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时代的长江：生命衰减的社会动力｜张玉林

以多个明星物种和大量鱼类的灭绝或濒临灭绝为标志，长江的生物完整性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下降到“无鱼”等级，长江生态系统高度碎片化。在人类世的视野里，长江的物种灭绝和生态危机实为20世纪中期开始的全球变化“大加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文明的累积效应”——繁忙的黄金水道，密集的梯级电站、工业-城市走廊和岸线占用，以及严重的酷渔滥捕等等，共同挤压了水中生灵的生存空间，造成其种群数量锐减。由于已完成的大开发及其叠加效应足够强大，尽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共识、禁渔令也有助于保护少数物种，但对长江生态网络的修复异常艰巨，警惕“长江经济带建设”演变为“边保护、边破坏”至为重要。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人类世叙事与长江生态环境问题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在21世纪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长江流域4亿多人民的生存基础，支撑着相当于一个大国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还要每年调出上百亿立方米的江水支援华北，因为黄河及海河都已无法满足心脏地带的饥渴。

但是，作为一个巨型生态网络，长江自身的生命状况已经处于垂危状态，其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下降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用农业农村部官员的话说，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部分珍稀特有物种正在灭绝或濒临灭绝，“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总体形势十分严峻，已到了危急关头，甚至成为事关国家文明兴衰的大问题。”这样的总体形势，促使新时代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发出了警告：“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考察长江的病态、病理和病的历程。它属于一项多学科学者参与的“长江生态文明史研究”课题的当代部分。“当代”在中国发端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位著名的诗人宣告“时间开始了”，万里长江的巨变恰恰发生在此后的70年；而在地球的历史上，当代属于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

关于人类世的提出和概念史回顾，已有保罗·克鲁岑及其合作者的详细说明， 它强调人类已经成为改变地球系统的新的地质力量，其环境影响从生态圈扩展到了生物圈，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损害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而引发生物圈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关于人类世的起始时间，早期有克鲁岑本人提出的英国工业革命说等诸多观点，但斯蒂芬等人在详细论证后强调，它开始于1950年之后全球环境变化的“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只有在20世纪中期之后，才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地球系统的状态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它超出了全新世的变异范围。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大加速”是开始最有说服力。据《自然》杂志2019年5月21日报道，由34名科学家组成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将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以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并赞成以20世纪中期为人类世的起点。

人类世划分时间的共识意味着，“新中国”的诞生恰好也是人类世的开始。当然，一国的政治历史时间与全球地质时间的巧合，并不足以成为选择人类世作为分析框架的理由，促使笔者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如下两个。

首先，是要避免把长江的故事仅仅看作中国的故事。长江不只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甚至首先是地球上的第三大河，它是喜马拉雅崛起等漫长的地质活动的结果，它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代长江大开发固然是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承担，但也构成了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开发造成的生物衰减不只是悲剧意义上的“中国故事”的一节，也是地球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一页。据联合国2019年5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在全球已知的大约800万种动植物中，有100万个物种遭受灭绝的威胁，包括40%以上的两栖动物、33%的造礁珊瑚和1/3以上的海洋哺乳动物。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指出，对全球近21000个种群中近4000种脊椎动物在1970—2016年间的数据跟踪发现，在不到半个世纪，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68%，其中淡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幅高达84％。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中文摘要》，这意味着，长江的故事理应成为人类世叙事的一部分，而“讲好”它的故事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人类世。

其次，是要超越对生态环境问题做简单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单纯指向特定制度的归因分析，以突显人类世叙事关注的“文明的累积效应”。制度分析针对许多问题是必要的，也具有穿透力，然而在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灭绝这种整体性危机时也明显不足。正如施耐德提醒的那样，假如撇开全球的而只关注局部的环境问题，可能会忽视人类的环境影响是人口、财富和技术的乘积（I=PAT），“观察范围的不同，可以识别的影响因素不同。从局部来看，可以认为贪官污吏或工业污染是当地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从大局来看，日益增加的土地或能源利用及人口增长或许会成为主要因素。进一步看，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抑或是两两混合的体系中，从政府、企业到个人，各类行动者大都具有“发展”的愿望和“发财”的动机，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工具开发、攫取、利用自然和自然资源，这种行为模式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范围和强度大小的差异，但总体上形成累积效应。累积效应正是研究整体性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视角。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的时空坐标定位于人类世时代的长江。地理范围包括整个长江流域或长江水系，但以干流及其中下游的通江湖泊为主。考察的重点是5种国家级保护动物的衰减状况及其驱动力，包括列为鱼类的长江白鲟、中华鲟和长江鲟，列入兽类的白鱀豚和长江江豚。选择这些物种的原因在于，它们是长江流域“生命之网”中的明星物种，处于由4300多种水生生物构成的生物链的顶端，是具有指示性的旗舰物种，它们的衰减状况能够集中反映长江整体的生命衰减状况。

本文利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包括生态学、生物学、水产学、地理学领域的公开出版物。此外有新闻媒体的报道，其信息来源既有记者的独自调查，也有相关机构、官员和学者的介绍。在对纷繁的文献进行甄别、吸收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环境史写作的需要，我会较多倾力于描述这些代表性物种的衰减过程，力求把杂乱的图景整合成完整的历史叙述，借此展现长江生命系统衰减的社会过程，进而揭示出一种文明的悖论：剧烈的人类活动既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也造成了对生态和生命的巨大伤害。

