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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所谓“四民”之说。《汉书·食货志上》：“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士”一般是官宦富户子弟，当然也有贫苦的读书人，他们要通过学习以取得官位，当然被认为很高尚，故位居四民之首。 农民辛苦种地，自食其力，并供养天下人，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故位居第二。 在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中，“作巧成器”的工匠地位自然远逊于农民。又由于他们要为上层统治者及富豪加工制造奇珍异宝，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需要，以致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迁怒于他们，说他们“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礼记·月令》），所以他们只能排在“民”中的第三位。 至于商人的职业特点，《国语·越语上》写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向臣下咨询救国之策，谋士文种建议他平时就要注意寻觅、网罗谋臣，举了商人经商事来打比方，有生动的描写：“贾人夏则资（积蓄）皮，冬则资絺（音chī，细葛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韦昭注：“贾人，买贱卖贵者。” 只是籴贱贩贵、囤积居奇以逐利，不能创造财富，官方也认为他们有不愿辛苦劳动、而偏好投机取巧的人格缺欠，遂被列为民中最下等。与“工”一起被贬称为“末技游食之民”（贾谊《论积贮疏》），而受到歧视。先秦如此，汉代尤甚。 首先，是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对商人的歧视政策。 《史记·平准书》记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高帝纪下》：“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就是说，商人不能穿精细的经过加工的丝帛衣服，不能乘车骑马，不得带兵器，租税重。后来略有改善，但其子孙仍不得当官。 更严重的是，战时，商人及其子孙要与罪人一起，被征发去当兵打仗——众所周知，当兵打仗是要命的事，一般人谁愿意去？ 所以除了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全民总动员以外，一般的情况下，古代就让罪犯去。有些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亡命之徒，或为走投无路而吃军粮，或为出人头地穿军服，也往往混迹其中。故古语云：“好人不当兵，当兵没好人。” 当然，也有好人激于公义，或为立功封爵而当兵的，那叫“勇敢士”或“良家子”，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及曹植《白马篇》“幽并游侠儿”之类，那数量是有限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有“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的记载。 汉代征兵，又有所谓“七科谪（zhé）”之说（古书多作“七科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击匈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汉书·武帝纪》记为“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 什么叫“七科适”（即“七科谪”）？科，是“法规，刑律”之义，诸葛亮《前出师表》有“作奸犯科”语。谪，是“处罚，惩罚”之义。“七科谪”，即“对七种犯法者的惩罚”。 哪七种呢？《史记》张守节正义引张晏说：“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 分别释之： 吏有罪，是有罪官员。古代官员待遇极高，俸禄极厚，当了官即可发财，养尊处优，但对其罪过惩罚也极严厉：官员徇私枉法，贪赃舞弊，错杀无辜，误保举坏人，都是重罪。 亡命，指犯罪后为逃避刑罪，抛弃户籍而逃亡在外，即所谓“亡命之徒”，也即《秦始皇本纪》所谓“逋亡人”。 赘壻，即所谓“上门女婿”。“上门女婿”不自立门户，等于变相逃税，故视同犯罪。 贾人不必说，平时即受歧视，不齿于“良民”，战时必然去充军。 “故有市籍”，即曾经做过商人的人（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各属不同的户籍，商人户籍叫“市籍”）。 “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籍”，即父母、爷爷奶奶是商人的——不管你本人是何贵干，都得去充军！秦始皇还只是让商人本人充军，汉代政府却殃及父母、爷爷奶奶是商人的！如何？快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了吧？ 忆当年“阶级路线”，当兵、提干要“查三代”，看来还真不是“发明创造”——《诗经·周颂·载芟》不云乎：“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但是，只看到商人囤积居奇、投机牟利的一面，而忽略商人通有无以便利万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是片面的、错误的。 古代开明的政治家早就看出了这个道理。《盐铁论·本议》载汉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引《管子》语：“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并说：“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一种细竹，适于做矢），燕、齐之鱼、盐、旃（毡）、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 然而系统地阐述商业对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公然肯定商人的重要地位、为其正名的，还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他于《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第六十九篇，即作为全书总结及作者自传的第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的前篇，特为商人立传，名曰《货殖列传》——这是商人阶层的殊荣，其传文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商业经济学论文。 