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一朝到底是“重文轻武”还是“文武并重”？

强干弱枝 重内轻外

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直接原因在于藩镇权力过大，朝廷指挥不灵。藩镇集地方上的一切大权于一身，特别是掌握着士兵的招募权和财赋的支配权，拥兵自重，财赋自专。为了扭转君弱臣强的局面，宋太祖采取的对策是强干弱枝，重内轻外。

宋太祖对付藩镇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后苑罢节镇”。开宝二年七月，太祖在后苑举行宴会，对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宿将，久临剧镇，公务繁忙，这不符合朝廷的优贤之意。王彦超听了这番话，马上心领神会，请求告老还乡。而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还不知趣，竟大谈其南征北战如何艰苦。太祖感到话不投机，立刻打断：“此异代事，何足论也。”第二天，太祖任命武行德为太子太傅，王彦超等四人则授予最高一级的环卫官。环卫官与太傅一样，都是没有实权的虚衔。这件事足以同此前的“杯酒释兵权”相提并论，前者是解除宿将典禁军，后者是解除宿将领剧藩。

宋太祖急于把兵权从王彦超等人手中收回，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后周时地位和资历都在太祖之上，杨廷璋是周太祖的妻弟，周世宗以舅舅相称。至于其他为数众多的藩镇，依然拥有一定权力。其情况是：“太祖一朝，制沿五季，方镇仍旧。”太祖对于他们只不过实行了赵普提出的三项方针，即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也就是削弱藩镇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兵权。

就削弱藩镇的行政权来说，措施主要有四条：

一是缩小藩镇辖区。唐末五代实行节度使领支郡的制度，他们不仅负责治理所在州，而且管辖着附近若干州即所谓“支郡”。太祖平定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属京师，长吏得自奏事”。后来又把这项措施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二是文臣出任地方官。乾德元年正月，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知州。这些知州带有京朝官衔，足以同藩镇分庭抗礼。同年六月，又用京朝官知县。当时，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治今河北大名），太祖为抑制其骄横，派遣京朝官出知大名府所属各县。当右赞善大夫周渭出任知永济县（在今河北馆陶东北），符彦卿亲自前往郊外迎接。周渭居然稳坐马上，仅仅向彦卿作了个揖，到达住所后才同他相会。一个小小知县胆敢对节度使如此大不恭敬，是由于周渭的身份绝非从前的县令可比，他是受朝廷直接差遣的京朝官。

三是在各州设置通判。宋初，某些节度使依然兼任知州，但知州的任期为三年，到期必须更换。从乾德元年四月开始，宋太祖又在各州陆续设置通判，以分割知州的权力。这项措施首先在湖南、四川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通判地位与知州相当，州里的一切政令，必须知州与通判连署方才有效。通判负责监察包括知州在内的一切地方官吏，有事直接向朝廷报告。因此，通判往往同知州争权，甚至公开扬言：“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

四是恢复刑部对案件的复核权。唐末五代藩镇私自处理一切案件，朝廷置而不问。建隆三年三月，宋太祖规定：各州的死刑案，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核。

就削弱藩镇的财政权来说，措施主要有两条：

一是地方财赋收归中央。依据赵普的建议，在乾德二年、三年接连下诏，命令各州除留下最必要的开支外，财赋“悉送都下，无得占留”。这项措施贯彻后，“利归公上而外权削”。

二是逐路设立转运使。这是为了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而采取的一项行政管理措施。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地方财赋，以保证地方向朝廷足额上供和当地政府费用充足。他作为朝廷派驻外地的使臣，权势相当大。如开宝五年八月，李符出任知京西南面转运事，宋太祖亲笔写下“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个大字赏赐给他，叫他“揭于大旗，常以自随”。

就削弱藩镇的兵权来说，措施主要有三条：

一是集精兵于中央。宋太祖多次命令地方官选择本地士兵中的骁勇者送往开封，充实禁军。为了使地方官挑选骁勇士兵有标准可寻，朝廷把精壮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又把禁军中的不合格者淘汰下来，安插到地方上。于是，中央禁军的素质大大提高，成为一支精锐的“武备之兵”，地方厢军的作战能力大大下降，只能承担修河、筑城一类的差事，被称为“力役之兵”。

二是驻重兵于开封。在兵力的分布上，宋太祖实行“内外相制”的制衡政策。当时全国大约有军队二十万，开封一带驻十万，其余各地驻十万，中央的兵力足以制服地方，地方的兵力也能够抵挡中央，据说这样“外乱”“内变”都可以避免。

三是频繁调换节度使。目的是调虎离山，使得藩镇不能长期盘踞一地，形成割据势力。

随着上述种种措施的推行，全国各地有了比较统一的量刑原则和征税标准，藩镇枉法杀人、随意增税，无法无天的状况有所改观。宋太祖时期政治比较清明，史书上出现了“自是人知奉法”，“民始不困于重敛”一类记载。有的藩镇由于不能为所欲为，因而郁郁不乐。如郭从义在护国节度使任上就大发牢骚：“藩臣摧颓如是，当为英雄所笑！”这恰好表明藩镇权势削弱，威风大减。太祖推行的这套措施相当成功，击中时弊，正合时宜。