“鱼王”的灭绝

白鲟、中华鲟和长江鲟（也称达氏鲟），都属于硬骨鱼纲鲟形目。该目鱼类大约起源于3亿6200万年前，在侏罗纪早期的1亿8400万年前分化为鲟科和匙吻鲟科，总计有4属27个种，全部分布于北半球。其中，属于鲟科的中华鲟和长江鲟分歧于1050万年前，目前都仅存于长江；属于匙吻鲟科的白鲟曾有6种，其中的4种仅见于距今3400~7500万年的化石记录，此后只有长江白鲟和栖息于密西西比河的美洲白鲟存在于地球。总之，这三种鲟鱼都经历了65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的第五次生物大灭绝（“恐龙时代”结束），在生物进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学术价值，是劫后余生的孑遗物种、长江中的活化石、中国的国宝。

在三种国宝中，中华鲟和白鲟都是体型庞大的长寿型鱼类，个体寿命分别可达40年和30年。中华鲟的成鱼往往超过3米，最大体重有560公斤、680公斤之说，号称“长江鱼王”。白鲟则是“淡水鱼王”，最大捕获记录见于1892年的南京江段，长7米、重907公斤。这种凶猛鱼类有着梭形躯体，游动迅疾，可一口吞下七八斤重的草鱼，因此也称“水中老虎”，又因为有着长长的鼻子而称为“象鱼”，与俗称“腊子”的中华鲟和唤作“黄排”的胭脂鱼一道，被现代四川渔民形容为“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大得不像样。”

中华鲟和白鲟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分别称作鳣和鲔， 共同用于周王室的祭祀：“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诗经·周颂·潜》）也构成卫庄公在黄河岸边迎娶庄姜时的生动场景：“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诗经·卫风·硕人》）到了唐代，它们都成了《春江花月夜》所描写的“鱼龙”：“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其学名“鲟”字则在稍后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中首次出现：“鲟生江中，背如龙，长一二丈。”

正如《诗经》所示，在春秋时代，白鲟和中华鲟都曾出现于黄河的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水系的漆水和沮水，三国时代的陆机概括为“上龙门，入漆沮”（《毛诗陆疏广要》）。当今的生物学家则认为，白鲟早期曾分布于北起辽河、南至钱塘江的多条入海大河，后来逐渐退缩，在1271—1840年间消失于黄河，1949年之后仅见于长江。退缩到长江的白鲟有了“长江白鲟”的限定称谓，分布在宜宾至长江口的干流和沱江、岷江、嘉陵江等重要支流，以及两个通江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性成熟的个体会在春季上溯到江安县—柏溪江段产卵，待幼鲟孵化后再顺流而下，在饵料丰富的中下游干流和两大湖中生长。

与白鲟相比，中华鲟的早期分布区域更广，遍布东亚大陆架海域及主要入海河流，包括北自鸭绿江南至珠江的诸多大河，在朝鲜半岛西部和日本九州岛附近也有发现，因中国是它的模式产地而被冠以现名。它被分为黄海种群、长江种群和珠江种群，但现代只剩下长江种群和罕见的珠江种群。作为江海洄游型鱼类，中华鲟生命历程的90%在海洋中完成，其复杂曲折的生活史堪称生命的壮歌：在性腺即将成熟时，于夏季沿长江口溯流而上，在秋冬之交抵达金沙江下游的产卵场或附近的深潭中越冬，尔后穿梭于产卵场下游与产卵场之间，到下一个秋季再入场繁殖，“沿途不摄食，只为去出生的地方完成繁殖使命。”到产卵结束返回海洋，整个生殖周期平均需要18个月，其间消耗掉大约35%的体重。虽然产卵量大，但繁殖率低，极少数得以孵化且逃脱了天敌的幼鲟需要10个月才能抵达长江口，在逗留数月、适应了淡海水环境后入海，在海洋中生长14年左右，直至繁殖期到来才又回溯长江。

已有的记录表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白鲟和中华鲟在长江中都并不罕见，捕获后多被食用。白鲟的捕获量在1976年之前每年可达25吨左右或676尾。中华鲟的捕捞量在70年代以前每年有6万~8万公斤，1971—1975年间每年400~500尾、约10万公斤，在1972—1980年总计4650尾，年均517尾或77.5吨，其中四川江段和湖北及以下江段约各占一半。另据中华鲟研究所报告，当时每年到上游产卵的繁殖群体超过3500尾。在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中，三种鲟鱼都被列为“应当重点加以保护的重要或名贵的水生动物”。

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1月4日，历经十年建设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实现了“腰斩大江”，这两个古老物种的数量和命运便急转直下。

先看白鲟。在1981—2003年间，除了最初在长江口发现过成群的幼鲟外，总共只有210次目击记录，其中190次在1993年之前，仅3次是在1996年之后；159次的目击地点在葛洲坝以下江段，而且多数是头破血流、折成两段的死鲟。在此期间，它在1983年与大熊猫、中华鲟等一道列为国务院要求严格保护的珍贵稀有野生动物，1988年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96年版《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的濒危等级由“易危”提升为“极危”。极危是指在自然界中无法形成种群繁衍，又称功能性灭绝，危险程度仅低于野外灭绝。

白鲟功能性灭绝的年份被推定为1993年。显示其野外灭绝的迹象则出现在十年之后。2002年12月11日，有渔民在南京下关江段意外捕到一条伤痕累累的白鲟，农业部下令不惜代价抢救，南京市有关机构专门召开了“国宝白鲟抢救新闻通报会”，但是它于2003年1月9日死亡。半个月后的1月24日，又一条受伤的白鲟（体长352厘米，重160公斤，雌性，腹中有大量鱼卵）在上游的宜宾南溪江段被渔民捕获，闻讯而至的专家紧急救治，输氧、打针、缝合伤口，在判断具备了放生条件后给它装上了追踪器，于27日放流。但追踪船在三天后的凌晨于雾中触礁，此后再没有关于这个物种的目击报告。

