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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死”，窃以为，主要指的是学者的英年早逝现象。这一现象是否已然成为了一个研究的对象？这主要取决于“学者之死”是否有其独特之处。显然，学者英年早逝的现象并不普遍，因为总体而言，学者的平均寿命和其他各行各业人员的平均寿命一样，都是在呈延长趋势发展的。虽然统计学的科学性可能存疑，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一点。而且，“学者之死”和其他行业人员的英年早逝现象似乎也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不过是没有逃过“过劳时代”的宿命而已。或者说，学者和其他身份的现代人一样，本来可以凭借先进的社会条件，助力自己活得更为健康更为长寿。可没想到的是，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大家却活得并不比原来轻松。比如，日均劳动时间可能比之前还更久长一点，劳动方式还可能比原来更单一单调而不健康一些。这样说，并不是无的放矢。君不见，我们曾经因为劳动时间的问题而诞生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会组织来为劳动者维权。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甚至各种时评文章，对现代劳动异化现象的书写更是比比皆是。而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生产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可控化，劳动的“速度”也不断地增加，但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和美好生活想象却越来越消费化、欲望化和外在化，并且导致了劳动者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心理压力以及身体压力等各种“压迫”力量渐趋加强，其结果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英年过劳死”现象。这种“过劳死”，不仅仅是“直接”的猝死，它还有因过劳导致的“非直接”死，如慢性疾病致死以及“自杀死”。然而，“学者之死”的问题，早已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这恐怕是因为，“学者之死”的现象虽然占比不高，但它实在不符合我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而且如果任其发展，就有可能越发严重，以至于我们的朋友圈都偶有相关噩耗传来。“江西青椒”公众号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值得肯定！事实上，如果就单个人而言，关注“学者之死”根本就不需要理由，因为它有天然的正当性。但就作为现象研究而言，我们还是要问，“学者之死”，究竟有没有和其他“非学者”之死不一样的地方？这当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们仅说其中可能存在的一点不同，即：学者，按理是不会“过劳”的，他的死因此不应该笼统地理解为一种“过劳死”！理由至少有三：其一，学者的劳动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劳动。这样的劳动方式，怎么会出现“过劳”呢？！其二，学者是搞学术的，而学术往往是充满快乐的。搞快乐的学术，一如玩心仪的游戏，大抵是不会苦不会累，更不会死的吧？！其三，学者较有呵护自己身心健康的能力。学者虽不是医生，但他至少比普通劳动者更懂得假借医学之力来帮助自己健康。如此说来，他要不健康都难，而要“因劳致死”岂非难上加难？！如是说来，“学者之死”就的确不是简单的“过劳死”了。我们因此要更复杂地去思考和研究“学者之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不妨先简述几点并非“厚描”得来的“想法”。其一，学者的日均劳动时间不比非学者少，甚至还可能大大地多于一般劳动者。这是因为，学者虽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但也正是因此，他一旦在“书房”里独自工作，可能就区分不了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或言之，恰恰是因为学者的工作时间是可自由支配的，所以他就很可能进入没有下班或曰天天加班的“过劳”工作模式之中。他不下班或加班，大多又是自愿的。在某种意义上因此可以说，学者，的确都是“自虐型”的劳动者。这当然和他的研究工作需要有“整段”的时间才会有灵感等心理现象的出现这一创造型的心理机制有关，因为一旦处于灵感等创造心理状态，他就很容易“废寝”“忘食”。“过劳”现象大概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并且有可能演变成“病灶”，其严重者无疑有并不夸张的致命风险。 其二，学者，古时候据说是“为己”的，这就使得他研究学问往往有“自由”感、“自足”感与“自愉”感。而今之学者，却难免是“为人”的，这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完成任务，要迎合需要去搞研究，还要不断地接受考评，他的研究因此很可能并不能滋养他的身心，倒还有可能导致他出现“职业病”，甚至因为学者的劳动更费心费力，加上他又可能不很习惯这种“为人”的研究，那他就很可能心态不好，甚至因此加入到“过劳死”的行列之中。 其三，学者，大多是理论型的，他虽然有认知能力有反思能力，但却常常缺乏实践感、缺乏生活哲学、缺乏“休闲美学”等一些关乎身心健康的可操作性知识。有时候，他可能不比普通劳动者懂得花时间去调节去爱护自己的身心。更要命的是，他还可能会用宝贵的私人时间去操心世界、焦虑未来与表达公义！而如果按照韦伯的说法，“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还可能导致学者生出“怨恨与挫折感”。同时，学者还可能因自己的天赋不足又生出点失败感甚至虚无感。凡此种种，无疑会使得学者很可能做不到让自己的身心健康快乐。长此以往，倒可能落得个身心俱疲甚至英年早逝的结果。在高校的学者，又有双重身份，他的第二身份才是学者。老师，是他的第一身份！做老师与做学者当然不完全相同。作为学者的大学老师，或者作为大学老师的学者，可能会更不容易一点。他如果要做好学者，又要做好老师，那就会更加劳累。高校的“学者之死”现象因此可能会更严重些！希望这些所谓的想法都是些没有根据的臆想！我之所以还是将它们见诸文字，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起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重视！而且这种重视不应该只停留在“意识哲学”的范畴，就算这个世界只出现过作为“学者之死”的一个人，我们其实也不应该依然无动于衷！然而，要应对好并不简单的“学者之死”问题，我其实也束手无策。于是乎，我还是想把“学者之死”先看作并不复杂的“过劳死”现象！为此，请允许我这样来结束全文：虽然我对“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作家、学者和一切劳动者都充满了十分的敬意，但我还是更希望我，也希望你，如有可能，就尽量让自己也让他人的“早晨从早晨开始”！让我们一起努力，千叮万嘱地对自己说，要努力去争取科学与健康地使用劳动时间！如果真的有一个叫“过劳时代”的时代，那就请把这句话当成这个时代的最大学术政治与最高学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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