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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以看出，元朝属于蒙古人，他们早期对史料和档案并不关注，只是到了后期受到大臣的影响，才开始补记前朝的史料。这给明初修《元史》增加了一定的困难，这也就是皇帝下令到民间去搜集史料的原因。但通过这些举措都可以看出史局的馆臣们在编纂《元史》时颇为刻苦认真，既然如此，那们所编的《元史》为什么在后世受到恶评呢？内藤湖南所撰，马彪翻译的《中国史学史》中举出了《元史》中的一些问题：“《元史》受到攻击的地方很多，例如《赵子昂传》中对碑传行状的材料就有照原始状况使用的痕迹，即连其先祖被赠官也予以记载，实属多余。又如在元代吏牍文中有耿参政、田司徒之类的称呼，记官名于姓之下，而在史书中当记为参政某、司徒某，《元史》却一仍吏牍的文句。又如同一人物的《列传》竟出现了两次，像雪不台与速不台，完者都与完者拔都，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即是，类似的错误相当多。还有，作为蒙古时代特征之一是部族众多，如《辍耕录》中举出的就有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而《元史》对其源流却未作任何考察。更有甚者，《姚燧传》中记载姚燧谈论文章的话时，竟然将问答的语言记反了。这些都是缺点。” 从这段举例可知，《元史》馆臣在使用史料时没有将一些称呼改过来，而是直接抄录原文，另外一些错误则是蒙古人使用的是汉文译音，因为那时没有全国统一的翻译标准，故译音所写出的汉字名称多有不同，而馆臣们不了解两个不同的名称有可能是同一人，故写成了两篇传记。 《元史》馆臣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错误呢？一者是因为编纂时间急迫，皇帝急着看成果。第二种解释则是《元史》馆臣中没有外语人才，故无法翻译用蒙古文等其他文字写出的原始史料，同时后世看到的《蒙古秘史》那时候也未曾出现，故他们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然而，馆臣们已经尽自己能力搜集史料，并且照录在了《元史》书中，这种编辑办法看上去很粗疏，但也有其优点在，正如内藤湖南所言：“但是也有优点的一面，如依据了《经世大典》这类出色的材料，又如记载河流利用了郭守敬的记录，又如欧阳玄《河防记》内容详备，也作为了基础材料，以及利用了郭守敬有关天文的记录等等都可说是《元史》的长处。又如地理方面，虽然利用了《元一统志》这样的大型著作，但说不上很好地进行了编辑，但《地理志》所附载的潘昂霄的《河源考》，在今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此书是将朱思本翻译的梵文著述作为注释的。” 从这段话可知，《元史》馆臣们把很多原始材料用在了书中，而有些材料到今天已经失传，正赖《元史》才得以看到原貌。所以内藤湖南认为：“就整体而言《元史》是杂芜的，连天子诏敕也照原始的口语来记载而未作任何改写，以致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故意贬低元代如何粗鄙的恶作剧。不过，正由于这种仅仅作为史料，而不做加工的记录，在今日来说作为史料利用又不能不说是有益的。”但若将《元史》视之为一部完整的著述，这些馆臣们没有将所得史料吸收消化后改为自己的语言，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当然这是其弊端。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所言“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炼。”而朱彝尊在《曝书亭记》中亦称“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这些拇当然有道理在，如果从史料角度而言，《元史》馆臣们照抄原文，未将其融会贯通，反而更能让后世学者得以看到原文的面貌。 正因为《元史》有这样的特点在，后世虽不乏批评之声，但有些学者也认为《元史》一书的价值正在这里，例如陈浮在《宋濂与<元史>》中概括道：“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宋濂并不是历史学家，但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借众力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元史》的修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代史事，其功绩是巨大的。”