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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3崇文尚学 桐城传统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孟母三迁”不就是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较为理想的环境以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吗？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可以给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同时也能使人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和熏陶，并自觉地与这个环境容为一体，从而使自己成为类似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任何一个人。人们常说，“将门出虎子”，说的就是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本书的主人公徐光学先生是出生和成长在桐城的人，现在，徐光学是作家、诗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协会安徽会员、合肥市作家协会理事，是《铁道建设娱乐版》高级顾问，并担任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经管会业务总监。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已经做出了相当成就的人，其出生与成长的环境必然会引人注意。徐光学生活在文化之都并最终成长成为一个文化人，他必然会受到桐城当地文化的影响。所以，要了解徐光学先生，我们最好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他所成长的环境及该环境的文化底蕴。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桐城的文化历史，这种回顾一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诗人徐光学。 桐城文化，辉煌灿烂。从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到“桐城派”文学独霸文坛的明清时期，文化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称霸文坛两百余年，发展到“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的局面。 桐城地灵人杰，翰墨飘香。桐城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许多古遗址可以让人约略窥见桐城的古老文明：位于鲁谼乡鲁谼村的鲁王墩遗址，是一个属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位于红庙乡红庙村的丁家冲遗址，也是一个属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该遗址还出土了一批文物；位于天林乡建政村的朱家墩遗址，是属于一个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地了大量文物；位于吕亭镇吕亭村的吕亭左县遗址，是设置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废于南朝齐建元于年（480）吕亭左县遗址。除了遗址之外，无数的桐城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古建筑、古墓葬、古钱币、摩崖石刻、著述字画、革命纪念地等等，这些文化遗存无不闪耀着桐城的璀璨历史文化的光辉，无不回荡着桐城历史前进的脚步声！而桐城的翰墨之风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唐末曹松、北宋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唐宋以降，至于明清，桐城更是“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明代的何如宠、钱如京、盛汝谦、钱澄之、左光斗、方以智等；清代的戴名世、张英、张廷玉、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吴汝纶等；近现代的吴越、施剑翘、方东美、叶丁易、朱光潜、严凤英等。他们或为鸿儒学者，或为宰辅重臣，或为仁人志士，或为艺界泰斗，无不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桐城是桐城派的故乡，是桐城派文学的发源地。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崛起于康熙年间，衰落于民国初年，几与清王朝相始终。它尊奉程、朱道统，继承秦汉及八大家文化传统，自立门户，创建了系统完整的散文理论体系，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散文作品。桐城派文人独领风骚，主盟清代文坛长达二百余年。桐城派文学影响广泛，甚至波及海外，实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从发端到消亡，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康熙到乾隆年间，这是桐城派的开创时期。其间的代表人物是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朝中叶以后桐城之学开始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从而开了桐城派之先河。方以智推崇《左传》《国语》《庄子》以及司马迁的古文，基本确定了桐城派古文的总体倾向；而钱澄之则“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给后来的桐城派很好的示范。至于戴名世更是桐城派孕育和形成过程中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并重而名重于世。他针对明末坚深与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成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北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清政府采取“尊从儒术”的策略，宣扬儒家的道统，去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从而为宣扬儒学道统的古文带来发展的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和他的古流派正好适应了这个潮流，因而有机会能够发展壮大。 方苞早在青年时期就有以宋八大家之文来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方苞在北京就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后来，他提出了“义法”的主张，等到他从《南山集》一案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义法”之说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使之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亲王编成一部书《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性的书。在此书之“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相统一的问题。乾隆初年，该书又被诏颁各学馆，使之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这样，方苞的“义法”之法说又多了一个“钦定”的权威性。从此，“义法”之说便得到士林的广泛重视。 方苞授徒数十年，门生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诸方面各有侧重，后来大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的有桐城的叶酉、张莘农，宁化的雷鋐，吴江的沈彤，天津的王又朴，仁和的沈庭芳，大兴的王兆符，翕县的程鉴等。桐城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且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推崇，方苞对刘的散文亦极为赏识。 刘大櫆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与著述，在继承方苞的“义法”的基本之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的姚鼐、王灼，歙县的吴定、程敬芳，常州的列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的诸多弟子中，姚鼐学方苞与刘大櫆最为成功，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成为桐城古文之正传；至于其它的弟子再传而形成的派系均是桐城派的别支，如“阳湖派”。 第二个阶段从乾隆到鸦片战争之前。起自姚鼐，止于曾国藩（满清王朝“中兴名将”），是桐城派的兴盛期。姚鼐是桐城派之集大成者。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引用吏部主事和晋芳、编修周永年的话：“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提示了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其伯父古文家姚范，接着师承于刘大櫆，后来充任《四库全书》馆编修。姚鼐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于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辞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倡导“考据、义理、辞章”兼备。他精心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被世人称为古文读本中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时文章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的梅宗亮、管同和桐城的方东树、姚莹的影响较大，此四人被世人称为“姚门四杰”。其次桐城的刘开、新城的陈用光、娄县的姚椿、宝山的毛岳生等亦在其高足之列。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宗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广西临桂的朱奇、平南的彭昱尧，江西新城的陈学受、南丰的吴嘉宾，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武陵的汤彝珍、湘阴的郭嵩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公使）、善化的孙鼎臣、湘潭的欧阳勋、淑浦的舒寿，江苏金匮的张端甫、无锡的秦澹如、山阳的鲁一同，浙江仁和的邵懿辰、瑞安的孙衣言、渚暨的金坤，山西代州的冯志沂、平定的张穆等。南北各省均有桐城派之传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流派。 第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四五”新文化运动，是桐城派的末流时期。这一时期桐城的威望虽不及乾、嘉时煊赫，但流衍之广，人数之多，势力之大，却远胜于兴盛时期。