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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决定的中华文 ——中华文明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二） 本文根据生态社会人口论第二章改编。 原来人们以为，中华文明是旱地作物起源中心的黄河文明，但本文会清楚地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所有最重要的特征都是因为水生作物“大米”而产生。 水稻食用差异性的影响 大米不仅在种植上很特别，吃起来更加特别。大米在生的时候粘性很小，但做熟了以后却粘性很大。在中国最普遍的粳米尤其如此。这又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后果。相比之下，小麦面在生的时候粘性很高，做熟后却没有粘性了。这样就可做成大块的面包、馒头、饼等等，做熟后直接用手拿着吃就可以了。 但大米却难以做成大块的面包或馒头。做熟后大米的粘性却很高，直接用手拿着吃非常麻烦。于是，它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一是必须要用一个工具去吃做熟的大米，这就出现了筷子。根据延续原则，但凡能直接用手解决问题的，根本没必要费事拿点什么工具。中国之所以出现筷子，就是因为有大米这个必须要用筷子解决问题的主食存在。即使在中国文化圈内部，筷子也是盛产水稻的南方和江浙等地区最严格的进食习惯，越是往主产为旱地作物的西北地区，使用筷子习惯的严格程度越是会下降。关于筷子的出现及其出现的原因，至今并没有公认的考古证据支持。很多网上的观点接近于传说成分的居多。例如，有个观点认为是“大禹治水时为节约时间以树枝捞取热食而发明筷子”（筷子——百度百科）。但这种传说显然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热食凉下来速度很快。现在人们只要稍作下实验就可明白了，一块刚从翻滚的开水中煮熟的肉，只要翻出锅用嘴不断地吹，1、2分钟内就可以用手拿着吃了，当年的大禹再忙还不至于等不及1、2分钟。并且有一个更重要的技术问题是：但凡热到用手都不能拿的，用嘴更没法吃。由于筷子很容易腐烂，因此获得最早的筷子直接证据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我们建立了筷子与大米等粒食方法之间的因果联系，就可以通过对大米的出现及粒食炊具的考证来作为筷子最早出现的间接证据。由此可知，筷子最早出现的时间至少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兴盛的时期，甚至最早把水稻作为食物的1万年前。 虽然在今天看来很多食物都是需要用餐具才能吃，但从古代技术起源的角度说，唯有吃大米才会将筷子当成必须品。玉米虽然做熟了也有些粘，但玉米棒子做熟了在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用手拿着吃的。很多做熟的青菜在今天看来是必须用筷子夹着吃的，但在古代直接生吃也就用不着筷子了。一旦有了筷子以后，所有食物就都可以按照可以用筷子夹着吃的方式来加工了。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小麦面可以做成直接用手吃的面包等，有了筷子就可以做成面条了。 二是大米只能零散着做熟（粒食），这就必须要容器，并且在吃大米的时候也必须要容器。烤玉米就可以不用容器，吃玉米棒子就算在今天也可以不用容器。烤面包、饼、馕等不需要容器，烤肉甚至什么专用工具都可以不要，直接放在火上烤就可以了。 获得容器并不难，那时候全球只要有农业文明出现的地方，几乎都会做陶器。但只有中国的陶器有一项特殊使命是被用来加工大米，做成米饭，并且要用陶器盛着吃米饭。最重要的是：吃完后还得容易把粘在碗上剩下的大米肉洗干净。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国的陶器最后发展成精制光滑的瓷器。如果只是要用来盛装从农田里收获后的粮食，根本不需要陶器最后发展得如此光滑和精美，直到今天也不需要。在今天的农村我们都还不难看到很多瓷器水缸和装粮食等用的大陶器都依然是很粗糙的。 目前大米已经传播到很多个国家，但在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大米与中国的大米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就是他们的大米在做熟后几乎没有粘性，相互间可以完全散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诸如印度等还习惯于用手直接吃大米。传递到中国之外的大米之所以一点粘性都没有，是因为要适应他们已经形成的可以用手直接进食的习惯，有粘性的粳稻全给他们淘汰掉了，他们主要是种植粘性较小的籼稻品种。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粳”字在现在的《新华字典》中的发音为jīng。但国内最知名的一批农业学家考证后认为应当发音为gěng。2011年9月28日，中科院张启发院士将185名专家学者共同签名的《关于修订粳(geng)字读音的建议书》呈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 这些专家认为，“粳”字读什么，不仅是读音问题,而且关乎中国水稻学界能否赢得世界学术界重新界定水稻亚种。 （关于修订粳（geng）字读音的建议书 http://difang.gmw.cn/hb/2011-10/11/content_2765440.htm “粳”字应该念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26/10149315_0.shtml） 如果能知道粳米对中国农业文明特征影响会如此之大，它的发音问题重要性就会增加更多了。 水稻对炊具的影响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当中国人每顿饭都要先把水烧开，并且做大米时，最初用陶器烧开的水里直接放进别的食物做熟后吃也就很自然了。于是，把不同蔬菜或肉放在一起做熟吃就成了中国菜的显著特征。 既然天天必须要烧开水，喝开水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用做熟的谷物酿成美酒。 所有食物都通过锅做熟，有助于杀灭病菌。这使古代中国的卫生条件又意外地更好，得传染病等机会更少。 为了方便在火上烧，中国的陶器发展出了几个脚，这就是“鼎形”陶器。受此影响，以至后来喝酒的酒杯和祭祀的容器都做成鼎形。鼎也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而当大米的核心辐射作用已经传递到这么远的距离之后，人们已经很难想像到鼎的出现会与大米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很有意思的是，鼎形陶器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水稻文化兴盛之地河姆渡，而是在更早旱地农业文明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但这些旱地农业文化遗址中的鼎形陶器脚一般都非常短，显然主要目的并不是用于支撑在下面烧火，而只是为了稳定地放置陶器。但在河姆渡文化中，鼎形陶器的脚变得非常长，这样的改变显然是为了在下面烧火之用。这充分证明了创造的需求原则所起的作用。
图2-4 裴李岗文化红陶三足钵，这种鼎形结构主要作用是因园底形陶器不稳定，需要支撑。 http://baike.baidu.m 图2-5 属于河姆渡文化三期的釜形鼎，高34.5、口径34.5厘米，三个很高的支脚是为下面烧火之用。 即使在今天，烤面包可以不需要容器，吃面包也是直接用手。 烤鱼等可以不需要任何炊具 用于祭祀的鼎 用于饮酒的樽 作为成熟的大米文化发源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有用于烧火做米饭的陶灶和陶甑。 中国北方以粟米（也称小米）为代表的旱地作物农业，与南方以大米为代表的水田作物农业虽然各自独立起源，但因距离很近而相互影响会非常大。粟米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粟米是可以很容易加工成面，并做成饼之类直接用手食用的。在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人工面的遗迹。但在这些属于北方旱地作物的遗址中也可发现釜等用火做饭的陶器工具，并可显示出小米是做成饭来吃的。甚至直到今天，做成粥和饭来食用也是小米主要食用方法，这带有大米食用方式的影响。 ...... 当我们理清了以上因果逻辑之后就会明白，最初培育的水稻品种与他人不同的确有偶然性，而一旦大米这个特定的差异出现，一切看似纷乱的中华文明区别性特征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高得多的粮食产量，更少的得病机会，就使中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他农业文明地区。 毫无疑问，中国农业文明的显著差异性使中国农业文明起源中心的辉煌程度远超其它地源地区，这是中国人值得自豪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此同时，中国人口数量在历史上达到极限时人口大崩溃的惨烈程度也更加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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