而叶幼泉、王慎荣在文中给出的评价则为：“我们以为《元史》的纂修者，能以忠实于所得的原材料的态度，不浮夸，无虚滥，使我们能据以辨识一些已佚失无存的史料，这就应该给予一定的评价和相当的重视。有些评论者讽刺说这样的做法是陋劣粗浅。但修史书不是作文章，修史者只有据实反映的责任，并无虚捏粉饰的权利。” 那么《元史》一书的特点究竟有哪些呢？裴治国、刘思化等主编的《中国古籍二百种提要》一书中总结出三条：“编制得体，《元史》不仅纪、传、表、志俱全，而且编撰方法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文字浅显易懂；吸收先前各史长处来处理史料；体例整齐、实事求是地编写详略分明等。” 后世学者也在分析《元史》一书为何受到诟病，有人认为这是缘于馆臣的工作人员所选非人。对于《元史》班子的成员，陈高华在《<元史>编纂考》中详列如下：“为了纂修《元史》，朱元璋指定宋濂、王祎为总裁。两次开史局。据李善长《进<元史>表》（实系宋濂作）中记，第一次入史局的有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高启，共16人。《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所载同。参加第二次史局的成员，据宋濂《<元史>目录后记》中载，有赵壎、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15人。其中赵壎'能终始其事’，前后两次入史局。因而，除总裁之外，参与纂修的共30人。” 对于这些馆臣的出身，纂修者之一的赵汸在《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中说道：“圣天子既平海内，尽辇胜国图史典籍归于京师。乃诏修《元史》，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 《元史》修史人员主要由在野之人组成，而朝廷中的文官哪怕再有史才也不会使用。这样的选择异乎寻常，陈高华认为：“朱元璋定下这样的标准。主要用意是表示自己对元朝历史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收买人心；同时，这也排斥了元朝'遗臣’参加这一工作的可能性。从已知的二十余人状况来看，其中绝大多数确实都是在元代和明初都不曾出仕的文人儒生；也有几位曾在元代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如赵壎当过江西上饶的县学教谕，宋僖任江西繁昌的县学教谕，而胡翰在明初曾为衡州教授，朱廉为书院山长。学官的职责是教育学生，其地位和待遇均与行政系统的官吏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他们的薪俸所得，一般来自学校田产的收入，与行政官吏由政府支付不同。” 但这样的人员是否具有史才呢？这正是后世学者疑问之处，比如钱大昕在《答问十·论史》中直截了当地说：“金华、乌伤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 这段话中的金华乃是代指宋濂、乌伤则是指王祎，钱大昕明确地说，二人不具备史才，而其他的史官因为都是在野之人，对元廷的事知之甚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馆臣中没有人懂蒙古语，即使给他们充足时间，他们也难以编纂出一部良史来，更何况仅有短短的一年时间。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一节的题目即是“《元史》不谙地理”，其在此文中称：“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 但是朱彝尊却对《元史》看的比较客观，他在《<元史类编>序》中写道：“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祎充总裁，宜其述作高于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的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 朱彝尊始终认为，《元史》受到诟病主要是迫于时间短促，而编纂之人的水平并不低，故他在《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中又强调了这一点：“以宋濂、王祎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汸、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追于时日故也。” 