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迈向新境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第六届硕博论坛”综述

古典文学我最爱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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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3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第六届硕博论坛在山西大学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山西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大学与广州大学联合主办，山西大学文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北大学文学院和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承办。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7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及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此前，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共举办过10次年会，硕博论坛也已召开了5次，极大地助推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储备了大量青年学术力量，积淀了深厚的学术成果。从本届年会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和会场互动交流情况来看，与以往相比，本届年会呈现出一些可喜的新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学术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自觉与学科发展的必然。它预示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理论探索渐趋精细

中国文学地理学自成立起，便注重对相关理论的探讨，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提供理论滋养。在过去的十年中，曾大兴、陶礼天、邹建军、杨义和梅新林等先生在理论探讨方面贡献良多，曾大兴教授还出版有《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概论》，为文学地理学搭建了宏观的理论框架。

然而文学地理学经过十年的发展，对相关理论的探讨，亟待由宏观向更加微观、更为精细的方向掘进。令人惊喜的是，本次年会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曾大兴会长在《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中认为，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而“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总要通过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这一途径才能实现”，触发文学家生命意识的重要媒介则是“地理物象与地理事象”。对于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机制问题，曾大兴教授认为，主要是“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如此，便解决了文学地理学中最核心亦即最为本质的问题，地理如何影响文学？文中，曾大兴教授从途径和机制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

在本次年会上，还提出了一个颇具理论增长点的文学地理学概念——“文学微地理”。陶礼天副会长在《微地理与文学微地理及文学空间若干问题新思考》中认为，微地理主要就是指一个相对具体而微小的“地理场”，它主要包括“场地（有时可用“场所”这个概念）、场景与场合”这三个概念，通过这三个概念，“指示三个方面的研究而形成整体的文学微地理研究”。对于文学微地理研究，陶礼天教授充满期待，他希望，“微地理”这个概念能够成为文学地理学未来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范畴，文学微地理的研究能够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中心、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并为解决文学空间问题作出创新性、原发性的新探讨。作为呼应，王玉林在《永嘉：文化地理符号与清代谢灵运诗歌的经典化》中认为，从文学地理批评的角度看，永嘉山水既是谢灵运进行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境，又是其山水诗的表现对象，其构成了一个相对具体而微的“地理场”。这可以看做是陶礼天教授文学微地理研究的一个具体实践。另外，侯晓晨在《论唐传奇微观地理空间叙事》中，还提出“微观地理空间”这一概念，其是指“由标示里坊街巷等较小范围的地名建构的地理空间”。当然，正如作者所说，“微观地理空间”虽然字面上与“微地理”有相似之处，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均不相同。总而言之，微地理与文学微地理，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仍需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以拓展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范畴，为文学地理学研究贡献新的理论增长点。

在其他理论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亦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殷虹刚在《试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五个学术发展空间》中认为，文学地理的研究将在以文系地研究、20世纪初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挖掘、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学地理学思想的整理、“空间的文学”与“文学的空间”融合研究、跨学科借鉴和传统资源的深度提炼五个方面，会有较大的学术发展空间，并能促进相关理论的创新；秦蓁在《社会变革视野下的南宋文学地志化——地名百咏自觉的地志书写》中提到“文学地志化”，认为“凡具有较为自觉的地理书写功能，带有较强的地域采风、补史功能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行为”，都可纳入“文学地志化”的讨论范畴。“文学地志化”是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和相互渗透，真正的“文学地志化”出现在南宋。其中，“地名百咏”则是一种文学作品与地理注释相结合的诗歌地理志形式，其与地域诗文总集一道，共同对“地方”进行书写。文中提到的“文学地志化”、“诗歌地理志”，均值得文学地理学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徐汉晖在《故事、地理场所与文学地标的互文性作用》中则探讨了故事、地理场所与文学地标三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在理论探讨中，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不遑多让，表现出年轻学人应有的锐气。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丁萌在《古希腊神话的地理叙事》中，对邹建军教授提出的“地理叙事”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地理”与“叙事”可容纳更为丰富的涵义。“地理”不仅立根于文本，也可进行跨界视域融合，从哲学本体论、美学形态论与文学地图论三维透视来重审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将“地理”由文本内引向文本外，由静态的完成式书写引向动态的建构式书写；而“叙事”也不仅立根于文本艺术传达方式及其形态，亦可从文本语境的话语生成、历史语境的间性联系入手，将“叙事”理解为话语方式与对历史的文本呼应。这样便打破了过去研究中只聚焦文本内部的地理书写与只聚焦静态的地理要素提炼的模式，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赋予更多可能。广西大学硕士生李思哲在《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启示——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中心》中，对空间运动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空间运动实际是由社会生产机制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的审美性空间经验并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的制约，地理空间是现象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价值学的复合体。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生张玉在《传奇体小说地理启动叙事研究》中，通过对1925 篇传奇体小说的统计，总结出其叙事启动方式基本可归纳为地理、人物和时间三类，并提出“地理启动叙事”的概念。三位年轻学人的探讨，体现出较强的跨界性和融合性，这或许代表了未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视野更加宏阔

