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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毕建国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亦作宏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明末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中国以旅行为毕生事业的第一人。他经30年考察撰成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徐霞客被称为“千古奇人”，其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王春国先生曾于去年末在《今日常山》人文版发表《徐霞客三过常山》一文，本人读后深受其益，但总觉意犹未尽。在我看来，徐霞客同常山的情缘好比“谈了一场恒久的恋爱”。 “有缘无份”是假象 在《徐霞客三过常山》中，王春国先生根据衢州日报原副总编辑庄月江《徐霞客游踪与衢州的“地利”》 分析认为，公元1616年正月二十六日，徐霞客由常山港溯流而上，经开化抵达休宁，先游了休宁齐云山（原名白岳山），待了六天，并写下了《游白岳山日记》；再登游了黄山，在山上待了十天，也写下了《游黄山日记》（两篇日记都有确切的起讫日期）；齐云山、黄山游后，徐霞客想到了武夷山，故又从休宁折回开化顺流到常山，从璞石古埠上岸走璞信古道，在球川古镇折东南谷中，即三湾岭转到草萍驿站，再入江西玉山至武夷山……形成了二次过常山的事实。 事实上，王春国先生的上述分析推断是十分正确的，是有足够依据的。其一，徐霞客生前好友陈函辉所撰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曰：“迨丙辰（徐霞客）之履益复远：春初即为黄山、白岳游；夏入武夷九曲；秋还。”其二，民国地质学家、研究大家丁文江所撰的《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云：“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先生偕浔阳叔翁游白岳、黄山、武夷九曲……据游记，先生于正月二十六日至休宁，盖自浙入皖……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无日记，盖在自浙入闽道中。”其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吴尧民于《徐霞客在浙江》中写到：“丁氏（文江）的这一分析，我认为是正确的。万历四十四年，（徐霞客）由浙江入闽并非推测，而是由《日记》可以考证的。”其四，徐霞客最后一次出行即崇祯九年（1636）的西南之行，经过常山、玉山留下的《江右游日记》曰：“丙子（1636）十月十七日，鸡鸣起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甚，转而南行……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为常山、玉山两县界）……盖自草萍北度，即西峙此山，一名大岭，一名三清山。山之阴即为饶之德兴，东北即为徽之婺源，东即为衢之开化、常山，盖浙、直、豫章三面之水，俱此分焉。余昔从揭埠出裘里，乃取道其东南谷中者也。”其五，徐霞客的“余昔从揭埠出裘里”，这里的“昔”只能是指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次经过常山，不可能有其他指向。致于“揭埠”，庄月江先生曾有过访问，得知这一古地是球川东的一条岔路上。对此，我曾跑到何家乡黄冈村的璞石自然村，请了十来个当地居民，让他们以方言念“璞石埠”三字，发现方言念快一点即为“石埠”（方言音同“揭埠”），因此，我认为“揭埠”可能是指“璞石埠”。而“裘里”即“球里”，王春国文章中说，常山白石与江西玉山双明一带人都指“球川”。这是事实，并且相关史料都有记载，确切地说应指“球川古镇”。 正如陕北民歌《泪蛋蛋》所唱的：“羊肚肚手巾三道道兰，咱们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的难。”的确如此，徐霞客在公元1616年初二次走过常山都未留下一言半语，实际上也存在“三道坑”：一是行色匆匆，旅途疲倦。从《游白岳山日记》和《游黄山日记》中“语气急促”即可见一斑。二是作为地理学家，对地理方位尚不太清晰的情况下，不愿仅凭“念想”盲目下笔。三是常山地理区位特殊，是江南东西南大交通的要喉，又是水路更替的重要码头，因此，下次还会再来，不必粗糙落笔。 “有缘有份”续真情 二十年后，徐霞客终于再次走过浙西常山，并在全方位弄清常山及裘里（球川）地理方位的情况下，通过《江右游日记》，把二十年前走过常山的认知与想法和盘托出，算是为当年未留一言半语补上重重的一笔。 公元1636年九月十九日，徐霞客五十岁时发兴西南游，并写下了比较详细的《浙游日记》。日记中始终讲究真情流露———彰显其内心世界的爱恨情仇。下面，我们一起跟随徐霞客的浙游日记，感受其对常山的爱与愁。 《浙游日记》开篇记曰：“丙子(1636)九月十九日，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由此可见，徐霞客深知足疾老病的深浅，如再不西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是带着足疾顽强地出游。作为一名常山人，在我看来，他的这次西南游与二十年前内心认定“还会走进常山”的思想一脉相通，因此，他选择了“自江阴→杭州→金华→龙游→衢州→常山→玉山→”一直游往云南丽江的线路。 十月十五日记曰：“……十五里，至衢州，将及午矣。过浮桥，又南三里，遂西入常山溪口（即衢州双港口），风正帆悬。