虽然《元史》史局的编纂者大多是草莽之士，但并不等于这些人没有史才，当时的徐一夔在《与王侍制书》中就明确地称：“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胡翰），陶中立（陶凯）、赵伯友（赵壎），赵子常（赵汸）、徐大年（徐尊生）辈，皆有史才史学。” 看来，《元史》史局中还是有颇具史才之人，虽然钱大昕十分明确地点出《元史》的两位主编——宋濂、王祎不具备史才，但这样的评价语也有人不赞同。钱大昕为什么这样评价宋濂呢？这应当跟宋濂是一位文臣有很大的关系，李贽的《续藏书》卷二的《宋濂传》中录有朱元璋对宋濂的评价之语：“朕起自布衣为天子，卿自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人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故而后世称宋濂为明初文臣第一，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亦称：“公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这些评价都是从文学角度而言。 但是，宋濂虽然是《元史》的主编之一，但他并非主纂人，故《元史》并不能完全地体现出宋濂的史才。故朱仲玉在《宋濂与明代史学》一文中评价说：“《元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高，受到的责难较多。那是一部前后有三十多人参与过编集的集体创作，宋濂虽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不能由他负全责。所以宋濂的史学成就不能根据一部《元史》来论定，或者说根据《元史》来论定宋濂的史学成就是不全面的。更能代表宋濂史学成就的应当是他的个人作品《浦阳人物记》《洪武圣政记》，以及收在他的文集中的许许多多与史学有关的篇章。”而对于宋濂在史学上的地位，该文中又称：“他不仅是明初文臣之首，台阁体文风韵倡导者，并且他还是明代史学三大潮流，即：大量编写地方人物传记，大量修纂明朝当代史，大肆研究并改编宋史的倡导者，其成就对明代史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明初史学的状况，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中总结道：“明代前期的史学，表现在宋濂、王祎与丘浚三人身上。百余年间，史学寂寥有如此。”而对于宋濂的史学成就，本书则认为：“从《浦阳人物记》和《洪武圣政记》可以看到宋濂史学的精髓。” 《浦阳人物记》是宋濂所著的一部乡贤传，该书分为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五类。宋濂在该书的《凡例》中称：“忠义、孝友，人之大节，故以为先，而政事次之，文学又次之，贞节又次之。大概所书各取其长，或应入而不入者，亦颇示微意焉。” 对于何为忠义，宋濂在该篇的《序言》中写道：“夫生者，人之所甚乐，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岂甘于颈血溅地而自以为得计哉？第以君上决不可背，名教决不可负，纲常决不可亏。忠义一激，虽泰山之高，不见其形，雷霆之鸣，不闻其声，刀锯在前，不觉其惨，鼎镬在后，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后为安也。” 从这些排列顺序即可看出，宋濂最为看重忠义之事，而其本人也有着远大的志向。他在《龙门子凝道记·终胥符第三》中讲到闲居之时有些朋友看他有忧郁之色，故问他何以有如此神态，宋濂解释道：“我岂遂忘斯世哉？天下之溺，犹禹之溺，天下之饥，犹稷之饥，我所愿学禹、稷者也，我岂忘斯世哉！虽然，予闻之，道之兴废，系诸天；学之兴废，存诸己。存诸己者，吾不敢不勉也；系诸天者，予安能必之哉！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 可见，他有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伟大志向，因为他在《龙门子凝道记中·悯世枢第一》中称：“古之人仕也，欲安斯民也。睹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其心恻然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厥心则同一身也。我之才足以有为也，苟弃之而不救，则非人也。然欲救之，非仕不可也如斯而已矣，岂知所谓荣与名哉？以荣与名而仕，必贱丈夫也。譬之渡长江之险者，必藉舟楫之利；适千里之远者，必藉骐骥之力；行济物之志者，必假禄爵之贵。