学术视野的宽度，决定着学科发展的高度。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学术研究必须具有更加宏阔的视野。学术视野的宽广与宏阔，在本次年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最早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以及部分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少量外国文学与地理学研究者，经过十年的发展，如今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员构成有所变化：虽然古代文学研究者仍占多数，但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者也逐渐增多；今年年会中还出现多篇影视研究者的论文，如黄晔、杨阳的《新媒体时代的古代作家行迹研究——以电视纪录片<李白在安陆>解说词为例》、丁雅莉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贾樟柯电影中的山西城镇空间》和南效男的《信仰的力量——电影<冈仁波齐>的藏地宗教书写》。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地理学的普适性及其学术魅力，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支持。

其次，从国际视野来看。一是具有中外比较视野，如王伊然的《论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空间与人文空间——兼论汤显祖戏剧的叙事空间》，对莎士比亚戏剧与汤显祖戏剧中的叙事空间进行了对比，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叙事空间主要是市民化的，而汤显祖戏剧中的叙事空间主要是梦幻场景；其他还有严艳的《地域流动与文化书写：越南使臣北使“题诗”论略》、龙汝佳的《哈代<徳伯家的苔丝>与沈从文<边城>乡土色彩之比较》、郑佳荣的《元朝对外出使诗歌中异域自然地理的书写——以安南、高丽、日本为中心》等。二是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如武君的《记忆中的元上都：<滦京杂咏><元宫词百章>对元上都的三重书写》，借鉴西方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滦京杂咏》和《元宫词百章》对元上都的文学书写，从记忆到记忆文本，记忆主体经历了在场——不在场——再在场的转变，记忆客体也经历了唤回——重构——理解的过程；黄海燕的《<浮生外记>中的三个空间意象研究》，借鉴西方空间叙事学与跨文化交流的相关理论，以解读作家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以及悲剧意识；其他更多的是对空间研究和叙事学研究的借鉴，如曾小月的《论<饥饿的女儿>中的“长江”叙事及其美学价值》、陈才忆的《柯尔律治<老水手行>的文学空间》、蔡燕的《街：作为唐宋城市转型空间意象的文学书写》、刘蕙嘉的《杨映川儿童文学创作的地理空间叙事研究》、彭淑慧的《空间诗学视阈下唐代文人江行诗研究》、李岚的《文学地理视域下小说空间叙事表达：论<红楼梦>虚实空间的叙事功能》等。中国文学地理学虽然“其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的，用来表达这个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概念体系也是中国式的”（见曾大兴《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与学科建设》），但并不拒斥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某些智慧，而是通过借鉴、吸纳，将其转化与融入到中国理论话语体系之中，以构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最后，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往往能产生新的理论和视域，从而推动学术的发展。文学地理学本身即是文学与地理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学科，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是其与身俱来的品格。在年会论文中，便有多篇这样的论文，如田峰的《政治地理学视野下唐代诗歌中西域地名意象的生成》，便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唐代诗歌中西域地名意象的生成问题，认为这对于认识唐代边塞诗的独特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张慧敏的《重访“商州”：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中的地方性问题之考察》与谢尚发的《理解贾平凹的商州：风格化、地方志或“深描”》，二文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主要是借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解释》中的相关理论，对贾平凹商州的系列作品展开研究；而贾淦博在《唐园林诗中动物景观的空间美学意义——兼试论拓扑（地势）心理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能》中认为，关注人“心理生活空间”的拓扑心理学“尤其适合园林文学的研究”，无论是环境美学、景观美学或是建筑空间、视知觉艺术都与拓扑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拓扑心理学与文学的交叉“是存在着潜在惊喜的”。多学科的互动与交叉融合，确实能给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带来无限惊喜，这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深入探究。

三、学科建设更为自觉

学科建设的自觉与学科的发展，一般体现在对学科的不断反思和总结中。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自成立之日起，便自觉的将“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见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经过学会同仁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学地理学蓬勃发展，呈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并一步步朝着建立学科的方向迈进。年会中，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亦有学者对此展开讨论，进行反思、归纳和总结。

