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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与妻子谢冰心
作者简介： 吴文藻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吴文藻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 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他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热忱，于1951年返回祖国。 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 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著名学者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瞿同组、黄迪、李有义、陈永龄均曾师从吴文藻先生。1980年被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 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据他的遗嘱，没有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经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学从1996年开始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蒙古包》全文如下：（一） 自东四省失守以来，内蒙古问题突形重要。国内舆论对于推演中的内蒙自治运动，表示极度的注意。但是各种刊物的内容，几乎十之八九，偏于政治方面。关心到蒙古人民的实在生活状况的，却占极少数。原因是内陆旅行蒙古的人，向来很少，没有身历其境，自然很难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真要明白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还得阅看日俄国旅行家的记载。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引为惭愧的事。 去年夏天，我们得到旅行绥远的机会，顺便曾作百灵庙之行，希望对于现下蒙古人民生活的实况，得到断片而亲切的认识。我们来去匆促，只有四五天的耽搁，而沿途所见所闻，却与我们种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个人所得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认清楚蒙汉两族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乃基于农业经济与牧畜经济的利害不相容；广义来说，是游牧部落生活与乡村定居生活所形成的整个文化冲突。我们试一反省今日汉族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西洋工商业文明对我固有的农业文明的侵略，乃至沿海大都会本国的工商企业家对于内陆一般业农的同胞所施的有形的与无形的压迫——即不难明了蒙古人今日所处的地位，及其对于汉族所持的态度。如果我们把握住蒙古问题的核心，则我们今后注意的方向，不能不稍稍转移到了解蒙古人民的现实生活，首当认识“蒙古包”，因为这是蒙古物质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可以说，明白了蒙古包的一切，便是明白了一般蒙古人的现实生活。 蒙古包本系汉人所用的名称，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系指社会组织的单位而言，狭义的包系指居住的式样而言。