由于科学发现的滞后性，宣告白鲟的灭绝要到16年之后。在这期间，2006—2008年间的四次白鲟资源普查和2017—2019年实施的“长江流域鱼类资源和环境调查”，都没有发现白鲟的踪迹。负责调查的危起伟等人在论证后写道：基于证据的分量，可以肯定地宣布长江白鲟已经灭绝，时间大约在2005年，最迟不晚于2010年。这一结论成为新冠疫情暴发披露前的重要新闻，让无数的读者为之一震。有生物学家认为，“白鲟的灭绝，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大型脊椎动物最具悲剧色彩的灭绝。”有新闻记者用充满悲情的文字概括了它的悲剧色彩：

这种体态庞大的远古鱼类，曾与恐龙为邻，在长达15亿年的漫长年月里，游过了白垩纪，在恐龙大灭绝中幸存；它游入了不朽的《诗经》和中国民谣、传说里……但在公元20世纪，面对人类日益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被高大的水坝挡住……最终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停止了游动。

中华鲟似乎比白鲟幸运一些，它是葛洲坝建造引发的“救鱼问题”论争确定的唯一救护物种。那场延续了十多年的争论最终把白鲟、长江鲟和四大家鱼、铜鱼等排除在救护对象之外，而针对认为受影响最大的中华鲟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建议。获得中央政府批准的保护措施包括禁捕、自然繁殖保护、网捕过坝和人工繁殖放流，但“建设鱼道”被否定。

关于“网捕过坝”的实施状况不详，比较清晰的是，葛洲坝的截流造成前一年上溯到上游产卵的老股群被阻挡在大坝以上，数量可能有660尾之多，它们无法再回归海洋，很容易饿死；欲上溯产卵的新股群则受阻于大坝之下，那些硬闯的中华鲟会像白鲟一样撞死撞伤：1981—1985年间在宜昌江段即发现死鲟146尾，“有的已经腐臭，有的沉入江底又被挖泥船挖出，有的吻部撞裂或鳃盖翻起，腹中怀有大量卵粒。”与此相伴，一部分中华鲟在坝下环境无法产卵而返回海洋，一部分出现性腺退化，得以在坝下江段自然繁殖的在1983—1985年总计只有5批78尾，产卵5000万粒左右，其中85%以上被圆口铜鱼、黄颡鱼等吞食。

大坝阻隔也为过度捕捞创造了条件。1981—1982年的捕捞量即达2165尾，其中湖北境内在1981年秋冬两季捕获800多尾，是建坝前年均捕捞量的5.5倍。过度捕捞引起批评，国家从1983年开始禁止商业性捕捞，葛洲坝集团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当年起实施人工繁殖放流。1988年，它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但是“一级重点保护”未见实效。致命的影响是失去了上游1000多公里的生殖洄游距离和800公里江段的19个产卵场，流水刺激减少导致性腺退化。尽管在坝下江段建立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但保护区有源源不断的污水排入，甚至在其核心区也出现了“红黑白三色污染带”；新的产卵江段只有7公里，而且后来建起了大桥；新的产卵场面积不过0.4平方公里，不足原先的1%。与大坝截流前相比，幼鲟和亲鲟的补充群体分别减少了80%和90%，野生种群的雌雄比急剧失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升高到3∶1、5∶1，甚至10∶1，进而是雄鲟的精子活力下降、寿命缩短，雌鲟的产卵时间推迟、次数减少、孵化率降低。

针对中华鲟自然繁殖严重受阻的状况，人工繁殖放流成为1992年之后的重要弥补手段，但效果有限，甚至被认为“徒劳”。柯恩福：《论中华鲟的保护与开发》。1983—2018年总计放流了712万尾，其中1999之前放流的576万尾都是开口摄食前后、没有越过死亡高峰期的仔鱼，属无效放流。放流的规格、时间和地点常被行政因素左右，出现过大规格以及不适当的季节和地点的放流。由此导致中华鲟的种群数量并未因人工放流而增加，估计人工放流对野生种群的贡献不足 10%。

与自然繁殖衰退相伴，误捕和航运造成中华鲟的大量死亡。1986—1996年，在宜昌江段被渔民误捕而放流的繁殖群体即达155尾；在幼鲟集中分布的崇明岛东滩一带，1988—1992年被误捕的幼鲟每年达6350～7060尾，而幼鲟在河口停留期间的死亡率高达50%。

保护措施进一步提升。2000—2004年，江苏东台、上海崇明和湖北宜昌先后建立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2009年禁止科研性捕捞，并实现了“全人工繁殖”，2010年将其濒危等级提升为极危，2015年颁布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但威胁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三峡大坝蓄水运行，以及上游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大坝等梯级电站的修建，都加剧了干流水温的滞后效应，产卵期水温升高，中华鲟的性腺发育和产卵期进一步延迟，有效繁殖能力降至原来的0～4.5%。与此同时，沿江滩涂湿地被大量的人工建筑物占用，从葛洲坝到长江口，“一路上很难找到歇脚的地方”，更密集的船舶造成超过半数的中华鲟被撞伤，污染的加剧使长江口的幼鲟出现肝癌病变，而“遇难”和误捕依然较常见——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7月就有13尾，体重都超过3米，其中只有一尾被救活。