邹建军副会长在《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途径》中指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几个重要途径：一是从作家个案性方面探索文学和地理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作家的地理思想、地理观念、地理意识、地理基因、地理视角等；二是从作品的个案性方面探索文学和地理之间的关系，包括作品中存在的地理形象、地理影像、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地理叙事等；三是从学科的先在性方面探索文学和地理之间关系的已有认知，包括批评家们对于文地关系的已有论述，这是学科理论建立的雄厚基础；四是从学科的逻辑性方面探索学科理论的内在逻辑，地理是客观的先在，文学是主观的后在，两者之间的中介则是人类及作为人类精英的作家，这就是其内在的逻辑框架；五是以文学系统各要素来探索地理的意义和价值，文学的发生、文学的产生、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接受、文学的传播、文学的翻译、文学的改编、文学的研究等，都存在一个地理和地方的问题；六是从其他学科的已有发展来探索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如文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史学等；七是充分发挥新兴学科的理论优势，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相结合，以现代的研究方法，在注重实证研究、文本研究、田野研究、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发挥理论想象力、理论概括力、理论观照力，争取在关键理论上有大的突破。

李剑清教授在《文本细勘与地理坐标：文学地理学的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转变——以<山海经>与现代考古学叙述坐标的“互文性释读”为例》中强调，文学地理学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需要研究理念的转变。文学地理学的内部研究需要探索一种文本细勘与地理坐标的“互文性释读”方法。他还认为，“互文性释读法”将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现地实踏研究法”的有益补充，能更好地解决隐藏在文学文本世界以及掩埋在历史地层下的地理景观背后的文化记忆。

杨雄东、梁冬丽在《十年来文学地理学人才培养的实践》中，通过大量统计，对文学地理学十年来的人才培养实践进行了论述，认为“学术研究、理论建构与人才培养应该是文学地理学科建设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应该包括人才理论建构”，而且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转化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中去，才可能以人才养学科理论并使学术研究走向深入。他们还提到，年会、年刊和硕博论坛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校教育也已初见成效。他们建议要“记录、总结人才培养的实践经验，充实人才队伍，壮大、强大文学地理学的新生力量”，“开发课程，研发教材，完善学校人才培养体制”。对于编写文学地理学教材的问题，邹建军副会长在《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途径》中也说，要从地理角度和地理方法出发，“写出一部新的文学理论教材”。费孝通先生在《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中曾设想过要建立一门学科，“至少要包括五个部门：学会、研究机关、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刊物”，而“要开课，要办系，就得要教师，要教材”（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八卷），也谈到人才培养与教材编写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总之，大家对人才培养以及文学地理学教材的重视，反映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值得予以关注。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一直不断有人进行反思，指出其不足，揭示其发展方向。当然，大家都欢迎并乐见这种反思，积极对待一切善意的意见和建议。保持科学、合理的批评，是一切事物得以自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年会中，殷虹刚在《试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五个学术发展空间》中就提到，“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创新不足，首先与目前国内文学地理学研究群体中缺乏跨学科人才有关”，并建议要在“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学科人才”。丁萌在《古希腊神话的地理叙事》中也说，文学地理学批评对于理论的顶层设计“稍有滞后”，主要集中在曾大兴、杨义、陶礼天、梅新林与邹建军教授的理论探索上，而“对于作家层、区域史、地图学、地理诗学的研究还未完全系统化”。她还认为，“只有经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跨界探索，才能为建成一学科而付诸实践”，而且“这是给予青年学者的重大使命与任务”。这些意见与建议都是积极与善意的，将有助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与文学地理学的更好发展。

