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湘菜》杂志 文：秦少油 尊重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瑞清在饮食上有独特造诣，不仅因为他参与宴会次数多，而且也因为他精于品鉴，还会制作几样拿手菜，此外对各餐馆经营状况了如指掌，故善于点单。据《谭延闿日记》 1914年3月26日记载，李瑞清所吃菜肴有扬州菜、四川菜、淮扬菜、湘菜、西餐等多种菜肴，他的口味倾向是名副其实的“融合菜”。李瑞清喜欢火锅、汤圆、四川菜椒盐膀等。而他曾经吃过的菜肴有腐乳鸭、鱼唇、雄鱼头、烧猪、椒盐膀、鳆鱼、利浦芋头、烧鸭、窝窝头、小米粥、兔肉、炒面、牛肉、扣肉、大鳊、炸酱面、烫面饺、汤圆、蒋腿、鱼翅、水饺、白菜加利鸡、清蒸海参、蟹黄白菜、打边炉、鲥鱼、乳油炖鱼翅、炖梅子肉等。李瑞清有时候也吃素，如1915年10月27日谭延闿母亲生日宴会上。李瑞清所饮酒有白葡萄酒、竹叶青、啤酒、白干、白兰地。酒水常常为李瑞清携带，他大概十分好酒，懂酒。他们的酒量也相当惊人，1915年1月19日，李瑞清兄弟请客，9个人就喝了6瓶酒。1914年3月23日日记，“习之携酒甚佳，尽两瓶，继以道士酒，皆入口轻圆，李酒尤醲郁，年代相压，正不可诬。”次日，谭延闿仍对李瑞清之酒念念不忘，“午饭，有昨携李道士酒，极醇美。”3月29日日记，“今日菜平平，李道士携酒则罄五瓶，甚酣畅。”李瑞清对酒水的品鉴博得谭延闿认可。 精于品鉴的李瑞清，许多方面甚至是谭延闿的领头大哥。1915年9月7日，“待邓芷溪来，乃入席大啖，以清蒸海参为最佳。道士每夸乌开之妙，余皆不契，今始知之，信乎非实验不能言品隲也。”此外，在小有天，点菜还得看李瑞清，凡是经他之手，菜肴往往出彩。这点也令谭延闿佩服不已。难能可贵的是李瑞清在饮食上并不挑剔，有时在街头巷尾。如1914年四月中旬，著名诗人陈三立、陈曾寿来访，就在巷尾酒肆畅饮。 李瑞清家也常常高朋满座。1915年4月2日日记，“至道士家，……杂宾满座，乃辞归。”家中高朋满座，而李瑞清又十分好客，故而李瑞清的家宴相当出彩，朋友来贺迁居，是杀鸡宴客。且米饭也颇做了一番手脚，1914年11月26日的家宴，谭延闿品尝后认为“饭有花露香。”李瑞清家宴极为有名的当属汤圆。一般人至李瑞清家，一般都要吃汤圆。有时候汤圆没有，则客人匆匆告别。1915年2月16日，谭延闿至李瑞清家，日记云，“汤圆既无可吃，深谈亦多不便，乃与辞而出。”汤圆可能是李氏家族嫡传的菜肴。李瑞清弟弟李瑞荃也以汤圆宴客。1916年3月18日，李瑞清“以汤圆款客，有肉馅者甚佳。”1918年2月4日，“昨日道士约喫汤圆，乃未往，遂送来十枚，晨煮食之，甚佳也。”1915年2月21日日记，“午饭略进而止，因李三有约也。偕大武、吕满步至其家，……顷之，出汤圆馅，凡三种，人进六枚，俞三以为面过梅盦而馅不如，余则未敢轩轾。陈伯严来，遂下楼入座，有蒋骽，俞三所携，云甚难致，然切大片而不熟透，无以异常骽。佐以烧茄及鲜菇汤，汤尚佳，继以鉢头，则杂煮肉丸、豆腐、白菜汤，尚可泡饭食之。酒则烫坏，不复饮矣。”此处提及李氏家族的另一名菜——火锅。谭延闿1915年2月5日记载最为详细，“俞三来，邀同赴李道士招，吴、王同电车，至北大桥别去。余辈至厚德里下，步入李家，李三先在，陈伯严，陈人仙后来。先出汤圆饭客，箸夹断而馅不出，入口融滑，实美制也，余进八枚。乃设矮桌，置火锅，佐以徐州烧酒，荡野鸡鸡肉、鱼诸片食之。初尚不觉，久愈甘芳，终以白菜下猪油共煮，腴厚不可言。最后并入饭煮之而事毕矣。既醉且饱，乃归。”这种吃法类似广东打边炉，以鲜美著称。不过，李瑞清家的火锅有时候也会失手，1916年1月23日，“俞大、俞三来，遂邀同曾九、吕满、大武，以马车往李道士家。