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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30年,他把明朝拖入绝境

2021-10-12  最爱历史...

或许从帝师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开始,20岁的万历皇帝便决定退居深宫,隐于幕后,操控朝堂。而他真正实施这一“计划”,是在四年后——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起,他便以各种理由推托,拒绝上朝面见臣工。

这本来也没多大事,皇帝嘛,一国的统治者,九五至尊,大权在握,在哪儿“上班”其实都不重要,只要不误事儿就行。就像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样,虽也曾多年不上朝,在后宫吃斋信道,但大明最高权力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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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图源网络

不过,对于那些一心希望将万历皇帝匡扶回他们自认为“理想明君”轨道上的大臣们来说,嘉靖虽未丢权,却严重误国。他们可不想自己辅佐的皇帝跟着他的爷爷“学坏”。于是,看不过眼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通过内阁向万历皇帝递交了一份《酒色财气疏》。

在这份奏折中,雒于仁不仅数落了万历皇帝在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上的诸多不该,还写道:“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言外之意,凭啥只有皇帝你可以“放火”,却我们这群臣子诸多要求,不许我们“点灯”。

雒于仁这份奏疏的杀伤力不亚于当年海瑞骂嘉靖“家家穷尽”。但万历皇帝毕竟不是自己爷爷,被雒于仁这么一通骂之后,又“病倒”了。

从此,大臣们再想见皇帝一面,可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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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于仁等大臣之所以觉得万历皇帝的“病”还有救,那是因为至少在万历十四年以前,皇帝还是一个每天勤于政务、兢兢业业的“圣君胚子”。

但对万历皇帝而言,那些年为人中规中矩,谨言慎行,是在老师张居正及母后李太后等人的高压教育下被迫做出来的样子,而非自己的天性。

问题的根源,还得回归至万历皇帝10岁那年。

隆庆六年(1572年),时年36岁的明穆宗病危,临终前指定其第三子(前两子已早夭)朱翊钧继承皇位,并命内阁大学士高拱、高仪及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等人辅佐新天子。自此,年仅10岁的朱翊钧成了明神宗万历皇帝。

不过,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原定的辅政大臣、内阁首辅高拱便被张居正联合李太后身边的亲信、万历皇帝的“大伴”、司礼监太监冯保赶出朝廷。张居正由此成了身兼帝师的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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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幼年。图源:影视剧截图

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成为万历皇帝执政的“引路人”和朝政的“代言人”。

在张居正的教导下,万历皇帝也显得天资聪颖,乖巧懂事。

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出身,地位不及隆庆皇帝的正妻陈皇后。当了皇帝之后,万历对长辈并没有丝毫懈怠,仍旧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陈皇后宫中请安,然后再去拜见自己的生母。而万历皇帝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孝道伦常,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治国根本。

对于老师张居正,万历皇帝同样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尊称“张先生”,极尽尊师之礼。甚至为了褒奖张居正,小皇帝还亲笔手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但对于皇帝的赐字,张居正不仅没有加以正面引导,反而“一棍子打死”,以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反面教材类比万历皇帝所为,吓得小皇帝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写字赠人了。

万历登基之时毕竟年仅10岁,小孩子易犯错是人之常情,但皇帝不被允许犯错。因为在张居正乃至万历生母李太后眼中,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不能犯错。小小的万历需时时提防着身边人将自己的“过错”呈报给太后及老师。

张居正还要求皇帝注重节俭,严禁铺张浪费,并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宫中减少皇帝的日常花销,搞得万历皇帝即便想耍耍皇帝威风也没机会。

但同时,对万历皇帝要求尽一切可能节俭的张居正,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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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首辅张居正。图源:影视剧截图

尽管张居正本人并不算贪腐,甚至多次出手阻止家人公器私用,但不贪财的张居正擅权。为了让万历皇帝更加投入学习,他不惜停止了皇帝理政的惯例——召对,让大臣的奏疏仅上达内阁这一层,不必上达天听,这样一来就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力。

对张居正而言,有了人人生畏的权力,他就可以大力打击贪腐,解决明代文官集团的内部问题;也可以借着权力,打压异己,树立威望。总之,权力越大,越可随心所欲。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万历皇帝也逐渐懂得了皇权的重要性。历来与皇权多有冲突的,就是臣子功高震主。很明显,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就处于功高震主的局面中,无法自拔。