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收1200人中，大半为末流作家。其代表人物，前有“曾（国藩）门四大弟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第一批出使英国的外交参赞官之一）、薛福成，文章除了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外，还强调“经世致用”，形成了一个“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变体；后有末流遗裔马其昶、姚永概、吴闿生，和膺服于桐城派的严复（清朝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之一）、林纾、陈石遗，吴宗祺等，人们称之为“侯官派”，实乃桐城派的又一变体。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大故迭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章与世变相同，坚持程、朱道统，拘泥桐城家法的桐城派已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尽管末流作家们也曾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坚宁壁垒，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无回天之力。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桐城派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终于走向衰落。 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不仅有其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同时还有大量的散文创作实践。“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虽属夸张，但也确实道出了它在清代文坛，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规模、地位和影响。但要想确切地说出它到底有多少作品传世，相当困难，而这种困难的本身，也正说明了它的不胜枚举。桐城派的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其他诸多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有全集或诗文集传世。 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特别是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最为强烈的批判。此后，除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多少给予一点评介外，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和讨论，而这种评介也往往是否定多于肯定。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9月第1版）一书中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桐城派的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这个标题下有两节文字分别批语方苞和姚鼐的。 批评方苞的文字如下： “刚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散文重又套上了枷锁，在当时又刮起了复古主义的旋风，这对文学的发展起了有害的作用。”又有“从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八股内容上的'代圣人立言’，形式上的'起承转合’的恶劣影响”。 批评姚鼐的文字如下： “文学主张的说得比方氏抽象一些，因此也更显得圆一些。……编纂了《古文辞类纂》，积极鼓吹'古文复兴’，晚年主讲钟山书院，一时师友唱和，彼此吹捧，稳如泰山波滔滔，天下风靡，形成一股巨大的逆流，其余势直贯清末，著名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可以说就是桐城派的嫡传。桐城派到这个时候，不仅是文学上更加反动，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反动了。”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些报刊也先后发表过研讨“桐城派”文章，但后来又都偃旗息鼓，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人又“旧事重提”，开展了对“桐城派”的专门讨论。1985年，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桐城组织召开了“桐城派学术讨论会”，遂将“桐城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文风之盛离不开学风之浓。明清之际，桐城私塾、书院遍设，士子如林。仅明永乐至清同治年间，一个桐城县就有进士233人，举人692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又首创桐城中学堂，现代学校教育遂在桐城迅速兴起，建国后更是得到蓬勃的发展。教育的兴旺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桐城历史上科学家层出不穷。方以智对分光研究实验比牛顿还早30年；其子方中通是国内提出对数课题的第一人；水利专家左光斗、植棉专家方观承、百科式科学家胡宗绪、地理学家姚莹等，均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桐城，山清水秀，山峰耸入云表，巍峨雄俊，河流分布四方，淙淙不绝。山峰与河流刚柔相济，形成独特的自然风光，亦为历来文人游览与隐居之所。这些文人不仅增加了桐城的文化底蕴，其本身就形成了桐城的文化，成为桐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今，桐城文化更是日趋繁荣，一大批新时代的作家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桐城的大地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桐城文化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创造着新时代的文化。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的新老作家们在各级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各类文艺作品两万余篇（幅），其中省级以上报刊和出版部门发表、出版的有千余篇（幅），部分优秀作品还被翻译和介绍到海外。 徐光学先生及其兄徐光华先生就是这一批新时代作家中的成员。徐光学先生在诗歌的园地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地耕耘着，创作出了一篇篇闪烁着理性智慧之光、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文。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光学诗集《月影花情》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徐光学散文集《心语足音》又为桐城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他的哥哥徐光华先生在民间故事和民俗研究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徐光华的民俗研究《桐城民俗风情》（笔名徐庶，此书与叶濒合著）一书是海内唯一以一个县的民俗风情为研究对象的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徐光学兄弟二人已经在文化上做出不菲成绩，他们的成长不可能离开他们出生成长的环境。他们生在桐城，长在桐城，必然会要受到桐城文化的浸渍与熏陶，继承桐城文化的因子。他们兄弟二人为桐城文化的繁荣贡献了力量，他们人本身已经融入桐城文化了，成为桐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山清水秀的桐城，钟灵毓秀的桐城，崇文尚学的桐城，文气十足的桐城，在新时代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桐城的儿女必将继承桐城的文化，在桐城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文化。徐光学及其兄徐光华也必将会用其勤劳的双手继续为其美丽的家乡桐城做出更多的贡献。 桐城，以她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已被列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开发，接待了许多欧、亚、美外宾和港、澳、台同胞。桐城，又以她那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坚实的经济基础，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的县市。如今，桐城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旅游者和投资者。 注：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见《桐城县志》（黄山书社出版，1995年9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徐峰，真名徐光学，诗人、作家。1949年10月生，安徽桐城鲁谼山人，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有23年军旅生涯，曾荣立三等功。历任合肥军分区军械仓库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合肥军分区军械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安徽日报社开发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安徽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安徽日报社审计处处长、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经营总监。 另曾任《中华讯报》记者；《市场了望》编委；安徽日报主办的《适用专利技术》主编。 曾获“江淮十杰”，军队青年企业家、安徽省军区“四有”干部称号、安徽日报社优秀党务工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诗协会会员，合肥市作家协会理事、安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安徽省高级审计师评委会会员、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中国会员。先后在《诗歌报》《安徽文学》《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故事、诗歌、散文、论文1500多篇（首），110多万字。合作出版大型摄影画册《中国三峡》，著有诗集《月影花情》；散文集《心语足音》《爱与人生》；长篇人物传记《奔驰人生》（上、下）。其个人传略载《中国企业家大辞典》《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六部辞书。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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