……道士留食午饭，子武亦来。至四时，乃具火锅，食雉、兔、鸡、鱼烫片，甚美，然时有腥气，最后煮菜及饭食之。”可见，这道火锅菜肴的好坏取决于食材本身。另外，李瑞清也善于处理鱼翅，这是见之于1918年1月17日日记的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李瑞清家宴中仍然保持湖南风俗，如1915年8月19日，李瑞清生日这天，“与吕满、大武偕之至李道士家，今日道士生日也，其门人以四十九岁，故为之称觞。客至甚多，复设客座对门空屋中，陈仁先、农先兄弟、钱冲甫先后来，谈久之。李三邀往厅堂吃面，有一涂姓人在，四碗八盘，继以卤面，大似湘中面席也。” 李瑞清的食量和笑话 李瑞清精于美食是以食量巨大打底的。姜丹书《忆清道人》：“道人虽玄冠缁 衣，而非 但不茹素，不念经，且有“李百蟹”之称，……所谓李百蟹者，吾师食量过人，惟不善酒，每 日必至三马路“小有天”闽菜馆小喫，秋深蟹肥，剥唤辄数十只，而人以百夸之也。曾 为馆书一联曰：“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该馆悬壁以为荣。”不仅李瑞清健啖，其子也胃口甚好。1915年5月23日日记，“午，俞三来，遂同大武、吕满（遇范九峰于门前）偕趁电车至古渝轩，成习之请客也。梅厂率其小儿后来。入席，饮啖甚豪，惜鲥鱼但有头尾耳。此小儿颇能书字，倣道士，且健啖。”不过对李瑞清的食量，有人并不相信。如李瑞清的友人章梫（字一山）就买来螃蟹检验李瑞清的食量。1915年11月14日日记，“午饭后，与大武附电车往高照里，赴章一山之约，车中遇李道士，同至一山家，蒲伯英后来。一山买百蟹，欲试道士百蟹之量，道士则云小有天过饱，不能更进，仅食七枚，吾辈亦各进六枚也。携酒乃至变味，大不可解。……钮玉樵《觚賸》记昆仑山人有紫蟹一夜五百螯，擘膏于金陵之语，则道人之百蟹未足奇也。”尽管这次测试以李瑞清午间食过饱而未露一手告终，但谭延闿倾向于认可李瑞清的食量，且引经据典加以说明。 李瑞清是极为幽默之人，有时诙谐纵横，有他出席的宴会，从不缺欢声笑语。1915年3月19日日记，“六时，同大武、吕满附电车至小有天，公饯李筠盦，俞三、子武、宗子岱、成习之先在，道士兄弟、伯严后来。入席，谈谐极欢。道士去，有谜一，请同座猜之。其辞曰：远看一匹马，近看一匹马，比马还小些。满座皆不能得，及问之，乃小马，俗谓马驹也。大笑不已。”1916年5月23日日记，“三人同日去看花，百友原来是一家。禾火二人相对坐，夕阳桥下一双瓜。伯严云，生平最服禾火二人句，以为巧谜不能及，与道士之小马谜并传。”1916年5月20日日记，“道士来，遂同晚饮，有炸酱面尚佳。道士言曾于轮船遇一西人，言近时研究鬼神学之书多于廿四史，以男女各数人，坐一暗室，读有音韵之文，使声调凄切，不久即鬼至。始则附人，继乃见形，终且对语，此为致鬼不二法云。又云小时见庖人能致蛇，视之，则包于纸内，如铁钉者，及启视，顷刻盘如巨瓮，及覆以纸，小如故。其人云蛇能变化大小，不特龙也。道士且言李三亦同时见之，非虚言也。谈至十时乃去。”李瑞清所谈的“小马”谜语的笑话，令谭延闿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也不能忘怀。 李瑞清身后谭延闿的缅怀 世人多以酒食征逐所交为酒肉朋友，然谭延闿与李瑞清二人的交往却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尽管关于两人交往的记载多在饮食上，但二人绝非狐朋狗友。这种印象在李瑞清死后，《谭延闿日记》的记载更加证明这一点。毕竟，李瑞清的饮食体验，并非饕餮的纯粹的吃喝，有时是疏狂人生的写照和发泄。如他认为作书画供家庭日常生活足够既可以，何必再佝偻向人，与其向人献媚获利，不如向书画献媚。