因此,清算张居正就成了时间问题。只是还没走到那一步,这名殚精竭虑的大明“救世良臣”就在万历十年(1582年)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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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开始亲政后,再有大臣控告张居正“不法”,他就不再留分毫的情面了。

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便按部就班地对张居正展开抄家。随即,又将当初曾襄助张居正夺权的大太监冯保一并发落了。

依据“墙倒众人推”的原则,曾经卓有政绩的一代名臣就这样成了人人喊打的乱政大奸臣。张居正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预想。尽管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但舆论将张居正羞辱得体无完肤,也着实让万历皇帝感觉到身边的文官特别是言官集团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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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图源:影视剧截图

如今没了张居正和冯保,万历皇帝就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百官了,而这正是万历的老祖宗、明太祖朱元璋罢黜宰相制度的初衷。只不过,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已经没有哪位皇帝有朱元璋那样的精力,事无巨细地管辖朝廷事务。于是,内阁与宦官才开始以亲信的身份获得授权,参与处理政务。

随着张居正、冯保的相继倒台,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内阁与宦官集团也大不如前。至少在言官们的清议下,张居正之后的历任内阁首辅,如张四维、申时行等全都倾向于“依阿自守,掩饰取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尽量避免与言官集团产生直接的冲突。

但即便如此,阁臣仍旧无法逃脱被言官弹劾指控的“悲剧”。毕竟,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势力,在大明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本就不存在。无论他们做什么,在恪守皇明教条的言官们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而这一切的对与错,都需要一个人来做最后的裁决,他就是万历皇帝。好端端的大明朝堂,最后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泼妇骂街”的戏份。万历皇帝如何能不烦?唯有避之后宫,不见大臣这一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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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见大臣并不代表万历不管事。

正如事后对雒于仁上疏数落自己的处理上,万历皇帝采纳了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意见,选择留中不发。所谓留中不发,皇帝收到大臣的奏疏后,不做任何批复,让这份奏折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当然,这或许给了满朝文武一个错觉,那就是皇帝不理政,不批阅奏章,消极怠政。但对万历皇帝而言,其实每天仅需面对内阁就已经足够处理日常政务了。从他的爷爷嘉靖皇帝那会儿开始,内阁成员就多半兼任朝廷六部最高长官,而皇帝日常理政就是在跟六部打交道,通过六部将命令下发全国执行。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普遍认为的,一个管理者最佳的管理幅度为同时管理3-6人,那么万历只面对内阁里少数的大臣,无疑算是最高效的管理手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皇帝便久居深宫不出。

然而,就在万历决定“居家办公”的时候,西边的宁夏与东边的朝鲜,却同时传来了不利于明朝发展的信息。

彼时,世居宁夏的蒙古降将哱拜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和土文秀等人,突发叛乱,纵火焚公署,占地自立。而东边身处日本的丰臣秀吉也刚刚统一全境,出任“关白”(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丰臣秀吉树立了一个宏愿:征服大明。

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率领20万大军攻打朝鲜,以期借助朝鲜为“跳板”,攻打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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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画像。图源:网络

作为大明世代藩属国之一的朝鲜内部,也有一位与万历皇帝一样,深受文官势力影响的国君——朝鲜宣祖。与万历皇帝的处事方式相近,这位国君也不大热衷于搭理文臣。但朝鲜国力毕竟不如大明,丰臣秀吉大军一到,朝鲜宣祖就只能一面派人求援,一面丢下百姓跑路了。

是否要大举兴兵抗日援朝,大明内部争论激烈。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然而,此时的情况是西线针对哱拜的内乱平定工作刚刚开始,而东线丰臣秀吉是否进攻大明的局势未曾明朗。明朝的言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否决兵部尚书的观点。按给事中许弘纲的说法,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类同藩王。明太祖设立藩王制度之初,便是为了屏障皇室,如今让大明发兵救助藩王,岂不本末倒置?

对此,万历皇帝什么态度?