四、传统研究继续推进

在开拓与创新、总结与反思的同时，传统的实证研究也在有条不紊的展开。首先是地域文学的研究。因为年会在山西举办，所以关于山西的研究比较多，如陆路的《汉晋北朝河东诗考述》、智宇晖的《河东道尚武精神的地域特征及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顾文若的《论金代山西地区文学家族兴盛的原因》、郭磊的《元代右榜进士偰玉立的河东山西宦迹与文学》、蔺文龙《论清代山西阳城诗人群的文学生态与文化品格》、张瑞杰的《论清代山西诗歌整体地域性特征》、乔林晓的《“河汾”八景地名文化蕴涵探寻》等；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有高人雄的《元代偰氏文化家族形成与北庭人文环境的内在联系》、刘洁的《试论满蒙联姻传说中的文学景观》、孔占芳的《青藏高原藏族文学地理书写的价值研究》、叶继群的《论新疆文学中的天地人文》等；关于商州的有任梦池、田娜的《邵雍的商州诗探析》，张慧敏的《重访“商州”：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中的地方性问题之考察》，谢尚发的《理解贾平凹的商州：风格化、地方志或“深描”》等；关于岭南地区的有侯艳的《唐宋诗歌中的庾岭梅花》，刘庆华的《广州荔枝湾文学景观研究》，龙其林的《海洋文明与近代粤港澳大湾区报刊的域外游记创作》，巫小黎的《李金髪诗歌的古典传统与岭南地理》，王正刚、江朝辉的《粤西古代“八景”景观类型及文化内涵》，方丽萍的《陈宏谋的广西籍里及边疆气质》等；关于西南地区的有杨宗红的《文体、知识、信仰：西南宣讲小说及其劝善唱叙》、王万洪的《<文心雕龙>巴蜀文学名家述略》等，关于江浙地区的有吴昌林的《浅析吴中山水对<姑苏杂咏>的影响》、顾宝林的《欧阳修扬州地域的诗歌书写与创作企向》、林晓娜的《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刘亮的《李绅三入越州时间及诗歌创作考》等；关于湖南、江西的有彭敏的《地域文化形象的构建——元结与潇湘摩崖石刻》、吴金梅的《“边城”中的温暖与苍凉——沈从文湘西人事间的人文情怀》、王胜奇的《文学地域视野下的南宋江西文人交游特点分析》等；此外，王德领的《简论徐则臣小说中的“底层北京”》与马志英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清代皋兰诗人马世焘诗歌主题论析》，则主要论及北京和甘肃。当然，地域文学并不总是静态式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动态研究态势。如高建新的《“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玄奘西行与唐代“丝绸之路”》、张建伟的《元代诗人的流布与文学格局的新变》、胡海义的《白蛇传说的地域流播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地理演进》、杨挺的《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苏轼宦途中的“南迁北归”及其命运书写的地理分期》、陈鹏程的《先秦河流书写及其文学史价值》、严艳的《地域流动与文学书写：越南使臣北使“题诗”论略》、杨博的《社会史视野下的“长安道上”再审视：以1924年鲁迅等人旅陕行记为中心》、刘双琴的《宋代女性作家题壁创作论析》等。

其次是文学景观的研究。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面已略有论列，除此之外还有：张祖立的《论当代工业文学的景观描写》、刘宁的《革命与现代性：近代中国西北内陆城市空间及文化景观初探》、任雪娇的《从段义孚思想看人与地理景观的关系及其感知阐释》、宋艳淋的《<西湖佳话>的西湖景观书写研究》、闫耀恒的《宋诗中的襄阳文学景观书写》、郭浩源的《唐代下第别诗中的地理书写——兼论地理感知与文学景观的关系》、吴春怡的《唐诗中白帝城文学景观研究》、成亚妮的《文学景观的历史变迁与文本生成——以黄鹤楼为例》、吕婷的《试论宋词的庭院文学景观》等。

再次是文学空间的研究。空间理论主要源于西方，但被中国学者吸纳用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并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关于文学空间的研究，主要有庄文泉的《劳伦斯城市行迹对其建构城市空间之关系探究》、黄海燕的《<浮生外记>中的三个空间意象研究》、蔡燕的《街：作为唐宋城市转型空间意象的文学书写》、彭淑慧的《空间诗学视阈下唐代文人江行诗研究》、董佳楠的《空间的变化与政治的惩罚——湖湘之贬对唐代文学开拓的意义》、王航航的《吴师道北山游记创作、交游与诗性空间》、李岚的《文学地理视域下小说空间叙事表达：论<红楼梦>虚实空间的叙事功能》、夏润的《论苏轼的雪堂空间》、侯雨含的《权力与身体：<欢喜冤家>的空间解读》、周宇飞的《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空间矩阵结构》、王梦珺的《<黑暗传>中的“门”意象及其空间美学蕴涵》、王冠含的《历史真实与神秘自然：解读<迷谷>中的多维地理空间》、冯归的《勃兰兑斯的文学空间学思想——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为例》、杨紫晗的《新世纪华文诗歌中的地理空间建构——以澳大利亚华文诗歌创作为例》、王啟泽的《<盐色>对“盐道三部曲”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完成——以文学家地理经验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为中心》、刘蕙嘉的《杨映川儿童文学创作的地理空间叙事研究》等。从以上研究论文来看，文学景观与空间研究，是硕士、博士研究生选题比较多的两个方向。