于是能够看到这个物种野生种群的数量锐减：1984年估计为2176尾，2000年降到363尾，2005—2007年有203～257尾，2010年降至57尾，2013年和2015年两次出现产卵中断，2017年只剩下20余尾，而仅存的20余尾从当年开始连续三年没有自然繁殖。依据专业人士的判断，中华鲟自然种群的灭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如果不能减免梯级水坝的影响，其野生种群将在2026年灭绝。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长江鲟。与两种鱼王相比，它的体型较小，成熟的个体一般长80~100厘米、重5~10公斤，最大记录为16公斤。它主要分布于中上游的干流和部分支流，长江口地区尚未发现，性成熟的个体会在重庆—宜宾之间的江段繁殖，春秋两季都会产卵，但以春季为主。它属于四川的“重要经济鱼类”，但关于其早期的自然种群数量和捕捞量不详，比较清晰的是它在80年代以后的快速衰减信息：1984—1996年，在其主要栖息地泸州—宜宾江段总计只误捕到151尾；1994年以后，其野生个体的捕捞已非常困难；它在90年代末停止了自然繁殖活动；在 2006—2010年间的专项捕捞中，总共只捕获到39尾；此后野生种基本绝迹，人工保种的野生个体到2018年只有约20尾。农业农村部为此制订了《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人工繁殖和放流，实现自然种群的重建。好消息是它的“全人工繁殖”于2019年5月获得成功，但当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鲟鱼专家组拟定的《评估报告》认为，长江鲟的自然种群已经野外灭绝。

白鱀豚和江豚的非正常死亡

白鱀豚和江豚都属于哺乳类动物。白鱀豚也被写成白鳍豚，据周开亚等人考察，长江中下游的多数渔民均称白鱀，主要是因为其体色与江豚相比较浅；而白鳍豚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订的《脊椎动物名称》对西方学者误将白鱀称为“白旗海豚”的译名，实际上它的鳍部均呈灰色，称之为白鳍豚容易产生误解。见周开亚、钱伟娟等：《白鱀豚的分布调查》，《动物学报》1977年第1期。属自成一科的小型淡水鲸类，诞生于距今2500万年的中新世晚期，早于大熊猫2000万年左右，是现存最原始的海豚之一、鲸类中的活化石。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成书的辞书《尔雅》中：“鱀，是鱁。”郭璞(276—324)在为《尔雅》作注时详细记述了其形态和习性：“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衔。鼻在额中，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见之。”到北宋时期，江上的渔夫已经知道，白鱀豚和江豚的频繁露头意味着暴风雨来临，孔武仲(1044—1101)的《江豚诗》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大川夷平，缟素不起。两两出没，矜其颊嘴。若俯若仰，若跃若跪。舟人相语，惊澜将作。亟入湾浦，踣樯布笮。俄顷风至，簸山摇岳。”

关于白鱀豚分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据周开亚等人考察，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干流，40年代曾经出现在西陵峡附近的黄陵庙、莲沱水域；在50年代，钱塘江和富春江富阳江段每年都会发现，到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之后，从富春江中消失。到1974年调查时，钱塘江区已不复再见，在长江的分布也以湖北枝城段为上限，原因是葛洲坝水电站的开建缩小了它的栖息地。

关于白鱀豚的数量，直到80年代初仍然“难以准确回答”。晚近的记录既有博物学家方旭在1890年出版的《虫荟》所说的“今江中时有之”，也有1911年版《湖北通志》指出的“然今颇罕见”。一项出处不明的报道说，在50年代的长江中约有6000头。在下游冬季有时可看到近十群在江面上活动，通常数头或十余头聚集成一群。在1973年林业部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中，它已属于“我国特产稀有或世界性稀有珍贵动物”，列为14种“国家第一类保护动物”的一种，要求严禁猎捕。

1980年前后出现了两项考察和粗略推算。一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对武汉至城陵矶约180公里江段的考察，这一江段原来白鱀豚较为集中，但5次考察只观察到两群约19头，以种群密度平均每公里0.15头推算，在宜昌至崇明岛的1900公里长江中数量当有285头，“若以目前普遍认为的野生动物资源量在200头以下为濒临灭绝的种类，白鱀豚业已达到危险境地。”另一项是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对下游南京—贵池之间250公里江段的6次考察，发现其间可能生活着3~6个群体，每群有6~10头左右，“即使以最大的种群密度每公里0.24头来计算，生活在枝城以下约1700公里长江中的白鱀豚只有四百头左右。”

尽管上述估算“都不全面，可靠性较差”，但已显示这个物种陷入了生存危机。更严峻的问题是其非自然死亡数量很大：在1980年之前的二十多年间，仅在中游就发现有60头被捕杀；1980年的头4个月里，仅水生生物研究所就收到近10头死于非命的信息；1979—1981年间，在下游的贵池—南京段共发现死体16头，“即使以此江段有60头计，年死亡率也达13%。” 1980年1月，一头受伤的雄性幼豚在诚陵矶附近被渔民捕获，当时已被鱼叉戳了两个大洞、流着脓血，有关专家连夜赶往救助，并运往武汉进行人工饲养，幸而恢复健康，冠名“淇淇”。通过媒体的报道，白鱀豚的珍惜性被公众所知，其形体优雅、大脑发达、声纳系统灵敏，“具有超过大熊猫的科研价值，观赏价值也很高。” 邮电部当年发行了两枚白鱀豚特种邮票，“水中大熊猫”的称呼开始流传，其预知风雨的能力也使它具有了“长江女神”的美名。

