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大帝拍板决定入侵马耳他

在1564年10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苏莱曼拍板决定入侵马耳他；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丹此举是为了“开疆拓土、消灭对手西班牙国王的力量……他的舰队，或者至少是一支强大的桨帆船群。一旦占据这个最稳固的地点，非洲和意大利的所有王国都将称臣纳贡，基督徒的所有商业和私人航运都将得到控制。”【7】这将是指向敌人心脏的一记猛击。

一个月后，苏丹任命了此役的指挥官们，并为此次征讨赋予了更明确的宗教意义：“我打算征服马耳他岛，因此我任命穆斯塔法帕夏为此次战役的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一个总部。马耳他人已经封锁了穆斯林朝觐者和商人在白海东部使用的通往埃及的航道。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率领帝国海军参加此次战役。”【8】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机器轰鸣着开动了。“虚假战争”寿终正寝。

 

苏莱曼将把整个帝国的资源投入到自早期十字军东征以来地中海上最为雄心壮志的海上冒险中。这是一场极其复杂、补给线漫长的远程作战。马耳他不是罗得岛。罗得岛离土耳其只有咫尺之遥，而马耳他却在土耳其以西800英里处，与基督徒控制的西西里距离很近，肉眼就可以看见，处在基督徒桨帆船大舰队的最远打击范围之内。罗得岛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足以供养一支入侵的军队，值得冒险去进行过冬的长期作战。马耳他却一贫如洗。遭到海风鞭笞和毒日炙烤的马耳他岛和附近较小的戈佐岛位于非洲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上，其实只是被侵蚀的山顶的遗留部分，冰河时代末期的大洪水将它们与西西里分隔了开来。马耳他的土地具有新石器时代的严酷：荒芜、干枯、多石且年代久远。岛上没有河流，也没有树木。在冬季为了获取淡水不得不将雨水储存在石刻的蓄水池内。木柴非常稀缺，甚至按磅来出售。夏季气候非常严酷；湿润的海风从海中汲取水分，赤道般的闷热笼罩着全岛，足令身披甲胄的人窒息。整个岛只有二十英里长、十二英里宽，非常狭小，困难重重。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少：岛屿西岸有悬崖峭壁的保护，在东岸有若干小海湾可供部队上陆，还有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其自然条件在整个地中海无可匹敌）处于骑士团控制之下。入侵的军队必须自己携带在整个战役期间需要的所有东西：粮食、营帐、木材、攻城物资。土耳其人虽然能够得到北非海盗的有限支持，但主要还是依赖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时间选择也是极其关键的：他们出航既不能太晚，也不能太早。适合远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他们也不能指望得到当地平民的帮助。马耳他人就像是地中海的巴斯克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民族，是他们居住的岛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它是所有入侵、迁徙和贸易的中心）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马耳他人的血统非常复杂。一波波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和西西里人被移植到古老的根茎上，形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民族。“西西里人的性格，混杂有非洲人的特征”【9】，一位在1536年来到马耳他的法国人这样描述当地人。马耳他人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密切，讲的是一种阿拉伯语（他们把上帝称为“安拉”），但却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自豪地将自己民族的历史追溯到《圣经》里圣保罗遭遇海难、邻近多个岛屿接受基督教的时代。这些吃苦耐劳的人民从贫瘠的土地艰难地谋生，忍耐着地中海世界的穷困生活。穆斯林海盗的长期侵袭使得马耳他陷入无法解脱的悲苦中，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背弃他们的统治者——医院骑士团。马耳他人尤其畏惧享有“伊斯兰出鞘之剑”雅号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在1551年发动的侵袭使五千人被卖为奴隶，戈佐岛居民被一网打尽。面对这样的恐怖，骑士团似乎是最好的屏障。

土耳其人对此心知肚明。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征伐都要进行全面彻底的准备工作。虽然后宫进行了敦促，但入侵马耳他的决定绝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对马耳他进行了多年的侦察和刺探。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绘制家皮里雷斯在《航海书》里已经给出了马耳他的地图，并对其作了描述；图尔古特劫掠这些岛屿达十几次之多，对当地非常熟悉，并将自己的知识广泛传授出去。在战役前不久，奥斯曼帝国的工程师们还装扮成渔民，对马耳他作了实地考察。他们用鱼竿测量城墙，带回了要塞工事的可靠布局图。据说苏莱曼手中有要塞工事的精确模型。奥斯曼帝国统帅部知道岛上哪里有水源，哪里有安全锚地，守军的兵力如何，又有哪些弱点。在伊斯坦布尔，将领们根据这些情报精心制定了策略：当务之急是夺取安全的港口，以保护至关重要的舰队，然后必须控制城墙；基督教骑士们身穿坚固的铠甲，因此务必要有相当数量的火绳枪兵。岛上缺少木料，这意味着建造攻城武器所需的全部木料都必须用船运来。至于攻城战术，由于当地的石灰岩地形，坑道作业难以奏效；只能炸出一条路来，因此必须重视火炮。土耳其人希望，猛烈炮击能够打破骑士团的蓄水池，迫使敌人在暑热中无水可饮、迅速投降。