又二里，过花椒山，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又十里，转而北行。又五里，为黄埠（即航埠）街，橘奴千树，筐筐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余甫登买橘，舟贪风利，复挂帆而西。五里，日没，乘月十里，泊于沟溪滩之上。其西即为常山界。”在这里，徐霞客几次提到“常山”，想必其内心是念着常山的。 十月十六日记曰：“旭日鲜朗，东风愈急。晨起，过焦堰（即招贤），山回溪转，已在常山境上。盖西安多橘，常山多山；西安草木明艳，常山则山树黯然矣。溯流四十五里，过午抵常山，风帆之力也。登岸觅夫于东门，径城里许，出西门。十里，辛家铺，山径萧条，无一民舍。又五里，得荒舍数家，日已西沉，恐前无宿处，遂止其间。地名十五里。”这里面隐藏着徐霞客的三个发现：其一，徐霞客发现招贤的柑橘生产形势，既不如花椒山上游的“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更不如航埠街“橘奴千树，筐筐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其实，明万历年间已有“衢橘出常山（主要在招贤）”之说，万历《常山县志》载有“芙蓉艳且妍，橘柚累相向”的诗句，可能崇祯九年（1636）招贤的柑橘生产正处衰弱期。想必徐霞客是听说了这些情况，所以，他结合观察所见发出感叹：“盖西安多橘,常山多山； 西安草木明艳,常山则山树黯然矣。”这是对常山的一种关爱，也是为常山而发愁。其二，徐霞客发现常山县城的繁荣状况还不错，所以他们一行在街路上流连了一些时间，以致他们过午常山上岸，花了四五个小时才于黄昏到达十五里（常山港至十五里仅二十多里）。王春国先生分析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县城街路上有所流连； 二是患有足疾老病，陆路行走缓慢。我则认为主要是在街路上有所流连，因为他们登岸即觅夫役，这夫役至少是挑夫，如果徐霞客这时行走不便肯定会雇轿夫。事实上，从一些史料记载看，明末清初，常山县城商贸流通业状况还是不错的，诸如小吃业、手工业、木制品业、中医药业、纸业和盐业等等，都比较兴盛。正因为徐霞客感觉到常山县城商贸流通业繁荣状况不错，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江右游日记》 中才有比较地记载道：“渡桥西五里，由玉山东门入，里许，出西门，城中荒落殊甚。”也许当时常山县城的繁荣程度不如其老家江阴县城，因此，徐霞客没作太多记述。其三，徐霞客发现常山县城以西白石方向荒芜萧条、人气不足，因此，他在日记中记到“辛家铺，山径萧条，无一民舍”“十五里，得荒舍数家”，第二天的《江右游日记》中还记到“草萍公馆，昔有驿，今已革矣。” 以上两天所有发现的真实记录，都流露出徐霞客内心浓浓的真情，可谓“一字一句总关情”，对常山充满了“爱与愁”。 “徐常情缘”永相续 徐霞客与常山的情缘，不仅仅是上述“三次走过常山”，应该也必将是恒久永续的，因为徐霞客予以常山有天长地久的情爱，常山对于徐霞客有千山万水的呼唤。 徐霞客是“用脚思想”的奇人，其“用脚思想”即实证思想。在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下，他从小志在四方，公元1608年，他二十二岁即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开始了正式出游。公元1636年，他策划西南远游的时候，曾写信给忘年好友陈继儒，说出了他的毕生志愿，就是要用自己的一双脚掌，拼死探知中国山川大地的地理真相。他说：“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惟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他把自己的生命意义，定位在“目摭而足析”，就是要张大游历眼睛，用脚来分析思想。这种实证思想的现实来源就是一双走遍千山万水的脚，不管山高路远，不顾艰难险阻，不畏风霜雨露，不怕毒蛇猛兽，一路向前。这种“一路向前”的精神，使得他的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大半个中国，“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他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在他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他的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伴随着旅游探险、科学考察，撰成了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被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霞客的思想、精神、科学发现和笔法精湛的游记文学，必将在未来大放异彩。 常山是徐霞客有着深厚情缘的地方。徐霞客一生云游四方，能与常山有“三次”缘份，说明常山还是一个区位特殊、颇有地利的地方。常山目前正在举全县之力发展“国际慢城大花园”全域旅游，当然需要充分运用徐霞客思想、弘扬徐霞客精神、传承徐霞客成就，围绕本域“地利”发展旅游事业和产业。只有这样，“徐常情缘”才能大放异彩； 持之以恒，“徐常情缘”必将大放异彩。“何处心安，慢城常山”，但愿徐霞客的思想、精神、科学发现和文学成就，能够早日在常山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来源：常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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