在此传开头，司马迁先批评了老子“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保守主张，认为百姓追求富足逸乐，为人之常情；统治者应因势利导，而不可遏制之，甚至与民争利。 接着，他列举了中国各地的重要物产以及工商对于生产、交流、利用这些宝物的重要作用：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音lú，麻类植物）、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丹沙（即朱砂，深红色矿物，古代道教徒用以化汞炼丹，中医入药，也可制作颜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掌管山泽资源的官员）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一段中，“故待农而食之”几句，是说农、虞、工、商人会自发地去生产、开发、加工、交流各地的资源，无须政府发令征调。 “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是说什么东西价贱了，就预示着它以后要贵（因为如果物贱，人们获不到利，就不会再去经营它；市场上必然会缺少，因而价格会高）；反之，什么东西贵了，就预示着它以后要贱（因为人们见到获了利，就会争着经营它；市场上必然多，因而价格会低）——试看，这岂不在讲市场经济的价格调整机制？ 接着司马迁论述了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中，对利国便民、富国富民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史记·赵世家》：“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似以马、犬、玉为三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接着论述处于山东的齐国统治者姜太公及其后代齐桓公善于发挥工商的作用，以使国强民富的事迹：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供天下人衣帽穿着），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九府（掌管财币的机构。皆见于《管子》），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三成市租，依郭嵩焘说），位在陪臣（诸侯大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看来，从周初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由于优先发展工商业，一直是领先于中国的经济贸易“特区”！ 难怪春秋时齐桓公为一时霸主，战国齐愍王恃国力强大，曾与强秦争为帝；也难怪秦末汉初韩信为刘邦转战南北，诸地皆不动心，偏偏到齐地后要当“假王”。 关于越王勾践何以能转败为胜，灭吴称霸，世人多知其卧薪尝胆，亲民爱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史记·货殖列传》却载其用范蠡、计然的经济政策，可谓独到之见： 积着（读为“贮”，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久存货物不出手）。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为求高价而留货）。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极贵后，恐其必贱，故及时抛售如粪土般不吝惜；而货物极贱后，恐其必贵，故及时收购视同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多个杰出的成功商人，个个智慧、才能超伦绝群。略举数例。 第一位是春秋越国政治家范蠡，他帮助勾践雪会稽之耻后，发现勾践为人阴鸷，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同安乐，久必为其所害，乃乘扁舟（小船）浮于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至陶，为朱公。 他以为，陶地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之所。于是治产业，积累财富。十九年之中三次家累千金，两次把全部家产分赠给贫穷朋友与兄弟。他就是所谓富而好行德的人——比今捐家产给社会之美国大亨比尔·盖茨及其他富豪，早了两千多年。 后来他年老力衰，便听任子孙治理产业，积累家产达到万万。以至于后来人们提到富人，都必称陶朱公。 范蠡，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下海”致富的“公务员”可谓智者矣：治国，可强国；治家，能富家——非止如此也，其知人之识见，功成身退之决断，即如今之从政者，其孰能及之乎？此尤可令人长太息者也。 第二位是孔子的高徒子贡，仕于卫，囤积售货于曹、鲁之间。孔子七十门徒，他最为豪富，常结驷连骑，以束帛为礼物，出使诸侯，所至之处，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 虽然孔子曾批评他“不受命而货殖焉”，然而孔子名声传扬于天下，也未始非子贡之功。子贡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靠经商致富的知识分子吧？ 第三位是战国魏文侯时的周地商人兼企业家白圭。 他乐于观察时变，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庄稼丰收，他用丝、漆从农民手中换取谷物；农家蚕茧收获，农民正青黄不接时，他又用粮食换取农民手中帛絮：两次交换他都大大获利。 他又能根据天文，推测年成丰欠，以决定是大量收购还是贮存谷物，待价而沽。为挣钱，就收购价廉的谷物；要丰收，就贮存上好的种子。 天下讲究致富的人都效法白圭。他性格坚韧，“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抓住商机）若猛兽挚鸟（鹰隼之类）之发”。 