人力和物资的集结与协调需要复杂的筹划和后勤支持，但在战役的后台组织上，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是无可匹敌的。专断的命令被发往帝国各地。士兵们受命到伊斯坦布尔周边和希腊南部的指定地点集结。战役记录中的不依不饶的口吻显示出了整个行动的庞大规模，发给各行省官员和总督的一连串简短命令也体现出一种焦虑：“粮食问题非常重要……缺乏火药……如果由于你的懈怠，炮弹、炮架和黑火药不能尽快送抵我处，以真主之名起誓，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不管在该处能找到何种水果和其他种类的食物，你应帮助商人尽快将它们运送给舰队……我的指挥部抵达时，尽快将船只所需的饼干烘制完毕，小心谨慎地装上船，送往……切勿懈怠……你必须在当地召集自愿参加马耳他战役的船主。”【10】整个帝国都忙碌起来。

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外国间谍们很快意识到，土耳其苏丹终于准备开战了。战争即将爆发的证据就在他们眼前。所有外国人都被禁止在主城内居住。他们必须居住在金角湾（构成伊斯坦布尔深水港的小海湾）对岸的有城墙的小城加拉塔[1]。加拉塔位于金角湾之上的狭窄山坡，对下方海湾里的来往情况尽收眼底，还能鸟瞰金角湾上游仅三百码处的造船厂，那里的小海湾周围密密麻麻地坐落着木制仓库和船坞滑道。

造船是一项进展缓慢、噪音惊人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只要认真观察，几乎不可能错过一项大型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的迹象：笨重的驳船绕过海角，进入港口，满载着来自黑海地区森林的木材、绳索、帆布、焦油和炮弹。运载油脂（用来涂抹桨帆船的船体，以加强防水性）的牛车轰隆隆地在遍布车辙的小路上行进。造船厂除了核心人员——木匠、船缝填塞匠、制桨匠和铁匠外，还涌进了大量短期工人。在1564—65年冬季，空中持续回荡着刺耳的拉锯声、清脆的锤击声、斧凿声和在铁砧上打铁的声音。煮沥青的大锅翻滚着冒出的黑烟与腐臭的动物油脂和锯末的气味交织在一起。

在造船厂内的船台上，船体从龙骨开始逐渐成形；木匠们在安装甲板、桅杆，并设置桨位。索具工人在装配船帆。战役准备的后勤工作涉及整个城市，甚至遥远的地方。在铸造工厂和铁匠铺，工人们在铸造或者锻造武器——炮弹、刀剑、标枪和炮架；面包师们在生产烘制两次而成的饼干；帝国的征兵官员在各个行省执行征募人员的命令。不久，大批人员将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加里波利，包括来自海岸平原地区的有经验的水手，以及来自巴尔干或者安纳托利亚的此前从未见过大海的健壮的农村少年，他们将担任桨手。基督徒奴隶们被关押在营地里，等待被驱赶上船、与船桨锁在一起。

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飞速进行。一个西班牙人在2月报告称，土耳其人的战备“进展神速”【11】。图尔古特已经强调，务必尽早出航，以赶上春季的大风。威尼斯人报告称，苏丹本人亲自视察了船只；他“多次表示希望亲自去造船厂，以便亲眼查看事情进展的情况，并不依不饶地催促远征尽快开始”【12】。战备的成本是巨大的，大约是财政收入的30%，而且其他军事行动都得不到援助了。但对此看在眼里的欧洲人却都说不准，此次战役的目标是什么。有人猜测是马耳他，也有人猜是西西里。西班牙人害怕土耳其人会进攻拉格莱塔——西班牙在突尼斯附近的战略立足点。甚至中立国威尼斯也准备加强自己的塞浦路斯领地的防御。土耳其人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把牌捂得紧紧的，坚持继续造船。

1564年12月，苏莱曼确定了指挥体系。他不会亲自出征，而是授权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整个战役，后者是在波斯和匈牙利南征北战的老将，年轻时曾在罗得岛和医院骑士团作战。这位帕夏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但性格暴躁，生性残忍，而且特别仇恨基督徒。协助穆斯塔法帕夏并主管舰队的是杰尔巴岛的英雄——皮雅利帕夏。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莱曼命令穆斯塔法“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皮雅利；并命令皮雅利像尊崇自己的父亲一样尊崇穆斯塔法”【13】。对马耳他有着第一手经验的图尔古特也应招从的黎波里赶到马耳他前线，他受命协助和辅佐穆斯塔法和皮雅利二人。“我要仰仗你的军事经验，”苏丹对这位老海盗说，“你必须在海上帮助穆斯塔法帕夏，保护我们的海军，对抗可能从其他国家出发、救援马耳他的敌人海军。”【14】后来的基督教史学家认为，权力分散在三个人身上导致了随后的巨大麻烦，但是穆斯塔法显然是战役的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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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是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部分贝伊奥卢区的一部分。它坐落于金角湾北岸，一道水湾将它同老城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