但“女神”的非正常死亡仍然多见，1984年发现的死豚达18具。研究和保护的迫切性升高，国家环保局1985年4月在武汉召开研讨会，相关报道警告：“国宝”大熊猫已经得救，但“水中大熊猫”濒临灭绝，“近年残杀白鱀豚状况十分严重，使它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死亡”，现存数量约二百头左右，只有大熊猫的五分之一左右。会后实施了两次较全面的考察，结论是在长江中下游总计约有42个群体、283~287头，笼统的说法是“三百头左右”。翌年10月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更丰富的信息：在全球现存的5种淡水豚类中，白鱀豚是数量最少的濒危物种。它很快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级别最高的濒危物种，进而在1988年成为中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但随后的两项调查显示了更快速的下降。1989—1991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渔政局的资助下，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对长江下游进行考察，认定白鱀豚的数量已少于200头，10年中减少了一半，“已低于最小可生存种群，除非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一珍贵物种必将灭绝。”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1990年冬季和1991年春季的考察则发现，与5年前相比，宜昌—沙市段的7个群体已经消失；原本分布密集、活动很有规律的湖北观音洲水域已难见踪影；沙市-城陵矶段仅观察到11头、减少了60~61头，湖北螺山—新滩口段观察到27头、减少15头；安徽官洲—黑沙洲段观察到4头，减少了17头；镇江段观察到4头、减少12~13头。上述江段总共减少了105头左右，年均递减率接近15%，而整个中下游的自然种群数量可能少于130头。

让我们具体地透视白鱀豚的非正常死亡。记录到的惊人的例子有：在1974年洪湖县姚湖江段的水下爆破施工中，一次就炸死了6头，其中两头腹内怀有胎儿；在1983年南京江段捞到的一头垂危的雌性成体身上，竟发现有103处钩疤、5处溃疡、28处皮下出血发炎，体内还有折断的鱼钩；在1990年3月在靖江段发现的一头雌性成年死豚身上，竟然缠绕着36枚滚钩！对在不同的江段和时段获得的死体死因分析显示了某种规律性。林开杰对1973-1983年间获得的33头死因的分析认为，人为致死的占85%，其中钩捕致死的15头。这主要是因为，豚类的主要食物是鱼类，在跟踪鱼群或捕食被钩住的鱼时很容易被滚钩缠绕致死，即使侥幸脱逃也是严重受伤。在周开亚报告的前述贵池-南京段发现的16头死豚中，8头是螺旋桨致死、5头是滚钩致死，作者由此强调机械化船舶的威胁在运输更繁忙的下游已升居首位，原因是白鱀豚主要靠听觉感知周围事物，往往对船舶螺旋桨发出的声频不知回避，容易被轮叶击毙。华元渝等人对85头死豚的分析（表2）显示，渔用滚钩致死的占到48%，其中在1955—1974年间高达62%。另据王丁等人报告，在70~80年代，在死亡的白鱀豚中，至少有50%是滚钩和炸鱼等渔业活动造成，在中游和下游则分别有1/5和1/3是被螺旋桨打死；到了90年代，电鱼的威胁开始凸显，比如1990年记录到的12头死豚中，有5头是电鱼致死。

“非正常死亡”将白鱀豚推进了灭绝的漩涡，但发现其死体的消息连续不断，1992—1996年共有61具。胡伟鸣、周国强：《生死白鳍豚》，《南方周末》2002年8月2日。1997年11月, 农业部和相关科研机构发起了“白鳍豚抢救计划——长江水域白鳍豚江豚同步观测行动”，300多考察人员组成 22个小组、分乘52艘船舶，历时7天，考察了长江口至宜昌之间的干流以及鄱阳湖和洞庭湖，总共只发现13头。随后两年，采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了部分主要江段，分别发现 4头和5头，而最后一次考察没有在湖北江段发现其踪迹。2001 年3月,有关科研机构起草了《白鱀豚保护行动计划》并呈报农业部，获得批复后实施。

但保护行动为时已晚。2002年7月15日，人工养殖了22年的淇淇被发现沉睡于水底，死时体长2.07米、重98.5公斤，约25岁，成为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4头淡水鲸类动物之一。它在存活期间享受了大熊猫所能享受的尊荣——护理费用在2001年就达80万元，平均每天2100多元——它“去世”的消息被国家通讯社加以报道，养护它的科研机构收到了大量的唁电唁函。但多年来为其寻求配偶的努力没有成功，其精子未能保存，繁殖研究被迫终结。两年后的8月的一天，有人在南京的江滩上发现了一具白鱀豚的尸体。后来的调查表明，那是这个物种最后一次进入人类的视野。

2006年11月，中国和瑞士的相关机构发起了针对白鳍豚和长江江豚的联合科考，7个国家的数十位专家乘坐两条科考船，运用了先进的声呐采集设备和远程探测技术，往返于宜昌—上海之间，历时38天，行程3400多公里，但没有发现其踪迹。鉴于鲸豚类动物需要频繁地出水换气从而很容易被发现，没能发现使多数专家认为已经灭绝。翌年发表于《生物学快报》的考察报告结论是“很有可能已经灭绝”，“这是50多年来全球灭绝的第一种大型脊椎动物，是公元1500年以来消失的第四个哺乳类动物家族（科），也是第一个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鲸类物种。”

