”。登高远望，总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据《蒙古秘史》记载，著名的合兰真沙陀之战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时在1203年春天，成吉思汗把他的军队部署在乌里雅斯太山南的道伦陶鲁盖，这里东有贺热雅扎哈达的依托，西有斯日古朗哈日阿图的险要，背靠乌里雅斯太山的根基，占据了地形上的优势。当脱斡邻汗指挥的克烈部大军像洪流一样压过来，重挫了蒙古军的两翼后，铁木真突然出奇兵直捣对方中军，吓得脱斡邻汗赶紧带着亲兵往东逃命，一路都在叽咕：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战争虽然打成平手，但实力强大的克烈部从此走了下坡，成长期的蒙古部却一战成名，很快壮大，并在几年后收编了草原所有部落。
铁木真统一蒙古后，雄心勃勃，想要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究竟多少是多，他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他能知道的地方，或者鹰能飞到的地方。他从小就梦想“到太阳落山的地方看一看”，那里有什么能吃的能用的，能抢就抢，能拿就拿，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而旁边的大金和西夏，无疑是他背上的芒刺。当时金国朝廷虽然不行，但实力雄厚，纵深极广，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高山密布，河网纵横，淫雨连绵，气候温热，不适合骑兵行军作战，很难迅速得手。相比之下，西夏国应该是颗“软柿子”。然而就是这颗软柿子，也让这位蒙古大汗伤透了脑筋，他在二十二年时间里，先后五次率军攻打，最后虽然拿下，却也付出了死人无数的代价，甚至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元史·太祖本纪》曰：“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寥寥二十个字，多一点的解释都没有，留给后人的，只有猜度。《元史新编》又载：“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己丑，崩于六盘山之萨里川。”这就是说，成吉思汗死在六盘山地区的萨里川。
但是，对于六盘山地区的萨里川，向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范文正公文集》和前苏联专家的观点，认为萨里川是一个叫做“打冷沟川”的交通要冲，即今宁夏海原县古西安州境内的“锁黄川”（尚存遗址）；另一种是《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译证》的观点，认为成吉思汗病危、临崩遗嘱、逝世地点所在的“六盤山”，位于金国、南宋和西夏三国“交界之地”的南华山，宋夏蒙元时期称莲华山、天都山，亦称六盘山，即今宁夏海原县城西南十五里的天都山。两种观点虽具体指向有出入，但两个地方都在海原县境内，相距不过二三十里，大范围不错。
事实上，六盘山横贯陕甘宁三省区，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自古山高壑深，道塞路绝。1935年10月，毛泽东所率红军在脱离张国焘的控制，粉碎国民党骑兵的堵截，艰难翻越六盘山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写下“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著名词句。同时，六盘山又是北方重要的分水岭，黄河水系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均发源于此。靠山扎帐，凭水屯兵，以大军事家的眼光，成吉思汗在指挥西进及其围困西夏都城的战役时，肯定会将指挥中枢设在此地。
西夏对蒙古是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且兴庆府（中兴府）城坚墙高，并不好打。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乃采取困城战术。围了将近两年，西夏末王李睍实在撑不住了，出城投降，而成吉思汗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呼在骆驼毛上。他的遗命是屠城，可见气急败坏已经渗透到骨子里。
由于正史找不到记录，民间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其实有很多版本。有染病说，雷劈说，马踩说，中箭说，下毒说等，反正都是不大正面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记》记叙的是，在进攻西夏太津（古要塞）时，成吉思汗膝部中箭，毒箭攻心，一病不起。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时候，成吉思汗早死了，他恐怕也是道听途说。
有一种说法是纵欲而死，这种说法应该有一定道理。铁木真及其部下普遍好色成性，杀男子抢女人是蒙古大军的传统作风，每掠一城，都有部下搜罗城中美女，供大汗挑选之后，其他人才能按照身份地位挑选享用。而大汗即使身体有病，也来者不拒，追新求异，久而久之，精竭气衰，不死都对不起《易经》“阴阳和谐”的道理。
对于铁木真的纵欲无度，还有一个比较戏剧化的补子，说是被西夏王妃咬死的。《蒙古源流》[⑨]云，蒙古军攻打西夏，西夏末主乞降，并根据成吉思汗的要求献上美女，其中就包括西夏王妃古儿别勒只·豁阿。王妃对蒙古大军的侵略深恶痛绝，在成吉思汗召她陪寝而又别出心裁玩花子时，直接将其命根子咬掉。成吉思汗血流不止，大呼大喊，帐外卫兵误以为大汗是兴奋而叫，没人好意思打扰，导致其很快殒命。这种说法曾得到清朝乾隆皇帝的认同，并建议纪晓岚将《蒙古源流》编入《四库全书》。