本文所指的乃是狭义的蒙古包，即详述蒙古屋包的外形与材料，构造与功用，内部与外围的布置，乃至其固有的环境和文化的关系。但一民族的住所，与其社会的结构，常有密切的关系，故在描写蒙人住居的屋包以前，不妨先就蒙古包的一般含义，作一初步的说明。 蒙古包系游牧部落最小的地方单位，犹之内陆农业社会的村落。蒙人以牧畜为业者，必逐水草而居。夏日就阴，冬日就阳，迁移无定。因牲畜繁多，需要广阔的牧场，各家住处，不能太相密遇。为便于营生计，大都隔离散居。是以蒙旗境内，甚至有一地一包者。在此种现象之下，蒙古包遂变为血缘与地缘合一的社会单位；换言之，此包一面是独居的家族，一面也是一个地方集团。蒙地亦有聚居者，但至多不过三四户。且此等屋包的距离，近则一二里，远则十数里。（即在蒙汉杂居开垦已久的区域内，如归绥武川包头等处，我们所见的蒙民聚居情况，也仍只是数十里之内，有数包邻处。）故在未开垦界之内，除了喇嘛庙较便于集团宿营以外，别无所谓村落，更不见有何市场。 蒙古包的安设，恒就有井泉处，要道所经，亦必站站有井，以便行旅。故旅行蒙古内陆，只能问有蒙古包或有井与否，不能访问村落。在大道上，凡是有井并有蒙古包的地方，几乎都是公家的驿站，元时有专名曰“雅伯木站”，现在只混称之为“蒙古包”。包中住户即是邮差，蒙地信使往迎，全靠此等人家。高山大漠之中，四无居人，其最近住户，且有供应马匹粮食饮水的义务。因此，这种蒙古包驿站，不但是一种社会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单位了。 蒙人住所的式样，大抵依其职业及其阶级而异殊。通常可分为四类：（一）喇嘛庙宇，为宗教领袖大小喇嘛所住；（二）王公府第，为政治领袖王公贵族所住；（三）蒙古包，为纯以牧畜为业的一般平民所住；（四）汉式房屋，为兼营农业和牧畜的人民所住。喇嘛庙宇与王公府第系少数特殊阶级的居处，不足以代表一般人民住居的情形。其余两种住所的式样，是根据他们的职业而变通的。大体说来，在沙漠地方，大兴安岭之麓及其西北部，居民多住天幕式的毡包。而在大兴安岭的东南部，近边城处，或已垦地内蒙汉杂居处，居民多住汉式的房屋。譬如绥远的土默特旗，一切习俗皆以汉化，久已屋室而居。他如察哈尔的蒙旗，距汉城近者住房，远者包，房均有。只近锡林郭勒盟一带，则全住蒙古包。 汉式的房屋大抵以土块或炼瓦造成，周围廻以土壁或柳条棚。门前书经文，悬以尺大的赤白色小旗。附近有圈围家畜的土墙。亦有蒙古包式的圆形屋子，墙壁都是圆形的，其他方面，则与汉式房屋无异。但蒙古民族特有的住居，还是那汉人所称的蒙古包。
《北平晨报》1935年2月27日，刊登了吴文藻教授的文章《蒙古包》 （二）
蒙古包系一种天幕式的住所，圆形尖顶，类似军营中所用的帐篷，尤类似内陆农家的麦草垛。以其用毛毡覆盖，故有“毯幕”“毯帐”“毡房”或“毡包”等名称。蒙语谓之“蒙古尔克尔”或“乔布尅克尔”。西文则为Yurt。汉人又以其便于拆卸携行，故有称之为“活动房屋”者。 此种形式的住所，由来已久。汉李陵（西纪前七四年卒）答苏武（西纪前六0年卒）书中即有“韦围毡幕，以御风雨”之句。宋元（一二七九年）之交，辽人赵良嗣诗中亦有“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窿夜色寒”。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序，言之更详，谓“旧鞑靼所居，无屋宇，毡帐为家，得水草即住”。又谓“鞑人甚耐寒暑雨雪饥渴，深雪中可张幕露营”。而马哥孛罗游记亦盛称大可汗忽必烈远征狩猎时所居之帐幕的宏伟壮观。（按马氏生于一二五四年，卒于一三二四年。于一二七一年东来，一二七五年至元廷，一二九二年始返欧洲。游记成于一二九八年至九九年间。事见该书第二卷第二十章。）唯汉人所记者为民包，而欧洲人所见者为王包，互相参考，对于当时蒙人住居，可略见其梗概。后世边务图籍，亦代有记载，但对于蒙古包的详细构造，则直至去夏旅行时，方看清楚。 现在蒙人所住的毡包，式有两种：在游牧地方所用的为移动式多是妇女搭的；在开垦地方所用的为固定式，多是男子筑的。从移转包改成固定的包，其外形几与汉人房屋无异。