不过，希望它还存在的念想依然强烈，民间没有放弃找寻的努力。十年后的2017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先后发起了两次民间科考，“曾在5天内30余次疑似看到白鱀豚”，据说其中包括一头约1.2米的幼豚和两头2米左右的成年豚，但是均未能取得影像资料，专家鉴定也未能认定为白鱀豚。2018年4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再次提议将其定为野外灭绝，但是，“在中科院水生所鲸类保护生物学科组组长王丁等专家和许许多多志愿者的努力下，提议未获通过。”当年11月更新的名录仍然列为极危等级。

白鱀豚的结局让有关机构“吸取了教训”：一定要保护好长江中剩下的最后一种鲸豚类动物——长江江豚。这种小型齿鲸类动物曾经是中国沿海分布最广、也最常见的海兽，遍及鸭绿江的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在日本西部海域和韩国的沿海、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群岛和波斯湾海域也有分布。它最早出现于东汉许慎（58—148)著的《说文解字》中，名为䱡也称鱄鲋。郭璞曾用其注释白鱀豚的形体，并在《江赋》中创造了沿用至今的称谓：“鱼则江豚、海豨、叔鲔。”唐人许浑（795—858）的《金陵怀古》写有“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它在古代文献中的称呼还包括沿用至今的“江猪”，大概源于《魏武四时食制》中“黑色，大如百斤猪”之说。

作为淡水豚的长江江豚属于江豚的长江种群，最初也是生活在海洋，大概在1~2万年前的末次冰期进入长江，它的两个分别被称为黄海种群和南海种群的近亲如今依然生活在海洋。其出生时的平均体长为70厘米，寿命可达25年，标本中的年龄最大者16.5龄、体长171厘米；雌雄的首次性成熟年龄分别为4龄和4.5龄，妊娠期 11个月左右，生殖循环一般为2年。它与白鱀豚一样喜好群居，观察到的最大群体有87头，由多个小群或亚群形成；但与性情“高冷”的白鱀豚相比，江豚愿意与人亲近，也被称为“水中精灵”和“微笑天使”。

关于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张先锋等人依据1984—1991年间的13次考察推算为 2702头，其中干流为2546头，洞庭湖和鄱阳湖有158头。这一数量意味着它还没有达到濒危程度，与1988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定位相称。进而，相对于白鱀豚种群的繁殖能力较差，俗称“江猪”的江豚年出生率达到20%，现有种群理论上一年会产生539头新的个体，足以维持物种的繁衍。

但是，2006年开展的多国联合考察显示，这个物种的种群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1800头，年均下降速率为6.5%，其中干流的数量降至1225头。2012年的调查显示出更剧烈的衰减：总数降至1040头，6年间年均下降13.7%，其中干流只剩505头。有专家认为，如果不实施有力保护，它将在15年内走向灭绝，为此呼吁“保种”。

不难想象，摧残着白鱀豚的力量也同样摧残着长江江豚，而且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大，江豚所受到的威胁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之后，滚钩之类的有害渔具更多，电鱼行为更加猖狂，污染更加严重，水上的机械化船舶更多。关于机械化船舶，参与了2006年考察的王丁有如下记述：“尤其是南京以下，那些有几层楼高的运输船几乎是船头连着船尾，像锁链一样滚动，考察队员们的视线甚至被它们挡住而长时间无法看到两岸。在宜昌至上海单向的航行中，在长江干流总共记录到运输船19830艘、捕鱼船1059艘，船舶密度为12艘/公里。鄱阳湖中航行船舶的数量更多，在鄱阳湖口，最繁忙的时候每半分钟就有一艘大型运输船进出。” 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白鱀豚一样依赖声通讯和声呐生存的江豚难以逃脱威胁。

进而，在有关白鳍豚的死因分析中没有发现的威胁开始出现，这就是食物短缺。由于干流及两个通江湖泊的渔业资源急剧下降，对2012—2014年间收集的大量死亡江豚的解剖发现，它们的胃里几乎全都空空如也，“这明显不正常，因为有些江豚明显是突然死亡，比如被螺旋桨打死的，胃里本该有东西。”科研人员由此认为，“食物短缺是江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因素。”它不仅让这个物种陷入饥饿，还促使其为了捕食而冒险到码头附近活动， 从而更容易被螺旋桨打死。

“保种”的呼声得到了重视。江豚种群加速下降的消息发布成为江豚保护的转折点。全国陆续成立了50多家保护江豚的NGO组织；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建立，随即出台了江豚保护行动计划，农业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措施。”为此清理和取缔了一些围网、挖沙活动，专门的自然保护区则增加到8个，覆盖了宜昌到上海之间的近三分之一江段，进而是“长江江豚拯救计划”写进了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

2017年冬季的考察发现，上述措施似乎取得了成效：江豚的种群数量为1012头，其中干流有445头，鄱阳湖和洞庭湖各有457头、110头。农业部据此判断：“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其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形势依然严峻的证据有很多。首先，至今没能实现江豚的全人工繁殖，而人工条件下的自然繁殖只有30%~40%的幼豚能存活一年以上，2005年以来，仅有两头依靠人工繁殖的幼豚长到成年。其次，非自然死亡的状况没有得到遏制，保护区中的江豚食物短缺问题有所缓解，但其他威胁开始显现，据“江豚保护行动网络”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发现的死亡江豚达50头，是2008年有民间统计数据以来最多的一年。第三，采砂活动留下的沙坑在江豚聚集最多的鄱阳湖成为巨大隐患，一旦水位下降，到沙坑里越冬的江豚就会被困住，2019年的鄱阳湖大旱造成水位创新低，在5个巨大沙坑里就有近60头江豚被困。最后，研究人员在江豚的体内和肠道新近监测到了微塑料颗粒，尽管还难以断定这将产生何种影响。