窃以为，乾隆的认同与他个人秉性有关，与事实无涉。爱新觉罗·弘历本身就是个风流天子，采花大盗，他宁愿世上多几个死在花树下的风流鬼，百年之后，在奈何桥边也多几个同好。所谓物以类聚，鬼以群分，没准他还能拿射雕英雄开涮。
倒是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认定，成吉思汗是被他的儿子窝阔台谋杀的。成吉思汗嫡出四子，分别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他选了三子窝阔台为接班人。据说窝阔台有一个妃子很漂亮，深得宠爱，却被他的老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戏猥亵，引发窝阔台极大不爽。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传言，老父亲准备废他而改立四弟拖雷。于是窝阔台心生杀机，借宴会之机，给成吉思汗的碗里下了慢毒，致其于几日后吐血而亡。
综合来看，成吉思汗中箭受伤、坠马而被踩伤以及醉心女人之事或都有之，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来自窝阔台对未来汗位的担心。这也符合蒙古王朝以及大元帝国大位争夺时手足相残、叔侄横刀、甚至不惜采用大规模战争的血雨腥风的一贯传统。元朝九十七年江山，总共出了十二位皇帝，除了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在位二十三年、末代皇帝惠宗妥欢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其余的平均在位四年，最短的只有几十天，死得大都很血腥。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安葬在什么地方呢？
从《蒙古黄金史纲》的记载来看，诸帝皆葬于漠北的起辇谷。蒙古人把这块墓地称之为“大禁地”。波斯学者拉施特《史集》却说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幼子拖雷及孙蒙哥汗，忽必烈汗、阿里不哥以及其他后裔也埋葬在那里。但又说靠近薛灵哥河之不答温都儿也有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忽必烈以及唆鲁永帖尼别姬，还有其他宗王均葬在那里。国内学者对于成吉思汗的葬地，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张相文认为在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李广生推测在新疆阿尔泰山所在的青和县三道海附近[⑩]，金泽灿则依据土葬风俗和当时气候猜测在六盘山附近[11]。而著名蒙古史学家屠寄、萨仁图雅等则认为葬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克鲁伦河曲之西、土拉阿之东、肯特山之阳[12]。
众说纷纭，找不到确切墓地，大概正是当年成吉思汗密葬的初衷。
我不是“摸金上校”，也无意于基因研究，只不知伊金霍洛年复一年的春天到来之际，壮丽辉煌的成陵周围鲜花盛开，那个被誉为“全人类帝王”[13]的成吉思汗，是否能感受到季节变化，是否能闻到淡淡的花香？权借蔡东藩《元史演义》一句话：“成吉思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2020.11 琼海
注释：
[①] 《易经》之西北为乾，主肃杀；东南为巽，主风。
[②] 王子今《两汉“守冢”制度》，《历史与社会》2020年第3期。
[③]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7月版。
[④] 吕维斌译（法）勒内·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5月版。
[⑤] 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世界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版。
[⑥] 宋乃秋主编《成吉思汗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9月版。
[⑦] 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 》之《中古时代·元时期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⑧] 吕思勉《中国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⑨] 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康熙元年（1662年）刊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译为满文，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译为汉文，汉译本原称《钦定蒙古源流》，编为8卷。
[⑩] 李广生《中国历史之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1] 金泽灿著《成吉思汗全传》，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
[12] 萨仁图娅《风云千年·成吉思汗诗传》，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13] 语出宋乃秋主编《成吉思汗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