蒙人谓移转包为“乌尔古克尔”，谓固定包谓“托古尔克尔”。“托古尔克尔”乃“乌尔古克尔”的进化，外观无甚差别，所不同者，只是周围的覆被物，用泥土不用毛毡。这介绍蒙古包与汉式房屋之间的过度的形式，是因为本地缺乏建造的材料，不得已而采用的折中的构造法。这种形式多散见于东蒙哲里木（辽宁），昭乌达（热河）各盟。 毡包的构造虽甚粗糙，却能避风雨，御寒暑，且易拆卸携行，最适宜于游牧生活。就外观言，包顶为圆锥形周围做圆筒状。（见相片第一图）此种尖顶园身的帐幕，大概是由纯圆锥的帐幕蜕变而来。圆锥形的帐幕，系较原始的一种住居方式，与狩猎阶级的文化相应。尖顶园身的帐幕，则系较进化的一种住居方式，即定居的恳牧部落。尤可沿用。 毡包的大小有数种，姑以甲乙两种尺寸为例：甲种顶高约十三四尺，周围高约四五尺，中径圆筒部则视包的大小，为七八尺乃至十七八尺。包门高三尺五六寸，宽约二尺五寸。乙种顶高一丈内外，周围高四尺三四寸，中径一丈二三尺。包门高四尺余，宽三尺五寸。（以上不过随举一二中包的例子而已） 我们在百灵庙所住的两包尺寸，曾由容希白先生量记如下：甲种顶高七尺四寸，周围高三尺八寸，中径一丈四尺余。包门高三尺三寸，宽二尺二寸。乙种顶高八尺，周围之高和中径，与前包同。包门高三尺二寸五分，宽二尺四寸。 毡包的尺寸虽不同，而其构造法则一。普通先就平地画一直径两丈上下的圆圈，照圆圈之大小垒起比平地稍高的包基。包架则由上下两部构成。下部以径一寸内外，长七八尺的柳条交叉格架，（蒙语谓之“哈纳”）织成方胜形（见照片第二图）；接连处，结以皮带，可以上下高低。圈之上部则以长约七尺的柳条，互相衔接，系于交叉架之顶端，使成一固定的圆形墙壁（据容先生所记，甲种有长各六尺的柳条八十七根，乙种则为九十五根。）尖顶的构造法，极似伞骨。伞顶则似车轮，径三尺至四尺不等，由两半合成。中央有榖，辐数或四或六不等，亦有做他种花纹者。轮之四周，又聚插许多长辐，散如伞骨；末端则系于圆壁横木之上。毡房的架子，就成功了。 然后在尖顶和壁架的外部，都被一层或两层羊毛毡子，（即用羊毛制成的粗绒毯。）更以骆驼或牛马的毛所织成的绳，周围的将毡子捆缚起来，使之紧附架上。或先用韦草覆上，然后再被以羊毛毡。亦有像察哈尔蒙旗的民包，夏季仅用韦草，不加毛毡者。要之，毛毡层数的多少，全视气候的寒暖，或家庭的贫富而异殊。包基与壁架相接处，常以泥土堆满，使不透风。亦有外加长条毛毡周围捆起来者。夏季则否且掀起毛毡以通空气。 包顶之车轮都，即是天窗，亦做烟筒。其上另盖以一小块方毡，毡为多角形，尖系绳索，可在包外巻舒。天窗的功用有二：一以透日光，一以透空气。包内的炊烟，即由此孔散出。天窗相传为康熙所创，恐未必确。 包门大都向南。木框内装有小扉两扇。亦有用毯帘的，亦有扉帘兼用者，门户矮小，出入必须俯首。 这种构造的包是中包，亦可以代表一般的民包。王公亦有住包的，唯其面积稍大；包内中央竖立四柱，上达天窗；包顶用赤黄色的绒毯，门框上有黄铜镜皆为民包之所无。又我们在百灵庙所见蒙政会委员长云王的毡包之前，有大香炉式之石台一座，尤为美观。 普通的毡包，周围只占两丈余的地面。面积狭小，设备亦因之简单。包内并无障隔，佛坛，客厅，食堂，寝室，厨房，等等，皆在此中。合家同住一包。貧户到了冬天，并牛犊羊羔，亦牵在包内。富户人口多者，一家多分居数包；或将寝室，客厅，厨房等，分为数包。而住屋虽狭，蒙人尚有厚待旅客的风气。即不相识者，黄昏风雨叩门借宿，亦欢笑承迎，优待有加。 包内陆衣，亦因贫富而异。贫户有只用牛羊皮革者。富户除铺一层或两层白毡外，上面再罩花毯。花毯为方形或长方形。圆壁内蒙呢围或布围，上部有围楣，如汉人之帐楣。贫户则无之。 包内正方设长方矮榻，有时即为家主的寝台；亦有作为佛坛者。（我们所住蒙政会的客厅包内正面座上供有成吉思汗的造像。）蒙礼，正面座最尊。王公迎见宾客时，即自居此席，盘膝而坐。通常言之，男客请左方入座，女客请右方入座；因为左方是男子的卧处，右方是妇女的卧处。万一男客过多，家人可以移坐右方，而不让男客移坐。《北平晨报》1935年2月27日，刊登了吴文藻教授的文章《蒙古包》（三）全文完 矮塌之左，则放木柜。柜上供佛像或佛的相片，前有供具和乳肉。这就是佛坛，亦有称佛龛或圣坛者，每包都有，朝夕礼拜无缺。（据我们所见云王包内此处则设佛坛，德王包内则放书架。）