禄爵之贵，何有于我哉！何有于我哉！” 宋濂可谓天才，应廷育在《金华先民传》中写到了宋濂年幼时的超人之处：“六岁入小学，日记二千言。九岁为歌诗，有奇语，人呼为神童。里人张继之试抽架上书，俾即记五百言，濂以指爪按之，按毕即背，一字不遗。语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当令从名师，乃有成耳。’遣从闻人梦吉，授以《春秋》三《传》之学。凡为《春秋》者，恒苦其岁月先后难记，濂乃并列国纪年，悉能诵之，但举经中一事，即知其为鲁公几年几月，是年实当列国某君几年几月，或俾书而覆之，无少异者。” 如此的博文强记，这正是搞文史的先决条件，再加上其志向远大，他自然有着治国安邦的雄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志向，在元末时宋濂被朝廷招为翰林院编修，但他不愿意出仕，而后隐居于浙东龙门山长达十余年。元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攻占婺州，他听闻到宋濂的名气，召见后聘其任郡学五经师，但宋濂觉得朱元璋没有认识到他真正的伊尹之志，故未就任此职。直到转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明史·宋濂传》） 后来他步步高升，渐渐成为了朱元璋的核心集团成员之一。而明代开国之初，朝中的典章制度以及各种诏诰大多都出自宋濂之手。洪武九年，宋濂退休还乡，但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清洗胡惟庸案，宋濂长子宋慎及其次子宋璲并坐此案，后来被斩于世，而宋濂及其家属也被押到京师，后来在太子及皇后的极力营救下，改判流放四川茂州。第二年五月，宋濂走到夔门时借宿在一僧舍内，他在此卧病不时而逝，享年72岁。一代文豪就以这样的结局离开了世间。 但是宋濂所主编的《元史》也并非只是挂名，他对于该书的编纂也有着自己的贡献，比如沈善洪编著的《浙江文化史》中称：“《元史》在体例上诸'不合前史遗规’之处，有的则为其有意创新。如其合'儒林’、'文苑’而为'儒学’，即可为一明显之例。”而宋濂在《元史·儒学传序》中讲到了他为何将传统的两志合为一志的原因：“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对于这样的说法，四库馆臣认为不合古制，故在《四库提要》中评价道：“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是则（宋）濂等之过，无以解于后人之议者耳。”但也有人替宋濂辩解称当时他们编此书时间很短，无法搜集到更多的元代出版物，故无法写出《艺文志》，而对人物不作《论赞》，也是为了避免皇帝有不同的看法。 总之，《元史》一书于后世褒贬不一，但其保存元代原始史料之功则为人所夸赞，这正是宋濂所主编的《元史》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 除了《元史》之外，宋濂还主编过《洪武正韵》一书，虽然此书流传甚广，但该书也同样受到后世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濂在明初，号为宿学，不应沿讹踵谬至此。盖明太祖既欲重造此书，以更古法，如不诬古人以罪，则改之无名。濂亦曲学阿世，强为舞文耳。”然此书的编纂亦有其他问题在，故该书中的错误不能厚污宋濂。  在村中看到的老房子 2018年9月4日，《北京青年报》青睐诗书会组织的第八期人文遗迹寻访仍然在行进中，昨晚集体住在了浦江县，今日一早乘方师傅的大巴从浦江前往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去那里探访宋濂祠堂。当我们的车驶入此村的大道时，远远看到一位老人站在马路中间拦车，方师傅认为这位老人误以为我们是过路的长途车，因为此路乃是经过该村的大道。我劝方师傅还是将车停下来，因为出门在外最怕发生意外，一旦遇到纠缠，寻访之旅将无法进行。方师傅听从我的建议，驶近老人时他开开车门喊了一句：“我们不是长途车。”但老人还是笑呵呵地上了车，而后跟众人说：“你们是来看宋濂祠堂的，我带你们前往。”  路遇老人拦车 老人的所言令众人吃惊不已，但能找到带路人还是令大家颇为兴奋，陈国华老师让出了前排座椅想请老人坐在那里，但老人坚持不坐，他只是手握扶手站在那里让司机开车。他的姿态让我感觉他像是一个标准的导游，因为他很快开口自我介绍称：“我叫宋炳炉，今年76岁了，我曾经在本村当过十年的村主任，祠堂归我管理，所以我带你们去参观。” 老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他说话和蔼可亲，完全没有一些村干部身上固有的习气。众人听到他的介绍后，集体鼓掌，以此感谢他的美意。  