抑相权 防外戚

宋太祖时期，宰相的权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前，宰相见天子常常是坐而论道。

太祖有一次与宰相在一起议事，他声称自己视力不好，要范质等人把文书拿到他跟前去看。范质等人准备归座，座位已被撤去，并从此成为惯例。宰相在皇帝面前奏事从坐着到站着，从坐而论道到立而受旨，这显然象征着相权下降、皇权上升。与此同时，又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副手。乾德二年正月，太祖决定，由他的心腹智囊赵普代替范质等人，独自担任宰相。当年四月，又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协助赵普处理事务。参知政事不仅不能掌管中书门下印，也不能进宰相办公处，地位不能同宰相相比。赵普独相长达十年之久，到后来独断专行，同太祖发生矛盾。开宝六年六月，太祖在十天之内接连下了两道诏令，先命令薛居正、吕余庆进入宰相办公处，与宰相同议政事，接着又决定由他们两人与赵普轮流执掌中书门下印，以分其权。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是防范宰相专权、避免皇权旁落的一条重要措施。

枢密使在宋代与宰相分掌文武二柄，属于执政大臣。他们虽然负责主管军政，但按照制度，只有调兵权，握兵权属于两司三衙。不过，北宋开国之初，与五代类似，枢密使权重于宰相。到赵普改任宰相后，枢密使权势陡然下降。接替赵普担任枢密使的李崇矩不得不巴结赵普，把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宋太祖听说此事，借故罢免李崇矩，采取措施防止枢密使与宰相串通一气。大约在开宝五年，又重新规定宰相与枢密使必须先后上殿奏事，防止他们串通一气。

宋太祖时，外戚受到有效防范，并无多大权势。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就为了朝廷，不顾娘家。当她在世时，她的三个兄弟杜审琼、杜审肇、杜审进贵为国舅，但仍住在老家常山（即今河北正定），未曾授予官职。到她去世后，太祖才把三位舅舅接到开封，把他们封为有名无实的环卫官。

王饶、宋偓是宋太祖的岳父，他们早在五代时就任节度使。太祖对待他们，同其他藩镇一样，多次更换他们的防区。高怀德头一年做了太祖的妹夫，第二年便被解除禁军将领职务。至于石守信、王审琦与太祖联姻，本来就是作为交出禁军指挥权的交换条件。

从宋太祖时开始，“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成为宋朝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待外戚之法，号称远鉴前代，最为周密。朝廷对外戚的活动有不少限制，诸如不得私自接待宾客、不得随意进入宫中，不得私设公堂，必须谨守法律等等。按照规定，外戚有许多职务不能担任，如宰相、枢密使、侍从官、文资官、地方行政长官、率领军队的长官等等。总之，外戚在原则上不得参预政事，他们很难对皇权构成威胁。

经过宋太祖的一番苦心经营，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皇帝，赵宋王朝的统治相当稳固。不过，皇权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即使是宋太祖也不能完全为所欲为。按照当时的制度，皇帝的圣旨必须经过宰相副署同意以后，才能颁布施行，皇帝不同宰执大臣商议，直接从宫中降旨任命官员，被称为“内降恩泽”，被视为不合法度，宰执大臣有权顶回去，不执行。制度既然如此，有位大臣按照规定应当升迁，但是由于太祖素来厌恶此人，不肯予以办理。赵普大胆进谏：皇上并不等于天下，也得按制度办事，不应当一手遮天。太祖怒不可遏，起身回宫。赵普紧紧跟随，立于宫门，结果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

宋太祖是个较为善于纳谏的皇帝。知京西南面转运事李符先后提出过一百多条建议，宋太祖采用四十八条。据说，他在太庙里立有一块誓碑，要求子孙后代必须做到三件事：一保全后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言事官，三不加农田之赋。这件事可能是谣传，但优待士大夫、不杀言事官这项政策确实存在，并对宋朝政治影响深远。

注重文治

随着统一局面的逐渐形成，宋太祖在文治方面的措施也逐渐增多，唐末五代重武轻文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积习有所改变。太祖称帝以后，仍好读书，自己经常派人去史馆借书读，不时向有学问的大臣请教，又提倡武将读书，以通治道。赵普虽然办事能力强，但学问根底差，太祖多次劝他勤学苦读。他后来一退朝，就闭门读书，直到深夜，并从中得益不小，出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乾德四年太祖平定后蜀后，从翰林学士窦仪那里知道乾德竟是地方割据政权前蜀曾经使用过的年号，于是慨叹“宰相须用读书人”。他还有这样一段名言：我用一百个文臣知州，即令他们个个都贪污，危害也不如一个武将捣乱大。

在宋代，读书人一旦高中，不必再经过吏部选试，即可直接入仕为官。为了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官员素质，太祖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一是废除公荐制度。宋太祖在乾德元年正月下诏废除公荐，违犯者将严惩不贷。此后，官员虽然不再公开推荐，却暗地请托。开宝六年四月，太祖又下诏悬赏告发，一经查实，举子本人押回原籍服重役，永远不许再应试，并严行追究接受请托者。