尽管此时的他已然对外宣布“不朝、不郊、不庙”,但对于这次朝鲜的求助,他还是极度关心的。

万历二十年五月上旬,当辽东巡抚郝杰的奏疏传至兵部时,万历皇帝当即做出批复:“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至疏虞”。这说明此时的万历皇帝心里也很清楚,疯狂的日本关白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需要尽快采取措施,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而针对朝鲜方面派出的使者求援,万历皇帝虽不欲接见,防止那些想要嚼舌根子的大臣再度打扰自己的安静生活,但仍旧通过内阁做出了批示,要求兵部妥善安排、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请求。

尽管在万历皇帝最终的统筹协调下,大明军队顺利出兵,协助朝鲜击败了倾举国之兵、仅为实现梦想的丰臣秀吉,但对援朝期间一直躲在平壤避难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多少有些看不起——虽然这俩人所处的时代和国内的党争政治环境类似,但不见大臣的万历皇帝,至少还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在外交大事上处置得宜。

面对战争期间始终不见踪影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确实有些窝火。在致书朝鲜国王时,他写道:“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于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当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言外之意就是,朕帮你打敌人,你却倒好,俩手一摊,啥事不管,搞得朕好像欠了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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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万历在对待日本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有所主见,这是对明朝国家有利的大事。但是,那群指着皇帝鼻子咒骂的言官并没有打算放弃。因为万历皇帝还有一件大事,一直没有着落。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长子朱常洛已年满12岁。要按照现代人的入学年龄看,这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基本结束了小学课程,但这位皇长子却还没开始读小学。

本来经过抗日援朝的阶段性胜利,万历皇帝的心情大好,“病”也减轻了不少,甚至能撑起身子出席皇太后的万寿圣节(生日),接受百官的朝贺。然而,难得见皇帝面的官员,又一次提起了皇帝烦不胜烦的话题: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对于皇太子的最佳人选,其实万历心中早有答案。相较于皇长子朱常洛,他更看好皇三子朱常洵,毕竟人家生母可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郑皇贵妃。但这个人选并不能被遵守大明原始法规、制度的迂腐朝臣们所认同。

对于皇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印象并不深,也谈不上对这个孩子的厌恶。在万历的眼中,那只不过是自己早年一次意外临幸的结晶。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为太后身边的宫女。早年被正处于青春期的万历皇帝看中,发生了关系,便产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在万历皇帝常年所居的后宫中,身为中宫之主的皇后,却因不受宠,仅诞下过一女,未有皇子。这就意味着万历登基20年来,没有嫡子可立皇太子。

若按朱元璋《皇明祖训》的要求,皇位继承人应以嫡以长优先,那么没有嫡子的万历,也就意味着需要确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万历当年临幸宫女时,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多。那会儿他只想尽快长大亲政,这样才能做一个真皇帝,却未曾想后面的事情会如此麻烦。如果立皇长子为太子,也就相当于授予世人口实:当皇帝的他把持不住自己惹祸了,还收拾不了局面。这该是多丢面子的事。

故而,郑贵妃受宠,也在常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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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与郑贵妃。图源:影视剧截图

不过,那些极力想要皇帝听从自己的大臣们,可不这么看。对于他们而言,反正谁做皇帝都一样,只要朝廷不垮,皇粮照发。而且有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手,谅他万历也不敢随意对大臣发难。但这种情形,所酿造的苦果便是皇帝与大臣宁愿老死不相往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穆宗的陈皇后去世。按照惯例,万历皇帝需亲自为陈皇后主持丧仪等一切事宜。但他却选择照会礼部,称“朕自闰八月初旬,偶尔痰流注左足,动履不便”。此举自然遭到了群臣的抵制,明朝到底是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大臣们又怎能容忍皇帝称病不去履行职责?

隶属吏部的言官戴士衡率先提出指责:“母子至情,送终大事,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矧孝思纯笃……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顾靳一足之劳!”

诚然,戴士衡的批评在情在理。但一向对陈皇后恭谨备至、且无往日恩怨的万历皇帝,想来能说出“动履不便”这话,估计是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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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万历皇帝手底下的那帮大臣才懒得管你到底真病假病,他们需要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皇帝就必须得听他们的。皇帝不听,集体跪谏如何?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二十七日,这群大臣还真就这么干了。为了逼迫万历皇帝早做决断,都察院、六部给事中等“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这多恐怖,简直是“逼宫”。

最终,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出面协调下,事情才得以妥善解决。而在此之后,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总算是没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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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朱常洛画像。图源:网络

可是经过这番过程后,万历也真的是对这群致力于跟皇帝唱“对台戏”的大臣们深恶痛绝。为了消弭文官集团带来的争端,万历皇帝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缺官不补。反正无论如何,臣子始终臣子,想要当官,你必须得学会叫爸爸。

于是,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按《明史》的记述,“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由上至下,明朝整个行政系统中都存在着缺官现象。