为此，他有时拉着弟弟李云麾“趋向街头广东消夜馆，狂啖鱼生粥馄饨，自携瓶酒，饮微酣，归而拂纸信笔，或书或画。”在他与胡小石短笺中，也能看到他无法言会的苦衷。李瑞清和谭延闿在上海滩的疯狂饮食体验，更多地像是李白“酒隐安陆”，是不得志于一时的苦闷的宣泄。一如我想起近十年自己在长沙和师友们的吃喝，也仍然特别怀念，我以为那是人间有温度的吃喝。  尽管1918年4月5日之后，谭延闿和李瑞清两人似未再见面，但仍书信不断。1920年9月12日日记，“得大武信，道士于九月五日中风不语，闻之凄恻。”9月14日日记，“得李三电，知道士于初一亥时逝世，伤感不已。求友九州，知心无十，从此人间少一枝笔矣。挥涕久之。”这种情感的流露，显示友谊的深度。至少在谭延闿看来，李瑞清是他最为知心的十位朋友之一。在两人切磋最多的书法上，谭延闿更加惋惜李瑞清死后的遗憾。10月3日，“为人作书，笔意日日趋时，可叹。又念道士长往，无能进益我者，为之慨然。”这年12月 3日，谭延闿再度回到上海，“午，大武设饮，酒为李道士遗物，菜则陶乐春，饮啖甚欢，微醺而止。”品尝故人遗物，不知谭延闿作何感想。不仅酒令谭延闿怀念，一吃到汤圆，谭延闿也总想起李瑞清。1921年2月12日日记，“偕俞三、吕满、安父、大武至子武家。张十二亲作汤圆，有麻绒、枣泥、豆沙三种，豆沙者最妙，食十枚而止。欲过李道士矣。”吃到火锅时，他也想起李瑞清的拿手菜肴。1922年1月12日，“同大武、吕满、汪九往俞三家，林二、宏羣亦至。俞三设火锅鸡、鱼、雉肉片，此道士遗制，汕而食之，终以煮饭，然逊道士之醲郁矣。饮共八斤许，微醺矣。”谈论起谜语时，他也时常想起李瑞清的“小马”梗。1926年5月9日，“老鲍说两滑稽谜，与道士小马之谜类。”斯人已逝，而他的故事却长久留存。 此外，谭延闿也曾资助李瑞清家。1921年4月13日，“李道士之媳妇胡氏來訴苦。”1922年4月22日，“曾九遣趙大來，以夷午寄賻李道士千元付之。”谭延闿的下属赵恒惕 送给李瑞清家千元助丧礼，分量不轻。1927年10月27日，谭延闿在南京任行政院长，特地到牛首山拜李瑞清之墓。“至玉梅花菴，新建筑者，供李道士像，亦殊井井。……余与曾九、徐大、李三下山，至道士坟前一拜，局势甚好，面方山，背牛首，尚有气象。……设祭行礼道士像前，李三子志伊及道士嗣子继梅咸在，十二人同馂之，曹厨所治也，以此享道士，为不负矣。”谭延闿带着自己赫赫有名的家厨曹四烹饪祭祀馂馀，可谓不负二人的美食品味，不负他们一生的交情。 在此，需要再次引用布罗代尔的名言，以证明这种饮食生活并非毫无意义。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声称，“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时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整理、重现这些场景是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不认为它浅薄无聊。”对李瑞清与谭延闿而言，在上海滩时期日复一日的宴饮活动看起来是无关历史事件的杂事，但正是这种看似无聊的杂事，展示了1912-1918年之间，中国最为重要的几个文人团体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这种日常生活的揭示，有助于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丰富，同时锻炼我们对真实历史的“味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