最后是采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文学地理学的本质指向是文学，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或创作文学作品。在提交的论文中，有些便是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来解读、阐释文学作品的，如王建国的《曹丕<柳赋>创作背景及时地考辨》、周文业的《<三国演义>名人墓地》、莫其康的《兴化芦荡即是拟想的梁山泊——关于<水浒传>地理背景兼及创作意图的探讨》、王柳芳的《论张衡<二京赋>的矛盾与冲突》、曾令霞《粤剧西征、史戏同构、大河叙事——兼论长篇小说<西江英雄传>的文学地理学特质》、郭景华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新世纪湘西历史叙事——从<巫师简史>、<铁血湘西>到<湘西秘史>》、王谦的《“双城记”与“两都赋”：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于飞的《<静安八咏诗集>的文学地理书写》、康书雅的《以一种新的文学地理方法去分析两晋之际郭璞的<盐池赋>》、赵丽莉的《皖北的灾害地理环境与<大地>中王龙的“发财梦”》等。

传统实证研究的继续推进，不仅检验着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而且还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总结提供素材，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应与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并驾齐驱，共同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五、硕博群体不断扩大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来说亦是如此，正如夏汉宁副会长所说“青年爱，希望在”。自2016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召开首次硕博论坛以来，参加的硕、博研究生人数逐渐增多，今年提交的论文就有近90篇，参会人数也将近100来人。因硕、博研究生参会论文和人数都达新高，以至于优秀硕博论文的评审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后来的理事会还特意商定明年年会将用一天时间来召开硕博论坛。硕、博研究生不仅参会积极性高，在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也有非凡表现。有些已经毕业了的硕、博研究生已逐渐成长为青年学者，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会议中，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产生了25篇优秀硕博论文。其中，一等奖4位：南开大学博士生马颖杰，论文为《赠别类诗文中的人员流动与地域互动——以作于元代杭州的赠别诗文为例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丁萌，论文为《古希腊神话的地理叙事》；暨南大学硕士生詹晓悦，论文为《弹性、延展与异变——论郭璞<游仙诗>创构神仙世界的时空特征》；山西大学硕士生张志杰，论文为《<天下同文集>文人地理分布与元代南北文学交融》。

二等奖8位：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王玉林，论文为《永嘉：文化地理符号与清代谢灵运诗歌的经典化》；湖北大学博士生李立人，论文为《汪梦斗北游述考》；西北大学博士生王静，论文为《隐逸之风盛于南——论元代隐逸诗人群体的地域性》；中南民大博士生蒋士美，论文为《麦卡勒斯小说的地理叙事及其审美价值》；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吕婷，论文为《试论宋词的庭院文学景观》；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生胡茵，论文为《双城故事：让·艾什诺兹<格林威治子午线>的文学地理解读》；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生张玉，论文为《传奇体小说地理启动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董佳楠，论文为《空间的变化与政治的惩罚——湖湘之贬对唐代文学开拓的意义》。

三等奖13位：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冠含，论文为《历史真实与神秘自然：解读<迷谷>中的多维地理空间》；山东大学博士生韩芳，论文为《洛阳红向西垂发——边陲牡丹欣赏与文士的仕宦心态》；西北大学博士生刘珊珊，论文为《试论唐人感知中的“滨海地域”》；上海大学博士生张媛颖，论文为《文学地理视域下的王鏊、王铨兄弟唱和研究——以复旦大学馆藏清抄本<梦草集>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李岚，论文为《文学地理视域下小说空间叙事表达：论<红楼梦>虚实空间的叙事功能》；三峡大学硕士生方鸣宇，论文为《茨威格小说创作中的维也纳城市书写》；暨南大学硕士生谭智，论文为《陆游诗词中的青城山书写》；广西大学硕士生李思哲，论文为《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启示——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中心》；陕西理工大学硕士生王啟泽，论文为《<盐色>对“盐道三部曲”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完成——以文学家地理经验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为中心》；湖北大学硕士生汤崇蓉，论文为《论清代律赋中江南景观的文学书写及赋旨阐发——以<历代律赋校注>为中心》；宝鸡文理学院硕士生丁雅莉，论文为《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贾樟柯电影中的山西城镇空间》；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生彭淑慧，论文为《空间诗学视阈下唐代文人江行诗研究》；绍兴文理学院硕士生刘喻枫，论文为《陆游的楚地诗篇——以陆游入蜀及东归为核心的考察》。最后，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丁萌、暨南大学硕士生詹晓悦作为获奖代表在大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