缺官不补的“抗争”或许达到了万历皇帝所预期的目标,但“一个萝卜一个坑”,缺官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的工作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身为文官集团的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很快就受不了了,在他给万历的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似谓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臣等日出入长安门,势不能避。儿童走卒,无非鞭策臣等之言;流离琐尾,无非感悟臣等之状。

的确,国家治理不好,皇帝又不出来主持公道,备受指责的当然就是这群大臣了。万历即便知道缺官不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他也只能将错就错,用其手上仅有的皇权做无声的抵抗,毕竟他才是大明的皇上,他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这种道理,饱读诗书的文官、言官们又怎会不明白?但儒家思想教育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他们又不得不视之为教条。对于言官们来说,做一名不怕死的“喷子”,才是他们最基础的职责。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无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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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受到最大影响的,必然是整个大明帝国。

在万历皇帝执政后期,远在东北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举兵起义。

当消息传来时,万历皇帝一如当年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之果决,立即命兵部组织防剿事宜。不过,代理兵部尚书的薛三才却没有立即执行皇帝的命令。早年出身兵科给事中的他,又开始用过去一贯的行事作风,向万历皇帝催发欠饷。至于发兵一事不着急,什么时候皇帝发钱了,咱再让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御敌就成。

万历皇帝显然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催账心有不满。他断然拒绝了薛三才的无理请求,并越过兵部,直接下令要求九卿科道讨论剿灭努尔哈赤的议题。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晚了些。在九卿科道的言官们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的时候,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救援,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也力屈战死。自此,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而万历皇帝人生当中的最后两年,也在对东北战事的焦虑以及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煎熬中度过。

据史料记载,从万历四十六年以来,万历皇帝的身体始终不见好。在万历给大臣们的训示中,他也特别指出:“朕自三月初一日以来,偶感微寒,头目眩疼,心腹烦懑,又且痰湿注足未愈,见今服药调摄。”意思是,朕这次的病不是装的,确实很重,请诸位臣工谅解。如果可以,他也愿意起身理政,从速补充内阁成员,处理辽东努尔哈赤起兵事宜。   

然而,久未见皇帝一面的大臣们终究还是误解了。一向明哲保身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到这个时候也实在沉不住气了,直截了当地启奏皇帝:“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这都火烧眉毛了,您老还在那儿给咱装,微臣我手底下人手不够,您到底什么时候让人补缺?我好开展工作呀。

万历或许实在病得太重。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年初,皇帝给方从哲的批复仍是头晕脚痛,下不得床。并要求方从哲抓紧时间回内阁上班,不要再等皇帝下一步的旨意,不要渎职懈怠。

可以想象,方从哲拿到万历皇帝的批复后,必然相当恼火。既然皇帝你诈病,那我也病。如此,方从哲愤然上疏,以病乞休。

但此时的万历皇帝,是真的病了,他亟需一位臣工帮忙处理政务,满朝文武却都当他是在“烽火戏诸侯”。于是,他除了下旨安慰方从哲之外,还第一次允准方从哲进入寝宫探视自己的病情。自此,方从哲方知,万历皇帝没有骗人。

由于辽东的紧要军务、政务仍需人来处理,方从哲并没有放弃这次探视机会,寒暄几句后,就直接切入正题,问皇帝什么时候安排人手进入内阁协助自己工作。重病缠身的万历皇帝也只能给方从哲一个回答:“待朕体稍安,即行。”

然而连万历自己都没想到,长久的头晕目眩、腹泻疲软,居然会要了他的命。在其驾崩前四天,他还下旨知会众臣:“其紧要各项文书,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

这句话最终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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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近30年未上朝的万历皇帝驾崩,享年58岁。他到死都没有给方从哲、给他手底下的这个国家,拣选出合适的人才来补缺。

但他临死前也对自己这一生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自我评价。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说道:“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或许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不过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这当中多少都有其真诚实意的无奈,以致最终思忆一生,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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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图源:图虫创意

为了补救,他最后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如简拔阁臣,查补官缺;废弃矿税,节省内廷开支;发内库帑金,以充辽东军资……这些几乎与先前大臣们要求他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可见,万历本身也知道这些措施很重要,只不过,朝臣势力与皇权早已势同水火,他不愿意向他的臣子们示弱罢了。

正如明史专家樊树志所说:“帝制时代,皇帝大权独揽,一旦病倒,政府的运作便失灵。对于万历帝这个不肯大权旁落、事事独断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故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论调,实无偏差。

 
参考文献:
[明]张惟贤:《明神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9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
韩梦丽,高拱:《<病榻遗言>中张居正形象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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