总之，在系统性恶化的环境中，对万里长江的最后一种哺乳类动物而言，还难以预测“最后的拯救”能否成功。

驱动力：文明的累积效应

长江的生物衰减当然不限于上述明星物种，而是涉及几乎所有的鱼类。从“长江三鲜”（刀鱼、鲥鱼、河豚）到“四大家鱼”（青、草、鲢、鳙），从知名不知名的稀有物种到常见的经济鱼类，衰减的幅度都异常惊人。松江鲈鱼在80年代已极为罕见，鲥鱼自1994年就没有被捕获的信息，野生的河豚到21世纪初已很难看到，刀鱼和中华绒螯蟹已难以形成鱼汛，凤尾鱼的捕捞量从5000多吨下降到100多吨。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减少了81%，鱼苗数量从1000多亿尾减少到不足10亿尾，其中四大家鱼的捕捞量从30多万吨降到1万多吨、产卵量从约300亿尾减少到不足1亿尾。

2016年发布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长江受威胁的鱼类达107种，其中列入“极危”的有31种，包括鯮、长体鲂、胭脂鱼、圆口铜鱼、邛海鲤、川陕哲罗鲑……尽管迄今只有西昌白鱼和多鳞白鱼被宣布为灭绝或野外灭绝，但数十种鱼类已多年未见踪影。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的“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2017—2019年）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历史上曾经分布着433种鱼类，其中特有鱼类186种，但此次调查未发现的有130种，占30%；未发现的特有鱼类达83种，占原来特有鱼类种数的44.6%。而多家研究机构发布的《长江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长江干流的鱼类就减少了122种，减幅达1/3，其中特有鱼类48种，减少了29%（表4）。

 关于长江水生生物衰竭的原因，农业部的官员归结为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包括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活动。专家的论述还涉及江湖关系变化、外来物种影响，并强调某些活动的影响更大，比如“水利工程是祸首，酷渔滥捕是帮凶”。总起来看，不同的物种因为其生物特性和经济、文化特性的差异而受到特定人类活动威胁的程度不同，但诸多活动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专业研究机构描述的系统性影响的机制和机理：

水利工程建设、航运开发、航道整治、水污染和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的快速增加，导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原有水域的物理、水化学、水生物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生存空间被大量挤占，洄游通道被阻隔、栖息地面积缩小，种群数量和仔、幼补充群体数量锐减，资源急剧衰退。

这种机制和机理在前文的考察中已有较充分的呈现。这里要关注的是诸多类型的“人类活动”。在传统的主流叙事中，水利工程建设、航运开发、航道建设都被视为巨大成就，大坝建设会偶尔受到批评，水污染被视为“发展”的必然代价，只有过度捕捞没有受到歌颂。然而，在人类世的叙事中，不论这些活动是受到推动、鼓励还是受到限制、贬抑，不论行为主体是国家、政府还是特定的企业、利益集团、个体渔民和挖沙者，不论行为动机是为了“发展”、营利还是维持生计，也不论行为的性质合法还是非法、代表着作为形容词的文明还是野蛮，它们都属于作为名词的“文明”， 汇聚成“文明的累积效应”,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改造、开发、“利用”长江的巨大威力。

为了更切实、更直观地理解巨大威力对非人类生命的影响，笔者将略去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概括上述活动达到的规模和强度。大致说来，1949年的长江仍然流淌在自然经济时代，江上的行者依然能听到两岸猿声、目睹孤帆远影，其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有重大改变，而在经历了50年的巨变之后，21世纪的长江完全流淌在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世界十大河流中开发强度最高、生态压力最重的河流。

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其货运量在2005年接近8亿吨，超过密西西比河，到2019年则接近30亿吨，拥有15个亿吨级大港、595个万吨级生产性泊位，而下游江苏段年间进出港船舶多达247万艘次。与之相对，1949年的长江航道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从宜宾到入海口的近3000公里江段，仅有简陋码头一百余处、客货运输船813艘、货运量191万吨。这些数据意味着景观和生态学意义的巨变：长江已不再是诗人歌咏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而是由灰褐色的滚滚浊流承载着的货物船舶大通道。

黄金水道串联起世界上最长、也可能是最为壮观的工业走廊和城市走廊。工业走廊上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中心，以及数不清的机械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石油化工基地和有色金属基地，而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开发区的数量约占全国的1/3，化工产品产量约占全国的46%——形象化的表述是“化工围江”。城市走廊的格局是两岸100公里之内分布着100多座城市（包括县城）和1000多个建制镇，除了三峡库区较为稀疏之外，大约每30~40公里即有一座城市和4~5个镇，而与70年前相比，所有城镇的面积和人口都有10~60倍的扩张。相关数据依据对沿江各地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或相关报道综合而成，在此不一一详述。其中四大都会（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都是建成区面积达700~1500平方公里的巨型城市，大部分地级市的面积也都达上百至数百平方公里，它们往往沿江展开十多公里至数十公里——其中下游的许多城镇已经连成一体——以众多的大桥据新华社2019年11月2日报道，到当年10月武汉杨泗港大桥通车，从宜宾合江口至上海吴淞口的2940公里长江上已建成大桥115座。和大楼重绘了天际线，抹掉了“潮平两岸阔”的景观，将长江围成城市的“内河”。