文保牌及现在的用途  正面照  捐款碑 前行不远，老人指挥大巴停在了一个小广场上，广场的后端就是宋濂祠堂。门的侧旁还有文保牌，而文保牌的后墙上则写着“宋宅村文化礼堂”，下方则是两块捐款碑。宋老先生介绍着主要捐款人的情况，同时他说本村有大量宋濂的后人，之后他拿出钥匙打开祠堂，请众人走入其中。  纷纷拍照老物件  祠堂的格局 宋濂祠堂乃是展开式的空间，我感觉占地面积在一亩以上，走进其中，我不知道是谁拿出导游用的耳麦给老人戴在头上，他果真侃侃而谈，向众人介绍着祠堂的介绍情况以及宋濂的生平事迹。返回后，我从网上查得2010年11月16日《金华日报》上所载记者邵佩玲所写《寻找宋濂》一文，该文中谈到宋宅村时称： 距离兰溪市区37公里处的横溪宋宅村是宋濂后裔的聚居地，加上附近的下溪前、大斯两村，这里共生活着2400多名宋濂的后人。村口的宋濂祠堂原来一直是村里祭拜祖先的地方。兰溪市政府已于2005年11月3日公布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手动灭火设备  宋炳炉介绍使用方法 看来这座祠堂乃是十几年前重新建造而成者，然据宋炳炉介绍说，这座祠堂早已有之，只是重新作了维修。祠堂的角落里还摆放着一些旧物，众人对此大感兴趣，而方师傅对此颇为了解，他说有些工具乃是几十年前专门用作抗旱。更为难得的是，这些旧物中还有一台手动消防设备，老人向大家讲解着这种设备的使用方式。  正堂  桌椅 宋濂塑像 祠堂正中的后方则有宋濂塑像，他身着官服端坐在那里，看上去一脸的平静，然其塑像下端则摆着几个巴掌大的玩偶，不知道这算不算供品。以勤奋好学的宋濂来说，他应该对这些玩具不会有兴趣，可惜宋炳炉忙着向众人介绍宋濂的英雄业绩，我无法插嘴向他请教玩具问题。 壁画 武德将军厅 院中的老屋 谈到宋濂的遗迹，宋炳炉说本村还有不少，于是走出祠堂，众人跟着他在村内又探看了几处。其中一处名为“武德将军厅”，从介绍牌中得知，此人名宋祖荣，在康熙年间得授此衔。既然他也信宋，其也有可能是宋濂之后。我们在另一处还看到了“文宪公”的牌坊，看来这里也跟宋濂有关。 宋文宪公牌楼 正堂 舞龙道具 后院的厅房 之后宋炳炉又带领众人跨过一座桥，走到了河对岸，在那里看到了明代的太史第。可惜这里在维修之中，无法入内探看情形。 村委会 会议室 谈到宋濂的谱系，宋炳炉说村委会内藏有《宋氏宗谱》，于是他带领众人前去探看。如今的村委会是一座现代化的楼房，其入口处则写着“宋宅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而队员中的朝阳山人乃是一位著名的画家，里面一位老人的姿态立即吸引了他，他迅速地坐在旁边用速写记录下这样的场景，而我等一众则跟随宋炳炉进入村委会。 《宋氏宗谱》放在此箱内 宋炳炉给众人讲解 村长办公室处在二楼，在这里宋炳炉介绍众人认识了现任村长，这位村长看上去年轻有为，然却不善言谈。他安排工作人员给众人倒茶，因为天气炎热，众人纷纷推辞，村长便命人买来整箱的瓶水一一发给大家。其为人之憨厚热情，令众人颇为感动。宋炳炉老人从办公室的墙角拿出一个小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成套的《长陵宋氏宗谱》。 宗谱封面 这部《宗谱》乃是现代排印本，里面详列出了宋家每一代的谱系，同时宋炳炉向众人介绍着宋氏家族的历史。 拍照完家谱后，众人上车奔赴下一个行程，而老人站在路中始终保持微笑与众人道别。队员们纷纷感慨当地民风之淳朴，然我却一直在琢磨着与他的偶遇：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前来此处看祠堂？陈国华和王勉也在谈论此事，陈老师认为本村内可能安了不少的探头，因为在村委会时他看到有一个监控室里面有多个显示屏可以看到村内的状况，也许是老人从监控器上看到了我们的车，所以走到路上来拦车。但我觉得这种猜测方式似乎不成立，因为我们所行驶的道路乃是穿村而过的大道，这条路上车来车往，大巴也有多辆驶过，更何况此路并不是通向祠堂唯一之路，那老人何以知道我们驶来的这辆是要看祠堂呢？ 其实我在参观祠堂时就有此疑问，当老人带着我们在村内探看遗迹时，我忍不住问过他一句，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你们是来看祠堂的。”这句话等于没有回答，因为他为什么不觉得其他的大巴是来看祠堂的呢？这件事可谓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当晚住在酒店时，众人在饭桌上还在猜测此事。更为奇特的是，这一天总共访了三处遗迹，而每一处都有类似的奇遇，故众人纷纷说这是奇特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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