通常家长住在佛坛的前面，卧时头向神位。右首靠近妇女的卧处，则置大小衣箱橱柜，上有各陈设。汉代的毡包内，亦有洋货如钟表之类。下首便是庖厨器皿和水桶，用以存储牛奶等食品者。如第一，二，三图： 甲，佛坛（按佛坛即古人“奥”之制） 乙，主人的寝台（比土高一段为常） 丙，地衣如毛毯之类。 丁，衣箱等 戊，酒壶 已，食器棚 庚，牛乳壶 辛，如几，并列茶瓶乳碗。 壬，水桶，通常与牛乳的容器兼用。 葵，牛粪笼 子，木几（高五六寸） 丑，炉灶 寅，不洁的寝具及衣类 卯，土间（与地衣相接之处，以土作界。然移转式包则无此等设备） 辰，空间 乙，主人的寝台 丙，毛毡 丁，衣箱及食器 戊，酒壶 己，食器棚 庚，衣物架 辛，水桶 壬，炉灶 葵，燃料 子，木几 丑，土间 寅，入口 由包门到包中央之间，有长七尺，宽三尺的土间。土间中央安放炉灶，灶高一尺余。架系一圆形的铁圈，（第三图）下烧兽粪，烟从顶孔喷出昼以炊与取暖，夜以借光。（我们在百灵庙时所住的甲种包内，正中有木框，方二尺余，中有空地，一切秽物，倾弃其中。） 迁移时，毡包的拆建，大都出于妇女之手。我们在百灵庙时曾看见男子搭包，先立架，后上顶，后围毡，然后由十数人在包内举之而行，至于相当地上。包内一切事物，亦皆由妇女料理，男子只从旁扶助而已。 包外庭院的配置，亦有一定的形式。普通则包外围以方形或圆形的榆枝棚或柳条棚。棚前堆积兽粪，以供燃料。亦有建筑小土屋以储藏物品的。小屋的周围，绕以树枝扎成的围墙，以列置车辆。包外的配置，如第四图： 乙，牛的围场 丙，羊的围场 丁，牛粪 戊，水桶 己，车辆 庚，系马场 每户有车五六辆乃至十数辆，排列于屋包的周围，作大圆形，并将牛羊的围场包含在内。 蒙古包虽只是蒙古人衣食住行中的住居一项，但已是蒙古物质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这种住居的方式，与蒙古人所处的物质环境相当，亦和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当。亦可以说，他们的生产，决定了他们的住居方式；而他们的住居方式，又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组织。以现代生活的眼光看去，这种生产和住居方式，若不先谋改良，则蒙古社会文化的进展，是很难谈到的。 根据我们三天借住的经验，以及三天内与蒙古新青年谈话中所得的印象，我们觉得：第一，关于住居方面，这种毡房的住法，不合于卫生。蒙地生活异常艰苦，体质弱者已早在淘汰之列。其强者又须抵抗种种疾病。如因席地坐卧有的湿气病，寒腿病等。因人畜居处密通，且无厕所之设备，而得的以虫蛹或排泄物为媒介的传染病。蒙地本无医生，而人民又因信仰关系，有病只请喇嘛祈祷，坐视运命之转移。凡此种种情形，均足以使其人口之自然增加受莫大的限制。 第二，因生业而形成的一般蒙人居住的情形，使他们根本不能有聚居的生活。蒙古内陆人民，因游牧关系仍须分居散处，人口密率极低。且因迁居无定，邮局，学校，亦不能设立。（西北天主教村落之多，传因外国教士本欲在蒙民中宣教，而教堂甫立，蒙人恐妨游牧，均携包远避，汉人乃附聚而来，耕田筑堡，遂成村落。）交通隔绝，民智不开，而文化的提高，亦受了莫大的限制。 因此，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政务设施，据说，即是首由改善蒙民现在的生活做起，要渐渐把蒙民从游牧生活改成定牧生活，从而调查户口，改良住屋，凿井，造林，而邮局，医院，学校，工厂等近代式的机关，亦逐步设立，使蒙民生活步步的趋于现代化，然后以现代的人民，来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以抵御现代化的强邻的侵略。这眼光是远大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在此谨祝这一切设计的成功！ 二十四年，二月十日燕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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