二是创立复试制度。乾德二年，朝廷对官员子弟进行考试，陶邴平时连书都念不通，考官竟将其成绩判定为合格。究其原因，无非在于他是翰林学士承旨陶榖的儿子。宋太祖发现后，立即把考官贬职。开宝元年规定，凡是官员子弟应试，一律进行复试。

三是推行殿试制度。皇帝在金殿上亲自主持考试，叫做殿试。开宝六年三月，宋太祖正式决定在省试之后，增加一场殿试。于是，科举考试分为三次，即由地方政府主持的发解试以及省试、殿试，三次考试都名列第一，民间称为“连中三元”。此后，殿试成为一项固定不变的制度。殿试的目的既是为了制止科场舞弊，也是为了防止形成朋党，使得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读书人都知道自己是天子的门生，不准称主考官为恩师，向主考官私人谢恩。殿试象征着科举地位的提高，是宋太祖注重文治的表现。

北宋初年，战争正在进行，宋太祖促进文治的某些设想，一时还难以变为现实。宋太祖本人行伍出身，即使称帝以后，也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仍带有行业性偏见。他说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类轻视文化的话。开宝八年二月，王嗣宗与陈识在殿试时争状元，太祖居然叫他们在金殿上用比武的方式决一胜负。结果，王嗣宗因比武得胜，从而夺得状元。这件事既表现了太祖的武人习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尚武风气。

加强武备

宋太祖文武并重，但他终究不以文治著称，而以武功见长。与注重文治相比，他在加强武备方面的措施更多，成效也较大。

措施之一是扩充军队。北宋初年，仅有军队十二万，宋太祖在攻灭割据政权后，将其精兵加以收编。又从民间征收士兵，特别是在灾荒年间招募饥民为兵。这个办法还具有防止荒年饥民聚众造反的作用。开宝年间，军队总数达到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十九万三千、厢军十八万五千，大约是后周军队的三倍，宋朝的统治地区比五代各朝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宝年间的军队数量并不算多。太祖对于军队不图数量，重在精锐。他即位后，立即着手整理军队，对于保留下来的精兵，严格加以训练，实行旬教、月教、春秋大教与春秋大阅。又实行更戍法，把禁军轮流派遣到边防要地或内陆重镇戍守。既可以防止兵将合一，也让士兵知艰难，识战斗，不至于太骄惰。宋朝禁军的待遇较丰厚，士兵的月俸分为五个等级，最少的三百文，最多的一千文。此外还有月粮、春衣、冬衣，每逢寒食、端午、冬至又有特支。遇到举行祭祀一类的大典，朝廷还要大加赏赐。至于军官，待遇更是一级比一级优厚，如做到节度使，仅月俸钱一项即达四百贯，比宰相多一百贯。与此同时，宋太祖要求将士严格遵守军纪。宋朝最重要的军法是太祖亲自制定的“阶级法”，其基本精神是上下相制，等级相轨，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主要意图在于扭转士卒骄横，侵逼主帅的五代积习。但是，太祖“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不能做到一切依法办事。

应该指出，太祖对待武将并非一概猜忌，他对禁军将领和御边将领的任用标准不同，态度也有区别。宋太祖任用禁军将领的标准是“易制”。如乾德年间担任殿前都虞候的杨义（后来改名杨信）是个资历很浅，又无战功的哑巴。开宝六年，他被提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关键在于此人忠直无他肠，不会捣乱。太祖任用御边将领的标准则是善战。如宿将韩令坤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后，被派到对辽朝作战前线的镇州一带，长期担任成德节度使。在宋初御边十四将当中，赵赞、冯继业、李继勋、韩令坤的建节时间早于太祖，姚内斌是契丹降将，董遵诲与太祖有积怨。仅仅因为他们一个个都能征善战，太祖便把捍卫北部边境的重任交给他们。

宋太祖对待禁军将领的态度是猜疑。建隆二年七月，接替赵光义出任殿前都虞候的张琼本来是太祖的亲信，可是太祖在乾德元年八月，一听说他养有亲兵一百余人，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将他逼死。后来才知道，这是不实之词，太祖后悔晚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太祖对待御边将领的态度是信任。宋初御边十四将几乎人人都有亲兵队，太祖不但允许，还专门下令予以鼓励。郭进的部下告发他私通北汉，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太祖居然不予追查，反而把检举的人当场捉拿，送交郭进处斩。太祖对付藩镇的方针是收权，而对待边将的政策反倒是放权。他给予御边将领的权利，在经济上有当地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在军事上有不经请示自行处理权。结果，边将皆富于财，多致克捷。太祖对边将放权，同向藩镇收权一样，效果明显，都是成功之举。

上述各种措施的推行，达到了增强武力的目的。宋太祖当时就夸耀将士今悉为精锐，司马光后来称赞宋初的军队皆以一当百。太祖正是仰仗这支精锐之师南征北伐，在历史上留下武功盖世的美名。

 

《两宋王朝史》

作者：张邦炜 

 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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