他声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思维深远周密），孙、吴用兵（行为果断机智，出其不意），商鞅行法（作风严格守信）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就是说，若不具备智、勇、仁、强的道德品质，是没资格学到他的经营、经商之术的。白圭是成功的商人，但凭他的素质、学识，我看如果从军或从政，也是卓越的将军、英明的领袖，可以大有作为的。 《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两个名人，一个是巴蜀寡妇，名清，经营祖辈遗产，开采丹穴，专擅其利数世，家产不訾。清虽是寡妇，以财富自卫，坏人不敢侵犯她。秦始皇认为她是贞妇，接见她，并为其修筑“女怀清台”，以示表彰。 另一个是卓王孙，即卓文君的父亲，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岳父。原来是赵国人，靠冶铁冶富。秦破赵，迁徙富豪大户。卓氏家被抢略，夫妻推人力车，被迫迁徙。 同行者有余财旳，争着贿赂主管官员，求居近处葭萌（秦县名。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南）。只有卓氏说：“此地狭窄，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岷山支脉，四川茂县东南）之下沃野，生有大芋头，一辈子也饿不着；百姓多在集市做工，好作买卖。” 于是要求远迁，就被迁到四川的临邛。他大为欢喜，就在铁矿山上设风箱冶铁铸器械，想方设法，事业兴旺，云南、四川两地人民为之震动。他富至家僮千人，良田池沼游赏射猎之快乐享受，与国君相仿。 司马迁对“富”的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即靠经营本业（农桑）致富最佳，靠工商致富次之，靠做坏事致富最下等。这是对以经营农业（地主、富农）及工商致富者的充分肯定。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制盐、冶铁、畜牧、酿酒、做酰（醋）、醤、浆，卖柴、木料，造船、漆器、铜器，倒卖帛、絮、细布、皮革、鱼、果菜，甚至打磨刀剑、卖羊肚、作马医这类士大夫瞧不起的贱业，谓凡能靠技艺、勤劳、智慧、专一致富的，司马迁都一一予以表彰，试问，古往今来，哪位政治家、历史学家能这样不持偏见、亲民而重视民生呢？我看非司马迁莫属了。 司马迁总结商业经营规律，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是贪心的商人希求高价，货物不得流通，故得利少；不贪心的商人不多求利，薄利多销，得利反多。今之商人，不一定知司马迁此言，然而必有信奉、践行此理者。 司马迁见解的另一独到之处，是讲清了行仁义与财富的关系：“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按，此《管子·牧民》语）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是啊，你没有财富，却想搞慈善、资助穷人、行仁义，岂非空话！美国大坏蛋特朗普组阁，据说其阁员全不拿薪酬，服务社会，纯行仁义！他们若没有大量私家财富，做得到吗？ 所以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言，还是有道理的——当然，为富而不仁者、富而自私者亦多有之：斗筲之徒，何足算也？今论其佼佼者： 当年陶朱公发家致富，两次散财于民，验证了此理；今天，此理不是也在中国及外国的某些富豪身上得到验证了吗？这说明，此理不但恒亘古今，还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司马迁接着又讲了一句大实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趋利是人类天性，此亦无可厚非也。 可他又说了一句似乎不该说的话：“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即说，一个知识分子不是隐士，却长久贫贱，而好谈仁义，也应该自愧——这可是与孔老夫子“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的谆谆教导相违背了！ 不知列位“尚未富起来”的知识分子读司马迁此语时心下如何，而说实在话，我初读时可是有一点“心有戚戚焉”。 不过，今日思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徒知“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清左宗棠语），而不知使“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身无半文”，“足羞”者，是知识分子自己乎，抑或国家当轴权者乎？必有能知之者。 可是说实话是要有风险的。在重农轻商、重本抑末、“行贾，丈夫贱行也”（《史记·货殖列传》）的理念对士大夫已沦肌浃髓的古代，司马迁肯定商人作用、为其树碑立传的言行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数百年后，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就批评他“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历代学者亦多有持此见者——司马迁为其《货殖列传》的独到见解是付出了代价的！ 因此，便又有一点感慨。每到商店、饭馆之类以赚钱为业之地，常见大堂前台，主人供奉财神爷，这倒可以理解。但也见有供奉关云长的，还有人供奉口含铜钱的大蟾蜍，也有别的什么不认识的动物。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各行业都敬重祖师爷：工匠尊奉鲁班，经营茶者推重陆羽，制酒者宗法杜康。那么商人好像应当拜范蠡——即陶朱公或子贡为祖了。 不过，我倒觉得，经商者应该特别尊重并感激司马迁，因为正是他独具只眼，摒弃轻视商业、鄙视商人的传统偏见，充分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利国便民、富国富民的重要作用，认为优秀的商人必须具有常人不备的道德、智慧、坚忍、毅力，而为饱受歧视、凌辱的商人阶层正名。他的远见卓识，影响了不少统治阶层中人及知识分子，对中国人传统的崇农抑商、重农轻商的文化心理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 可惜的是，如今却很少听说，我国的商人有谁尊重并感激司马迁的，此亦可憾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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