密集度代表着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也会让作为生命之河的长江窒息或疲惫。工业—城市走廊意味着对“黄金岸线”的占用，也构成以黑色为主要色调的污染。以“岸线开发利用率”，亦即各种人造物对长江堤岸的占用程度来衡量，在下游江苏段的1174公里岸线中，2018年已达56%，纯自然状态的自然滩地岸线仅占9.7%。至于水污染，纳入“不完全统计”的污染源有3万多个，它们构成了总长800多公里的“岸边污染带”。

另一项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是“水利工程建设”。它包括拦河筑坝、围湖造田和水电开发。拦河筑坝贯穿于全时段和全流域，到2009年，全流域已经建起4.6万座水库，占到全国水库数量的一半以上，包括了水库的“地表水蓄、引、提、调工程”是522万座。围湖造田集中于前三十年和中下游，它使一百多个通江湖泊与长江分离，消失的湖泊面积总计15352平方公里，占到原有湖泊总面积的59.4%，尚未与长江分离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也都因剧烈萎缩而陷入了“肾衰竭”状态。水电开发的高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它不仅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也在上游的干流及主要支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大型梯级电站——不包括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规划的电站数量是125座，到2019年已建成50座、在建的有26座，总装机容量超过6个三峡电站，总库容（2140亿立方米）占到径流量的55%，其中金沙江上的24级电站总库容占到径流量的83%，远远高于40%这一国际公认的开发警戒线。至于整个长江流域，2010年报告的已建和在建大中型水电站有2400多座，总装机容量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2018年报告的“小水电”数量是2.41万座，最小间距仅100米，这样的开发强度造成333条河流出现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

让我们最后聚焦于过度捕捞。“过度”的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捕捞队伍壮大，渔船的动力增强，捕鱼工具和手段进化,致使酷渔滥捕的状况在那个年代已足够惊人。以鲥鱼的捕捞为例，在每年4~7月鲥鱼从入海口溯江而上的一千多公里洄游途中，不断地遇到无数的流刺网渔船的围追堵截，“能到达产卵场繁殖的已所剩不多。”所剩不多的鲥鱼在到达赣江上游的产卵场之后，等待它们的又是断子绝孙式的捕捞：在1973年的3个月内，鄱阳湖区的6个渔业队就打捞了7735公斤、总计4000多万条鲥鱼苗，平均每条不足0.2克！

随后是改革年代的到来，谋利的动机与“捕鱼技术”一道提升。鄱阳湖中的“迷魂阵”从1978年的27部增加到1986年的9889部，在其间于汉池湖区抽查的64.9公斤迷魂阵渔获物中，共有鱼27181尾，平均体重不到2.4克。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下游的长江口，“每年都出各种各样的新渔具，断子绝孙网屡禁不绝。”在湖北沿江，“机械化渔船迅速增多，高密度的鱼网总是卖得很火，电捕鱼也非常盛行。”在洞庭湖区，渔船增加到1.5万艘，渔民有7万人，而90％以上的渔民使用电击、迷魂阵、密网、甚至毒鱼的方式，报告的电击渔船有2000多艘、迷魂阵8000多个，此外还有8000船左右的“布围子”，捕获的鱼类中70%以上不满一龄，炸鱼用的炸药每年达80吨左右，流传的“炸鱼经”是“春炸湾，夏炸滩，秋冬两季炸深潭。” 而电鱼船一晚可获数千斤至上万斤，用大型水泥座船运送，大鱼小鱼一网打尽、片甲不留；“绝户网”一次可围捕上百亩水面，“连小拇指长的鱼儿都会被尽收网中。”在上游江津段的长江鲟、娃娃鱼等珍稀动物的家园（国务院批准的保护区），“非法电鱼的人不分白天黑夜，这拨走了那拨又来，仅江津区就有200多条电鱼船、四五百名电鱼者。”

在梳理了这些世界级的“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之后，已经无需强调每一项活动会对世界级的大河的生命造成何种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不只是某一种力量构成了一种威胁，而是无数种力量构成了无数种威胁，这些威胁相互叠加，甚至形成乘数效应。当所有的力量汇聚成了破坏和伤害的合力，无论直接的威胁还是间接的影响（由于生物链-生态链的传递效应，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直接的威胁），也不论预料之内或计划中的“牺牲”还是未预期的破坏和“误伤”，所有的活动叠加到一起，共同对江中的生命构成了整体性、系统性的伤害，让长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生物无法躲避，那些敏感的物种则先行灭绝。而在经过多种形式的包围、堵截、占领、索取、阻断、分割之后，作为巨型生态网络的长江和长江流域出现碎片化和生命力枯萎。如果一定要给出具体的时间节点，那么可以认为：破坏性力量的总动员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进入21世纪，长江这一地球上的第三大河，作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已经濒临崩溃或“已经崩溃” ——用国家领导人的话说就是“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伴随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迎来了关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政。总的原则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具体措施是颁布了为期十年的“禁渔令”，以及部分近岸工厂的后退搬迁、对非法码头侵占岸线现象的清理等等，最新的政策是《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大的方向当然需要肯定，但具体的效果可能要等待漫长的岁月。目前能够确定的是，已完成的“大开发”及其累积效应已足够强大，意味着“生态系统修复”的艰巨性。目前难以确定的是，“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是否会在实践中形成又一轮开发，从而继续陷入文明的悖论，成为捆绑长江的新的“带子”，使长江和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边保护、边破坏”的历史惯性中进一步恶化，也进一步扼杀江中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